基礎設施的政治｜美國TVA的故事（一）：烏托邦與治理術

1934年6月6日，美國新聞界先驅、當時最著名的女記者希科克（Lorena Hickok）用基督教風格的語言，向時任聯邦緊急救濟署署長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報道了自己在東南部地區的國情見聞：“一個沐浴在金色陽光下的應許之地，正從田納西河谷近日貧窮、肮髒和不幸的灰色陰影中崛起。”[1] 她的考察對象正是羅斯福新政的寵兒——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

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33年正式簽署了國會法案，創建了至今仍是全美最大公共電力公司的聯邦機構TVA。作為第一批試圖把美國從大蕭條深淵中解救出來的公共項目，TVA領導了美國20世紀上半期規模最大，也許也是最重要的基建工程，其管轄範圍跨越美國東南部的七個州，主要負責設計、建造和管理田納西河流域内的水壩系統和電力運營，為後來全球主要河流的開發理念和工程建設提供了經驗範例。

TVA的範圍涉及田納西州大部和阿拉巴馬、密西西比、肯塔基、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佐治亞六州的部分地區，流域面積約為4萬平方英裡，受其影響人口約為600萬（1933年）。

長期以來，社會對基礎設施的認識多囿于較為局限的工程視角。随着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的深入，基礎設施正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前沿議題。曆史學、技術哲學、人類學、政治學等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開始反對純科學思維或純政策話語的簡單稀釋，越來越關注基礎設施在“治理術”層面的價值，特别是那些滲透并推動基礎設施建設、運行和擴展的知識/權力集合。在行動者網絡理論和新物質主義的視角下，基礎設施愈發表現為一種雜合網絡，其中技術與非技術要素擺脫了孤立并置的狀态，呈現為環境、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維度的交疊共存。

TVA是觀察20世紀基礎設施技術政治的典型案例，但并不是“技術”與“政治”兩個獨立封閉空間的簡單連接。與其延續現代主義“科學”與“政治”、“自然”與“社會”、“物”與“人”二元對立的宏觀假設，不如在具體的曆史中把握雜合網絡的增殖、分形與轉換。作為複雜技術政治網絡的“示蹤器”，TVA的理念與實踐串聯着美國現代性的危機與希望，屹立在環境哲學、技術理性、經濟理想、政治承諾、文化信仰、公衆消費的交叉點。它連接了以賽亞·伯林所說的20世紀人類曆史的兩大影響因素：改造人與物的科學技術，以及席卷全球的意識形态浪潮。

一、規劃自然：保育主義的遺産

TVA通常被視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擺脫經濟困境的國家試驗，但它并非心血來潮的新事物。從摩門教徒被稱為“上帝的河狸”起，一種救贖和改造并行的信仰就與美國水資源的開發緊密結合在一起。環境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帝國之河》，詳細描繪了現代治水社會在幹旱美國西部的形成。[2] 在這片幹旱缺水土地上，大規模灌溉的客觀需求難以通過獨立自治的個人主義得到充分滿足，國家憑此契機入場，并在專業知識和技術專家的幫助下，化身為自然和社會改造的總工程師。

20世紀聯邦政府對河流綜合開發和治理的興趣，延續了19世紀末保育運動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和呼籲。該運動的代表人物常常身兼三職，既是生态學家又是技術專家和社會進化論者，他們不僅認識到人與自然的依賴适應關系，還積極将環境保育議題引入公共政策讨論。通過實地調查和政治遊說，他們主張由聯邦政府而非私人公司實施國家對各種自然資源的整體規劃。其中，美國地質學家約翰·鮑威爾（John Wesley Powell）和林業科學家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理念與實踐，與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規劃原則最為密切。

