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 C. 斯科特 | 城牆與文字：早期國家的形成

來源：三聯學術通訊

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國家隻要想占取資源，第一個條件必定是掌握可得到資源的“詳目”——包括人口、土地、作物産量、牲口、倉庫物資等。但是，這一套信息就好像是地籍勘察一樣，隻是對現狀的一次“抓拍”，很快就會過時。國家如要持續占取資源，就必須要不間斷的記錄保存——關于所交付的糧食數量，所履行的強制勞役，征調單、收據等。隻要某個政治體管轄衆多人口，即便隻是數千屬民，那麼隻靠記憶和口述傳統就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某種符号化的計數和記錄形式。

作者簡介

詹姆斯· C. 斯科特，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Sterling)教授，農業研究項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研究員和柏林高級應用科學研究所的古根海姆研究員。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以及東南亞研究會(Council o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at YCIAS)成員。1997～1998年被選為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主席。《國家的視角》出版于1998年，并在2000年獲比較研究學會的馬特·達根獎(Mattei Dogan Award)。

譯者簡介

田雷，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立法與法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先後就讀于南京大學法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系、耶魯大學法學院，2008年于香港中文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

·城牆與文字：早期國家的形成·

* 本文節選自《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曆史》第四章“谷物立國：早期國家的農業生态”，标題系編者所加。

城牆造就國家：保護以及封閉

在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上，最晚到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中期，大多數的市鎮就修築起把自己圍起來的牆。曆史上首次可見，國家長出了防禦性的軀殼。雖說市鎮的面積通常不大——平均而言就在10公頃至33公頃，但是建造并維護如此規模的防禦環線，即便開始時隻是零碎工事，也要求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一堵牆的存在，即便在最顯白的意義上，也能告訴我們，那裡有某種貴重的東西被保護或者控制起來了，讓牆外的人無法染指。牆體的存在，就是一種絕對可靠的指标，證明這裡曾出現過定居耕作和食物儲藏。而且，隻要這樣的城邦國家轟然倒塌，其城牆徹底毀棄，常年堅持的農耕也大概會從該地區消失，這好像又反過來進一步确證了上述關聯。在打垮一個市鎮後，征服者的通常做法就是要拆除它的城牆。很顯然，正是因為存在着貴重的、可掠奪的、集中放置在某處的資源，才會形成保衛這些資源的強烈動機。這些資源在空間上集中在一起，也因此讓保護它們變得更容易些，而它們的價值也對得起保護者的勞心勞力。我們看到，農民會想盡一切辦法，保護他們的田地、果園、家戶、糧倉和牲口，将它們作為生死攸關的問題，其中的邏輯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這麼說來，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立國之君要築起城牆，保護他的民衆，也就不足為奇了。單憑這一前提，我們是否可作如是觀，國家的創建其實是一種聯合的所造——是否也可說是一種社會契約？——其一方是種植農作物的臣民們，另一方則是他們的統治者（及其戰士和工匠），目的在于保護他們的收成、家庭和牲畜，免遭其他邦國或蠻族掠奪者的攻擊？

烏魯克，吉爾伽美什國王建造的第一個城市

但問題其實更複雜。就好像農民必須保護他們的莊稼，防範人類或動物界的掠食者，國家的精英統治階層也是如此，他們最為緊要的利益也在于守護手中權力的根基：在田裡種糧的農業人口，還有他們糧倉内的儲存、權益和财富，以及在政治和儀式上的權力。關于中國的長城，歐文·拉鐵摩爾還有其他觀察者都曾指出，長城之修築，其目的不僅在于把蠻族（遊牧部落）拒于牆外，還同樣是要将内部交稅的農耕者阻隔在牆内。所以說，修建城牆，其目的就在于把國家存續所必需的資源圍在牆之内。在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曾修築起據稱是為了防禦阿摩利人的城牆，而看城牆的設計，與其說是為了将阿摩利人拒于外（無論如何，他們當時已經在沖積平原上大量定居下來了），不如說是要把農耕者留在國家“區域内”。曾有學者指出，這些城牆之修造，其動力還在于烏爾第三王朝大規模的中央集權，現在有了城牆，一方面可以控制住流動人口，防止他們逃脫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則是要對抗那些此前被強行驅逐的人員，以防他們卷土重來。歸根到底，城牆“意在劃定出政治控制的邊界”。建造城牆的理由和功能，是為了控制人口，将人口限制在“牆之内”，這一判斷很大程度上要基于一個前提，就是民衆的逃匿乃是讓早期國家苦不堪言的軟肋——而展示這一現象，就是第五章的主題了。

