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侍從主義（Clientelism）是排他主義的目标定位（particularistic targeting）和條件性交換（contingent exchange）的結合，在各種政體和文化背景中都存在。本文考察了侍從主義的起源和作用，關注侍從主義與民主、經濟發展、問責、腐敗、公共物品提供等多種政治和經濟結果的關系，概述了現有的實證和理論挑戰，最後強調了近年來學術界在數據收集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創新。
作者簡介:
Allen Hicken 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 政治學系
編譯來源:
Hicken, A. (2011). Cliente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4(1), 289–310.
本文作者：Allen Hicken引言
侍從主義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下都存在，它與發展和民主的關系也是衆說紛纭。本文首先讨論侍從主義的定義，試圖在一系列相關概念中定位侍從主義。接下來，我們讨論近年來文獻所關注的主要問題：為什麼侍從主義會出現？如何解釋侍從主義的時空差異？經濟發展和民主如何影響侍從主義？侍從主義又會帶來何種政治經濟結果？
何為侍從主義侍從主義在文獻中被頻繁使用，但是極少有學者給出清晰定義。不過，這些研究也指出了侍從主義的核心要素：二元關系（dyadic relationship）、條件性（contingency）、等級制（hierarchy）和重複性（iteration） 。
二元關系 早期學者關注施加恩惠者（patron）和侍從的直接關系，而近年來學者更多關注經紀人（broker）和網絡（network）的作用，讓施恩者和侍從在沒有或較少接觸的情況下形成二元關系。侍從主義從國家政治高層一直延伸到地方層面，金字塔頂端的資源被引導到下方，而選票和各種形式的忠誠則向上流動。施恩者依賴地方社區中有一定地位并深深融入當地網絡的經紀人，如政府官員、土地所有者、商人等。
條件性 施恩者和侍從之間的交換是對互惠利益以及可信承諾的直接回應。交換屬性将“侍從主義”和其他政治上的排他主義區分開來。侍從主義中，施恩者隻向支持者提供福利，侍從者隻在有利可圖時選擇支持。用于交換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質的（金錢），也可以是非物質的（住房醫療資源、保護）。雙方的交換未必是同時的，允許一方存在滞後。
等級制 施恩者和侍從之間往往存在社會地位的上下關系。既有文獻雖然沒有指明這一點，但是雙方關系的不對稱性是廣受認可的——施恩者擁有侍從所缺乏的信息、資源或聲望。侍從關系就像是颠倒過來的委托-代理關系，即施恩者讓侍從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重複性 區分侍從關系和賄賂（bribery）的是其重複性，每一方都會對未來的行動有所預期。侍從主義中，交易的非同時性要求一方相信另一方能夠履行諾言，在持續的互動中這種信任會加強。為了讓侍從關系繼續下去，必須同時有可預測性和監視：恩惠會如何影響侍從的行為？需要施加多大的恩惠？侍從真的會如其所願嗎？反複互動可以讓政治家看到哪些選民可以被左右，克服選舉中無記名投票的限制。
意志（volition）維系侍從關系的粘合劑是什麼？權力、需求還是自願的義務？退出侍從關系的成本有多高？有學者認為，侍從主義是自願的，成功的侍從主義交易是一種相互加強的均勢，如果雙方對關系的性質不滿意，都可以自由退出。也有觀點認為，侍從會由于暴力威脅等負面後果而失去自願退出和發聲的權利，施恩者可以強制侍從遵守規定，甚至排除競争者的加入。
侍從主義 VS 其他類型的交換 定位恩惠目标的标準将侍從主義和其他政治交換區分開來。政黨可以用不同的政策來吸引不同的選民，但侍從主義的獨特性在于，選定目标的主要标準是政治支持（尤其是選票），而不是成員資格，隻有真正投票的人才能獲得恩惠。而在非侍從主義的交換中，具有特定成員資格的所有人都能獲得恩惠，而不限于那些投票的人。所以，俱樂部物品（club goods）到底是不是侍從主義的，取決于施恩者能否嚴格根據過去或承諾的政治支持來自由裁量利益的分配對象。此外，侍從主義如何區分于恩惠主義和購買選票（voter buying）？恩惠主義（patronage）和侍從主義的主要區别在于：前者隻限于用公職交換政治支持，而後者包括更多其他資源，侍從主義是更加寬泛的概念。侍從主義和購買選票（vote buying）的區别在于：（1）恩惠必須有明确的目标（2）侍從隻從一個施恩者那裡受到恩惠（3）施恩者會監視侍從的行為。
侍從主義和民主