約翰·威斯利·鮑威爾

吉福德·平肖

自1869年起，探險家兼地質學家鮑威爾前往美國西南部峽谷和河流展開實地調查。作為19世紀末美國西部流行的“雨随犁至”（rain follows the plow）氣候學理論的反對者，他認為農業的價值來自水而非土地，缺乏降水将嚴重妨礙農業生産力，農民的土地也将失去價值。鮑威爾通過調查發現，廣大西部地區的幹旱既有氣候原因，也有私有水權制度引發的社會原因。在西進運動時期，個人的拓荒冒險匹配了寬松的私有化政策：依據古老的河岸權制度，土地所有者有權獲得毗鄰區河道的水資源。這種先占先得的平等權，刺激了私人企業對大小溪流的争奪，零散和粗糙建造的灌溉設施造成了大量的水浪費，加劇了本就幹旱少雨的西部地區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鮑威爾在1878年發表的《美國幹旱地區土地調查報告》中指出，增加供水量和擴大灌溉面積是解決西部幹旱地區用水緊張的主要手段，并提出以分水嶺地區為基礎的灌溉系統概念。增加蓄水量需要在幹流修建大型堤壩，但在現實中，各支流上的灌溉點大多歸私人所有，水資源開發呈現出分割截斷式的格局。他在報告中強調，水權應該與土地所有權保持一緻，否則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個體農民依然會受到壟斷水資源的私人公司的壓迫。[3] 這份報告的直接産物是1879年成立的美國地質調查局。鮑威爾在履職第二任局長後，便制定了全國統一地形測繪以及在西部興建水利設施的聯邦政府計劃。1902年成立的美國墾務局，将他對西部水資源的開發設想變為現實，科羅拉多河上著名的胡佛大壩就是其代表作。

美國首任林務局局長平肖，同樣倡導實施全國自然資源的科學管理。他特别重視森林與國家福利之間的關系，希望在美國建立前所未有的“科學林業”。這裡的“科學”蘊含着一種充分合宜地利用自然造福公衆的工具理性，它關心如何能為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持續地開發各種資源。平肖不僅熱愛林木培育，還關心與林業相關的土地、礦物、溪流、農業、漁業、畜牧業等其他領域，并深刻意識到許多看上去獨立的資源管理問題，其實蘊含着某種統一性。因此，他希望聯邦政府設立一個中遠期的大規模協調管理機構，在全國範圍内管制各種資源的培育和開發。在他看來，對自然資源私人壟斷的自由放任阻礙了利用的效能和可持續性，其浪費和危害并不亞于破壞自然本身。

在環保功利主義的引導下，鮑威爾和平肖批評貪婪和無知對自然平衡的破壞，強調一種資源的利用效果很大程度取決于它與其他相關資源的協同程度。保育運動也宣揚了一種帶有社會工程色彩的技術政治信念：理想的社會秩序可以用技術手段實現，科學家和工程師憑借專業知識的輔助，應當且能夠對有限資源的有效持久利用做出正确決策；相較于商人，他們設計的政策更能為公衆帶來普遍利益。這種理念明顯與傳統的自由放任不同，它批評個人的短視行動，主張由政府實現技術專長、人民福利與科學規劃的和諧統一，它甚至從美國政治架構中汲取合法性。正如平肖在其代表作《開辟新天地》中所說：“‘合衆為一’（E Pluribus Unum）既是我們政治事務的基本事實，也必須始終是處理自然資源的基礎。許多問題彙聚成一個偉大的政策，就像各州彙聚而成為偉大的聯邦。” [4]

作為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的核心智囊團成員，平肖關于資源管理的主張推動美國在1907年成立内陸水道委員會，首先向廣大公衆提出了“流域綜合治理”的構想。26年後，該理念被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繼承。1933年5月18日的TVA法案規定，該局必須整體規劃田納西河及其鄰近地區自然資源的使用、保護和開發，包括改善通航、提供防洪、開發水電、保持水土、改良土壤、控制瘧疾、生産肥料、城鎮規劃、開發娛樂區等多項具體任務。“流域”在此既是一個科學術語，也是該機構得以成立的理由，它是由幹支河流、分水嶺、集水區和排水區共同組成的廣袤地理區域。作為一個基于水文特征和自然地形而非行政邊界劃設區域的專業組織，TVA擁有連接專業知識、物質力量與政治支持的權力，無論在管轄範圍還是項目執行力上，都遠勝之前的聯邦機構。

