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事,在戰與耕,對于養育了如此多人口的中華文明來說,讓人民得以溫飽而又安全的生活,是證明一個王朝合法性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如何在扶持勞作的同時維持數量龐大的軍隊,就成了古代王朝不可回避的課題。
面對周邊虎視眈眈的國家,中原王朝必須能完美地調動每一個可以作戰的壯丁,而對于農業國家來說,壯丁參軍必然導緻勞動力的缺失,那麼,如何建設一個既能保持戰力,又可維持生産的軍事武藝制度呢?同時,作為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如何在保證中央權威的同時保證軍隊靈活強大呢?唐開始了它的探索。
府兵制
欲論唐代的軍事武藝制度,則必要從南北朝時期說起。
公元564年,玉璧之戰爆發,東魏軍隊包圍了西魏的玉璧,孤城被困,似乎下一秒便是城破之時。
誰知,東魏圍困了五十天,死亡士卒七萬人,仍未攻克,戰争以東魏的失敗告終。
讓人們記住這場戰争的,是守軍頑強的抵抗意志和巧妙嚴謹的守城策略,不過,真正的戰争往往不從宣戰那一刻開始,而是始于漫長的備戰之中。
支撐西魏勝利的不僅僅是戰時的指揮得當,更是一套先進的兵制——府兵制。
府兵制以均田制為經濟基礎,在均田制的框架下,原本流離失所的人被授予了土地,這樣,曾經難以被國家掌握的流民被束縛在了土地上。
既然人口固定下來,國家便可以以土地為線索進行征兵了,在之前,來去不定的流民難以招募,而現在,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無處可去,隻能靜靜等待。
這樣,安于土地的農民成了充足穩定的兵源,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的府兵制,讓軍隊組織度大大提升,西魏得以勝利。
府兵制的優越性不僅在于兵源上,還在小農經濟時代上,農業生産天然地以家庭為單位,而府兵制中一人入伍,全家入軍籍,為了保護自己的農田和生活,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不再有後顧之憂的士兵得以更加積極地作戰。
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府兵制名義上是皇帝的禁軍,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據的産生。
再經過隋代的一系列建設,到唐代,這一制度漸趨成熟,在唐代,軍人既是作戰單位,也是生産單位,做到了耕與戰的平衡。
在唐代,骠騎﹑車騎府的名稱得到了恢複,這樣對軍隊的組織不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式,而是借助“府”的劃分得以有脈絡地高效組織。
憑借這樣的制度,新生的唐在對突厥的戰争中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唐終于一改南北朝時期中國文明的頹勢,漸漸武德充沛了起來。
府兵制的弊端
然而,随着時間推移,曾經龐大帝國的細微不足遲早會發展成頑疾,府兵制的弊端也漸漸體現了出來。
土地兼并嚴重削弱了府兵制的經濟基礎——均田制,于是,失去經濟基礎的府兵制逐漸衰落。
伴随着均田制一同破碎的,是府兵的社會認可,而這一切僅僅是崩潰的醞釀階段——它還需要一個更直接的原因來加速消解,随着戰線的延長和戰事的頻繁,原本可以輪番休整的府兵卻不得不長久戍守,壓抑的生活緻使大量府兵逃亡。
府兵制幾乎将要迎來終局,唐帝國的命數卻沒走到盡頭。
兵制的改革和兵募制的興起
在實行府兵制的同時,唐還施行着另一項征兵制度——兵募制。
兵募征召的士兵多為臨時征召,比府兵制更加靈活,戰後士兵回鄉,國家也不必有養兵的負擔。
這樣的組織方式是對府兵制的有效補充,當府兵僵硬的組織框架無法靈活運轉時,兵募制為唐朝的征兵制度注入了活力。
但是,兵募制和府兵制一樣,在漫長卻又激蕩的曆史中逐漸顯露了其弊端。
在前期,國家尚能支付士兵不菲的勳賞,但随着帝國越發臃腫,有功而不賞,有賞而不公的情況屢見不鮮,曾經受人尊敬的兵士逐漸被作為奴仆被驅使,失去了其應得的尊嚴。
同時,兵募制也迎來了和府兵制一樣的窘境——均田制的消解抽空了其經濟基礎,而長年的征戰把士兵的流年和希望全然空付在了荒蕪的邊疆。
募兵制
當兵募制和府兵制走向衰落後,新的制度取代了二者——募兵制。
軍隊訓練度的下降時刻動搖着唐的安全,于是,唐帝國采用了新的征召方式——唐開始以新的方法招募士兵,這些新兵被稱為長征健兒,在生産上,他們不必種地納稅,衣食皆由國家負責,在家庭上,其家屬可以随軍,進一步保證了士兵沒有後顧之憂。
在這樣的制度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提升,唐取得了一系列軍事勝利,進入了其軍事上的全盛時期。
此時的唐代開始了大規模的對外用兵,唐以她獨有的優勢與氣魄加入了争奪西域這個貿易要道的角逐。
公元715年,監察禦史張孝嵩與安西都護呂休率旁側戎落兵萬餘人,擊敗吐蕃大食聯軍,奪得中亞重要的屬國拔漢那。
公元717年,公元722年,唐帝國又多次擊敗吐蕃軍隊。
終于,在新制度的作用下,唐迎來了它“兵氣擁雲間”的時代。
中央和地方的平衡
募兵制解決了軍隊組織的問題,但是,強力的軍隊如同鋒利的刀劍,在俠客手中可以護佑百姓,在盜賊手中,卻極易為害一方。
如何保證軍隊這把利劍緊緊握在中央手中,而不會成為地方割據的利器呢?唐朝又開始了新的制度建設。
唐朝設計了監軍制度,監軍制度運作的原理很簡單:既然軍隊可能背離中央,那為什麼不從中央派人安插進軍隊,以實現監察的目的呢?