侍從主義研究可以分為三類。第一種把侍從主義視作前現代社會政治關系的殘留，認為它會在現代化過程中自行消失；第二種關注侍從主義如何适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在多種曆史和政治背景下普遍存在，并将其作為一種明确的策略進行分析，強調比較研究和政治制度的作用；第三種，也是最近的研究，嘗試建立侍從主義的起源和影響的一般化的結論，關注侍從主義如何在國家間和國家内變化，以及侍從主義和民主的關系。 侍從主義的政治功能在不同政體有所差異。在民主政體中，侍從主義是建立忠誠的支持網絡的工具，而在威權政體中，侍從主義有助于建立社會經濟對政權的依賴和屈從。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競争的成熟程度，具體來說便是以下兩個條件：(a) 政黨集團之間勢均力敵 (b) 搖擺選民的數量足夠大以影響選舉結果（Kitschelt & Wilkinson 2007a）。有學者認為，激烈的競争有助于防止侍從主義的出現（Geddes, 1991）；也有學者認為，在侍從主義已經很普遍的地方，面臨激烈競争的政治家會增加這種策略的使用（Keefer, 2006）。不過，政治家經常同時把搖擺選民與核心選民作為恩惠的目标。Dunning and Stokes (2010) 認為，經紀人傾向于以核心選民為目标，以較低的成本建立侍從網絡；政黨領袖傾向于以搖擺選民為目标，增加勝選的可能性。最後，就侍從主義和政策訴求兩種策略來說，政黨競争越激烈，就越要吸引冷漠的邊緣選民，侍從主義策略的成本就越高，維持侍從關系的難度也更大，政黨就會傾向于選擇用政策來吸引選民。
發展與侍從主義
經濟發展如何影響侍從主義？學者發現，侍從主義在發展中國家更為普遍，貧窮的選民比富裕的選民更容易受到影響（Brusco, 2004）。這一關系的機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關注發展對選民的侍從主義感知的影響，一類關注施恩者提供好處的能力。
發展如何影響選民對侍從主義的看法？第一，當收入增加，邊際效益逐漸降低，政客就會更多向窮人提供恩惠，而窮人的風險偏好是更保守的，短期的侍從恩惠會更吸引他們；第二，随着收入差異的拉大，選民對不同恩惠的偏好的差異也随之加大，選民全方位地受到宏觀經濟的影響。相對于提供更廣泛的集體利益和政策的候選人，隻承諾侍從恩惠的候選人的吸引力會大大下降。
發展也能影響施恩者的成本與收益。第一，選民收入增加，政客必須不斷增加投入，施恩成本随之增加，其他策略就會更具吸引力；第二，發展帶來更高程度的選民流動性，讓侍從關系的維持和監管更加困難；第三，高成本侍從網絡會帶來負外部性，如經濟下行和選民對腐敗和尋租的不滿。
不過，對于這兩類機制，也存在競争性解釋。比如：既然選民之間差異加大，流動性加強，那麼他們對于侍從主義的态度，所需要的恩惠的程度也會出現差異，反而可能導緻侍從主義的加強。
在侍從關系中，施恩者必須掌握實現一定的政治資源來滿足侍從，不然政黨隻能選擇用政策綱領來吸引選民。影響公共資源的關鍵因素是官僚自主性，當官僚自主性低，即政治化程度很高時，政治家就能夠把大量國家資源用于侍從關系中（Piattoni, 2001b）。但是這一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會放棄侍從主義。Keefer (2006) 反駁認為，一旦選民将良好的成果歸功于官僚機構，政黨就會轉向侍從主義以攬下功勞，所以高素質的官僚機構并不會帶來政策主導的政黨。Bustikova (2009）發現了官僚質量（公共物品提供）和侍從主義的負向關系，但是無法證明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順序。
侍從主義與發展結果
相對于掠奪性政治制度來說，侍從主義在再分配和社會福利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也是從國家獲取交易利益的一種重要機制，把國家層面的改革物品分配給地方選民。
然而，文獻中的共識是相反的。侍從主義對民主運行、公民對民主質量的态度以及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首先，侍從主義會颠覆民主中的問責。政客迫使選民放棄其政治權利以換取恩惠，選民反而成為被政客問責的對象，導緻選民更加憤世嫉俗（Stokes, 2005）。其次，侍從主義阻礙了政治制度的發展，加強了在職者優勢，削弱了官僚的控制權和監督權，縱容尋租的泛濫，阻礙信息傳遞的自由（Keefer, 2006）。再次，侍從主義還被發現與公共預算赤字和公共部門的低效高度相關，沒有明确目标群體的公共物品缺乏提供，而針對侍從目标的公共物品則過度提供（Hicken & Simmons, 2008）。最後，侍從主義和腐敗高度相關。一些侍從網絡的建立可能是非法的，施加恩惠很可能會促使政治家非法集資，或者帶來一種無視法律的政治文化（Singer, 2009）。
結論
近年來，對侍從主義的研究進展快速。傳統上，地方或國家層面的案例研究是主要的研究取向，但是它們得出的結論不具有一般性，對因果的分析也比較欠缺。最近的研究采用新的方式處理案例：比較的時空範圍拉長，更強調假設的提出和經驗驗證。民意調查和實地考察的方法得到應用，杜克大學專門收集了跨國問卷，構建了關于侍從主義的數據庫。侍從主義的測量是最主要的困難，學者們常用各種代理變量，如圖1所示。公共部門的規模是最為常用的變量，但是隻抓住了侍從主義交換的一種可能結果，本文已經清晰指出，施恩者給出的不僅僅是公職。
就這一話題，尚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什麼決定了政客的目标群體是核心選民還是邊緣選民？哪些因素影響了政客在侍從主義和其他策略之間的抉擇？政客如何決定其恩惠的形式和量？為什麼有些國家的侍從主義延續如此之久，而有些國家很快就完成了轉型？侍從主義和政黨體制的關系是什麼？未來要更多把“制度”納入侍從主義的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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