為了實現河流與土地、農業與工業、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TVA由總統在參議院建議和同意下任命的三人董事會管理。由于不隸屬于任何聯邦行政部門，它可以直接雇傭、訓練與管理項目所需的專家和工人。新的管理模式抛棄了因私人所有權和各州州界把河流分割為段的傳統，緻力于把水力開發變成國家事業。TVA的自然規劃原則可總結為以下三點：第一，必須整體地看待河流及其相關的地理資源，部門結構的設置應導向綜合決策和多任務行動；第二，自然形成的“流域”既是家園又是改造對象，人的角色同時被置于自然之中和自然之上；第三，原有的自由放任方式不僅是草率和荒謬的，更是一種無法改善地區經濟的可怕浪費。

在Joseph L. Parrish創作的宣傳漫畫中，TVA的流域圖被描繪為一支緊握電力的健壯手臂“The Vital Arm”（至關重要的臂膀），漫畫引用了羅斯福第一次就職演說的名言：“Nature still offers her bounty and human efforts have multiplied it. ”（大自然依然慷慨，人類的努力使之倍增）

二、辯護民主：電力政策的博弈

通航向來是過去田納西河開發的首要目的，因為這裡是連接東海岸與西部的主要商業水道。随着電力在工業應用的普及，人們愈發認識到蓄水發電的經濟和軍事價值。聯邦政府在1916年阿拉巴馬州一個名為“肌肉灘”（Muscle Shoals）河段附近置地建造大壩，那裡水位突降産生的急流不利于船隻航行。政府蓄水築壩的主要目的是生産一種美國當時急需的化學品——硝酸铵。它既含有南方棉花種植必需的氮，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炸藥的基本成分，其生産工藝需要充足且便宜的電力供給。

為了滿足對硝酸铵的需求，美國的農業利益集團和軍方聯合起來，在1916年國防法案中加入第124條款，授權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總統調查硝酸铵“最優良、最廉價與最可用”的生産方法，授權政府雇用官員機構在任何河流或公共土地上建造、維護和操作水壩、發電站和化工廠。鑒于戰争在新項目投産之前業已結束，如何處置“肌肉灘”遺留的尚未完工的大壩、工廠等政府資産，便成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博弈的起點。

20世紀20年代爆發了一場關于這些資産的歸屬與未來用途的争論。1921年，汽車大亨福特（Henry Ford）拟用500萬美元收購當時正在建設中的大壩來制造化肥和開發城鎮，其他電力公司也紛紛提出收購或租賃方案，但均因報價過低和用途低估被國會否決。内布拉斯加州參議員喬治·諾裡斯（George W. Norris）在該問題上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在1922至1928年間持續提案，勸說國會将政府資産交由聯邦化學公司、農業部或優先考慮公共機構的電力公司來經營。

随着1924年威爾遜大壩的竣工，諾裡斯參議員開始在提案中提及建造輸電線路的授權，以便政府廣泛分配這座大壩生産硝酸铵後剩餘的澎湃電力。他深刻意識到，隻有保障産銷電力授權的同時具備建造輸電線路的能力，公共機構才有可能争得電力政策的主導權。盡管提案屢被否決，但諾裡斯參議員的堅持不懈，直接影響了後來TVA項目最大政策推動者與聲望獲益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意見。

被譽為“TVA法案之父”的諾裡斯參議員的紀念郵票，背景是1936年落成并以他命名的諾裡斯大壩，羅斯福曾評價他為“the gentle knight of American progressive ideals”（美國進步理想的溫和騎士）。

随着1929年股票市場的崩盤，投資人對以電力大亨英薩爾（Samuel Insull）為代表的美國私營公用事業逐失信任。試圖競選總統的羅斯福借此機會開始宣講“新政”理念，猛烈抨擊胡佛政府漠視電力監管的消極态度。基于自由競争優于政府管制的政治立場，胡佛認為聯邦政府不能直接與私人能源生産商競争，因此主張把“肌肉灘”的剩餘資産出租給私人公司。而羅斯福則堅持電力是人民應得的公共資源，在1933年4月10日呼籲國會批準TVA項目的講話中，他公開且明确地把電力本身、電力開發及配電問題視為一個根本性的國家問題。