不過,簡單的原理一旦進行實踐,便會不可避免地暴露許多問題。首先,誰來擔任監軍?
唐朝想到了宦官,宦官和普通的官員不同,官員的權力未必全部源于皇帝,文化上賦予的使命感和現實上的種種複雜關系讓官員不完全是皇帝的重視努力,但宦官不同,宦官的存在完全是因為皇權的存在,宦官的存在基礎正是皇權本身。
宦官不必顧及地方的種種關系,也無須堅守文化賦予的尊嚴,宦官是皇權的産物,因此也必然對皇權忠誠。
但确定誰來擔任隻是萬千要題中的一個,監軍監督軍隊,那麼誰來監督監軍?監軍的監督權和将領的指揮權如何實現平衡?
這些問題都關乎着帝國的命數,但随着帝國的疆域逐漸擴大,帝國的機構逐漸臃腫,這些問題漸漸在勝利的歌舞聲中被忘卻了。
就這樣,監軍制度似乎真的保證了軍隊對中央與皇權的忠誠,于是,唐帝國的統治者們漸漸在頻繁的勝利中陷入迷夢。
尚武文化
訓練了有力的軍隊,并将之牢牢握在手中,唐的軍事武藝制度似乎接近完備了。
但是,任何完備的制度都需要完善的文化氛圍才得以生根發芽,唐在确立一系列制度的同時,也營造着尚武的文化。
尚武精神的營造得從科舉制度為切入點,彼時的科舉制度還不是隻讀聖賢書的内卷遊戲,武舉有着濃墨重彩的一筆。
武則天稱帝之後,開設武舉,考試科目不僅僅有步射、馬射、馬槍,甚至還有負重,盡管很少有名将來自武舉考試,不過,武舉成功帶動了唐朝的尚武風氣。
和武舉制度一道的還有少數民族文化的流入和募兵制的完善,尚武的文化賦予了此三者生長的土壤,而此三者的完善又把尚武文化推到了新的境界。
小到風靡民間的拔河,充斥着尚武之風的詩歌和小說,大到對外戰争的骁勇善戰,唐朝的尚武之風貫穿了整個大唐氣象。
尚武之風帶來的不僅是軍事勝利,更是一種文化自信,在尚武之風的影響下,唐朝重現了“一漢當五胡”的局面,唐在文化上空前地包容,而卻又空前地自信,唐的文化多元不是妄自菲薄地學習外來,而是海納百川的豪邁氣概。
畸變與衰落
盡管唐的曆史如此輝煌,但唐無法超越封建王朝的藩籬,唐在封建的框架内做到了極緻,但它終究還是一個封建王朝,如同所有封建王朝一樣,唐迎來了它的終點。
盡管募兵制征召來的士兵因不參與生産更具戰鬥力,但作為代價,國家也必然承擔巨大的養兵負擔,在繁榮時期,國家尚有能力保養這些戰争機器,但随着土地兼并和腐敗的加深,國家被一點點掏空,龐大的戰争機器成了國家巨大的财政負擔。
不參與生産的士兵便自然以當兵為業,這使得從軍也世襲了起來,當征兵的使命被交給節度使,世襲帶來的忠誠也慢慢轉移到了節度使身上,于是,中央對兵權的掌握被削弱,節度使逐漸成為割據勢力。
另一方面,監軍利用其權力在軍隊上指手畫腳,監軍的處處插手導緻了軍隊指揮遲滞,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而監軍本身卻缺乏監督,于是,權力造就腐敗,原本用以抑制腐敗和自重的機關,此時成了最腐敗的機關。
就這樣,越發嚴重的土地兼并,越來越擁兵自重的節度使,逐漸腐朽的官僚系統,這一切讓唐帝國迎來了它的落日。
像所有封建王朝一樣,唐直到滅亡都未能做到耕與戰的平衡,也未能讓中央集權和軍隊靈活全然地統一,但是,唐提供了極其有益的借鑒,在此後的幾千年,每個神州大地上的帝國都不可避免地沾上了唐的影子。
如果今天的我們做一次千年回眸,我們仍将流連于唐的氣象,唐不僅留給了我們一套精美的軍事武藝制度設計,還留下了更重要的衍生物——尚武精神。
參考文獻
《唐代藩鎮研究》
《淺議唐朝尚武之風向宋朝崇文之風轉變的緣由》
《中國古代軍事》
《中國軍事經濟制度史》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