羅斯福擔任紐約州州長期間，便在好友諾裡斯參議員的幫助下，批評大型控股公司謀取高價電費。他在演講中常使用莫裡斯·庫克（Morris Cooke）的術語。庫克是與泰勒齊名的科學管理研究者，同時也是吉福德·平肖特在賓夕法尼亞州制定電力計劃的工程師，他所構想的大電力（Giant Power）計劃與羅斯福設想的全美四大水電計劃遙相呼應。在1932年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演講中，羅斯福曾把東北部的聖勞倫斯河、東南部的田納西河、西南部的科羅拉多河與西北部的哥倫比亞河的政府水電計劃命名為“國家标尺”（national yardstick）。

自1888年鮑威爾由國會授權進行灌溉調查起，反對意見就以“漸進的社會主義”（creeping socialism）為名，批評任何政府資助的大壩或水庫項目。對TVA來說，這種聲音代表了經濟危機發生後私人電力行業及其利益同盟的質疑。1933年法案的簽署并未終結公私電力政策的争議，反而各類訴訟、诋毀和禁令阻礙了TVA成立初期的運營。批評者表示他們并不反對政府積極承擔諸如保持水土、控制洪災和改善通航的項目工程，而隻反對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修建用于發電盈利的大壩，不僅因為田納西河谷地區經濟欠發達、建設成本高昂，還因為這種“新政”放任了政府對自由競争原則的壓制，進而把美國領向集權主義。

在私人公用事業的持續反對下，TVA的支持者清楚認識到，為了廣泛赢得公衆支持，急需一種面對指控時自我辯護的非精英主義話語。這個強大的武器就是“民主”。關于TVA的各種輿論宣傳突出表明了兩個論點：第一，工程師、建築師和電力專家的工作包括整個公共電力政策始終立足人民的利益，建築工人、商人和農夫都能充分認識到大壩對他們自身和後代的好處；第二，民主制度下的大規模規劃不僅是可能的也是有力的，偉大的國家工程可以用不同于納粹德國或蘇聯的方式而建設。這種民主話語滲透在TVA的理念與實際架構之中，包括一種被稱為“草根哲學”（grassroots）的基層組織管理模式。[5]

TVA董事大衛·利連索爾（David E. Lilienthal）1944年出版的暢銷作品《民主在前進》。

民主的辯護也通過其他媒介表現出來。這首先反映在該機構的标志之上，緊握住紅色電力符号的藍色拳頭下面寫着TVA的口号—— “全民用電”（Electricity for All）。其次，在大壩内部，發電廠房橫梁上也裝飾有“為美國人民而建”（BUILT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巨型刻字。此外，為了赢得田納西河谷人民的好感，TVA還積極将電力應用于本地居民傳統手工業的振興。1935年諾裡斯鎮模範社區設立的陶瓷研究實驗室，就是一項用電窯助力該地區高嶺土燒瓷業的說服策略。那些印着現代技術符号的手工陶瓷制品産生了奇妙的聯結感，比如側面畫着電線塔和大壩圖像的茶壺茶盤，以及裝飾有電燈和發電機的書擋。

三、體驗進步：技術力量的神話

TVA還積極運用進步主義的叙事串聯了美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發電機功率、電線裡程、用戶數量等數字語言之外，以水利和電力技術支撐的進步感也常常通過神話的講述方式呈現。例如，TVA宣傳影片的叙事結構就有意與19世紀的先驅者聯系起來，暗指過去在新大陸上依靠斧頭、步槍和犁的拓荒精神，如今正在被當代的工程師用挖掘機、推土機、電鏟繼承。為了表達TVA對自然力量的馴服，宣傳冊上常常并列放置兩張圖，用來解釋流動的水如何被轉化為人民的仆人：一張是肆意沖毀土地和家園的水災照片，一張是高塔和電線串聯起來的電網示意圖，二者展示了“不受掌控的力量與受控制的力量”的對比。

TVA的宣傳小冊子《邁向一個電氣化的美國》（Toward An Electrified America）的插圖。

通過把早期的河谷描述為失去的伊甸園，大壩在河流中造成的物理“截斷”，被一種曆史的連續性彌補。作家兼經濟學家斯圖亞特·蔡斯（Stuart Chase）在參觀TVA專題展覽後寫道：“從大煙山到肯塔基州的低地，流動的田納西河跨越了像英格蘭一樣大的盆地。我們的先祖發現了它，定居下來，熱愛它，然後開始破壞它。随着犁和火的使用，大自然微妙的平衡被破壞了。土壤大量流入大海。森林被洗劫和燒毀。水的财富被人為的洪水沖走了。八年前，山谷人民和美國政府共同努力扭轉這一悲劇，并再次與自然和解。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是他們執行這次任務的代理人。” [6] 這裡絲毫感受不到混凝土或電線塔等現代技術的突兀，相反隻有TVA作為連接過去和未來搭建的神聖性橋梁。

1941年4月30日至6月7日,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TVA建築與設計展覽。展覽以圖表、照片、影片和比例模型的形式展出大型水壩的壩體、船閘、起重機、發電廠房、訪客中心等建築。

在這些宏偉現代混凝土建築的内部，也有精心引導參觀者的公共藝術作品。例如，位于田納西州東北部的布恩大壩創建于1952年，在其訪客中心布置着一幅極有代表性的壁畫。這幅壁畫從構圖的左側開始，向觀衆展示了三個重要的男性形象：最左邊的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戴着标志性的浣熊皮帽子，是美國家喻戶曉的著名拓荒者與探險家；居于壁畫中間的人物是正在指揮工程建設的TVA工程師；而最右邊的男人則是在大壩竣工後捕魚的漁夫。三個人之中隻有布恩的臉是側向觀衆可見的，他手中的槍被工程師手中的技術圖紙以及漁夫手中的魚竿和漁網所取代，象征着從拓荒先驅、技術專家再到休閑愛好者的身份轉型過程。

布恩大壩訪客中心的壁畫，由TVA聘請的專職藝術家羅伯特·伯德威爾（Robert Birdwell）創作，具有豐富多彩的現代風格。

這幅由短篇故事拼接而成的壁畫精心安排了觀衆的視覺軌迹，用電影場景的方式彙聚了不同時代的主人翁，召喚出遊客與TVA自身曆史以及美國國家曆史的現場共鳴感。從視線引導方向來看，與19世紀帶領人民穿越荒野向西邁進、走向安全和繁榮的原始人設不同，壁畫中的布恩并不是積極開發田納西河的中心人物，他的角色功能更像是介紹故事背景。曆史英雄沒有将他的追随者引向西部走向樂土，相反他站在壁畫的左邊，以朝向東邊的身形姿态延續了TVA對“美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續寫。傳統和現代的元素在此交相輝映，以一種古典但方向相反的形式延續了“昭昭天命”的劇情。

相較于通航和防洪，發電才是TVA最具現代性的功能，正是電力為白白流掉的水和無所事事的人帶來了新生。在TVA的叙事語言中，出于可運輸、可分割與普遍适用等特點，電不僅是人類力量的倍增器，也是廣泛增加社會福利最有前景的能量形式。在1936年第三次世界電力大會及其國際大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羅斯福作為東道國代表，就明确地從社會變遷的角度指出電力相較于蒸汽的優勢。他将蒸汽機與工業革命聯系起來，卻将電力與社會革命聯系起來。這種對能源技術優勢的論證蘊含着政治承諾，他對電力的贊許直指蒸汽時代因工業集中導緻的壟斷，他批評私人電力行業的墨守成規和無視社會效益。

鑒于光的比喻，電的進步性也經由一種傳統的基督教式語言表達出來。南方盛行的基督教救世主義語言，是TVA解釋公共電力政策為何能帶來社會正義的重要手段。在一本名為《上帝之谷》的文學作品中，田納西州人民的救贖與基建工程糾纏在一起。該書用聖經式的寫作風格将TVA的工程師比作“傳教士”，在“閃電照亮了世界”、“南方的希望”等箴言式标題下，把“應許之地”和“國家規劃”串聯起來。在本書的結尾處，還以寓言的形式策劃了一場上帝與撒旦的對話，内容大緻是撒旦不相信人類能改過自新不再破壞生态，而上帝則從TVA的工地那裡看到了人類還有希望，因為工人正在“以上帝喜歡的方式移動水和制造光”。[7]

為駁斥私營電力行業的批評質疑，TVA急需把電力從奢侈品變為必需品。鑒于電力無法大量存儲的特性，關鍵不是去建造更多水壩、發更多的電，而是刺激更多消費與更低發電成本之間的積極循環。換句話說，電力用得越多費用就越便宜。該策略預告了電力将要流入的地方，開啟了田納西河谷地區的農村電氣化運動。TVA通過複制電力大亨英薩爾和福特的商業模式，利用降低價格、積極宣傳和開拓新市場的組合拳政策刺激電力需求的增加。1933年12月19日，由董事大衛·利連索爾（David E. Lilienthal）籌劃的家庭和農場電氣化局（Electric Home and Farm Authority, EHFA）通過羅斯福總統的行政命令成立，該機構專門負責刺激低收入群體購買生産和生活電器。

作為TVA的金融部門，EHFA用提高購買力的方式開拓電力消費市場，包括提供低息貸款或補貼、向通用電氣等制造商訂制廉價精簡版電器型号、建設示範家庭和農場等等。其中，家用電器構成了投射與延展大型基建項目進步主義體驗的連續體。電燈、電冰箱、電爐、電動擠奶器的琳琅滿目，不僅承載着“美國式現代化”的價值體系，也深遠地引發了一場鼓勵能源密集型消費的日常生活革命。在大壩所在的市鎮，裝備有新型電氣化設備的模範房屋形象古樸但功能現代，電力在此空間内被轉化為洗滌、熨燙、照明、取暖、烹饪、制冷的各式器具，不僅是時尚、衛生與便利的象征，也是通過技術手段彰顯時代進步和制度優越的證據。

TVA的标志被印刻在精簡版高性價比的家用電器型号之上，鼓勵消費者提高用電量。

餘論

在羅斯福新政的“字母湯”中，TVA無疑是一個特殊而意義深遠的存在。1933年，年輕的美國記者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在為《财富》雜志撰寫的專題文章中，便使用了“烏托邦”的概念表達了他對TVA 項目的熱情。作為一場在區域治理層面強化國家力量的試驗，該機構以水電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把經濟危機的解決方案寄托于一種彙聚環境、經濟、社會、文化的改造工程，為基礎設施的技術政治議題提供了充分的例證。

首先，TVA繼承了保育運動積極開發和利用自然的環境哲學。在資源綜合管理理念的指導下，整體而長遠的政府規劃深刻改變了田納西河流域的社會地形。就打破州界的國土治理而言，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重要性堪比美國20世紀50年代修建的州際公路系統。其次，為了平衡各類專家與技術官僚的精英主義話語，TVA通過呼籲實施公共電力政策，把“人民利益”和“基層民主”的概念全面引入與私營公用事業集團的博弈之中，這類辯護廣泛使用有形媒介載體，為農村電氣化運動以及“新政”賦予政治合法性。此外，進步主義的意識形态連接了基督教與西進運動的叙事元素，将現代技術與社會更新聯系起來，最終通過消費市場的刺激，創造了一個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現代意識形态圖景。

對TVA技術政治網絡的追蹤，也為我們思考國家利益的物質性延展打開了全球化的空間。二戰結束後，基礎設施援助開始以“發展”為名正式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幫助美國打造全球領導者的國際形象，TVA逐漸從遊客參觀景點轉型為正式的專家訓練所，有組織地接待和培訓了其他國家對大型水壩感興趣的技術人員。憑借着流域綜合治理的理論，以及借助國家力量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TVA的經驗被描繪為一條戰後建設新世界的坦途。在與蘇聯競争世界霸權的冷戰時期，TVA模式的全球增殖深刻參與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話語權秩序，也讓水利和水電基礎建設日益成為美國向世界投射意識形态願景和影響力的地緣政治工具。[8]

參考文獻：

[1] Lorena Hickok, “Letters from the Field: Reports o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2] [美] 唐納德·沃斯特：《帝國之河：水、幹旱與美國西部的成長》，侯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

[3] John Wesley Powell, Report on the Lands of the Arid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9, p. 41.

[4] Gifford Pinchot, Breaking New Ground,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1987, p. 324.

[5] David E. Lilienthal, TVA: Democracy on the March,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 1944, p. 75.

[6] Sarah Newmeyer,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Press Release 325220, April 28, 1941, p. 3.

[7] Willson Whitman, God's Valley: People and Power Along the Tennessee River,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39, pp.304-305.

[8] Finer Herman, The TVA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Montreal: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