文字造就國家：紀錄保留以及可識别

所謂被統治，

指的是每一種經營，每一次交易，

都必須被記錄、被登記、被統計、被征稅、被蓋章、

被度量、被編号、被評估、被授權、

被警告、被預防、被修改、被糾正、被懲罰。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

農民這個群體長期同田間地頭的國家統治打交道，故而向來都明白，國家就是一個記錄、登記和測量的機器。所以說，當政府的土地測量員來到家裡，手裡拿着測繪闆，或者走過來的是人口調查的工作人員，他們帶着自己的書寫闆以及問卷，前來登記家戶信息時，國家統治下的民衆也就心知肚明，征兵、勞役、土地征用、人頭稅，或者對農田開征新稅，這些麻煩事也就為期不遠了。他們隐約地感知到，在這一套以強力為基礎的機制背後，是成堆的文書工作：清單、文件、稅冊、人口名冊、規章、征用書、訂單——總之，大都是使他們困惑，在日常生活中見不到的東西。他們思來想去，堅定地認為文書文件乃是他們被壓迫的根源，也正是因此，許多農民起義要做的頭件大事就是把當地的檔案保管處付之一炬，燒毀其中保存的各類文件。農民這個群體領悟到這一事實，正是通過記錄的保存，國家才能看見它的土地和人口，故而他們也就斷定，蒙上國家的眼睛，讓國家看不見，就能結束他們的悲慘命運。古代蘇美爾人有句話說得好：“你上有國王，有領主，但你真正要怕的是上門收稅的。”

大約從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50年前後，美索不達米亞南部成為一處核心地帶，這裡正在進行着的，是多個相互關聯的國家建構的試驗。在這一階段，南部沖積平原就好像中國的戰國時代，或者古希臘後期的城邦階段，存在着相互敵對的城邦政治，見證了它們的興衰成敗。在這些國家中，最著名的是基什、烏爾，其中又以烏魯克最廣為人知。在這個地方，當時正在發生的是在人類曆史上真正開創新局面，也非同凡響的大變動。一方面，由祭司、強人和地方首領所組成的集團正在擴大其權勢範圍，原本以親族關系為基礎的權力結構，現在正在制度化。在曆史上第一次，他們的制度創造都出現在最終通向國家的路徑之上，當然，他們不可能用國家的概念來理解所發生的一切。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農耕者、工匠、商販和勞工都正在接受“改造”，成為被統治的屬民，且因此正在被統計，被征稅，被招募，被用工，臣服于一種新的控制形式。

古希臘斯巴達市集廣場，木刻版畫，1882年

大約正是在這個時候，文字在人類曆史上首次登場了。原始國家和原始文字的同時出現，讓人不由得出簡略的功能主義結論：國家的創造者也發明了記事的符号形式，對于治國而言，這些形式上的符号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做出如下的判斷應當不算太狂放——如果沒有某種數字記錄保存的系統技術，哪怕就像印加人那樣采取結繩記事的形式（quipu），即便是最早期的國家都是幾乎不可想象的。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國家隻要想占取資源，第一個條件必定是掌握可得到資源的“詳目”——包括人口、土地、作物産量、牲口、倉庫物資等。但是，這一套信息就好像是地籍勘察一樣，隻是對現狀的一次“抓拍”，很快就會過時。國家如要持續占取資源，就必須要不間斷的記錄保存——關于所交付的糧食數量，所履行的強制勞役，征調單、收據等。隻要某個政治體管轄衆多人口，即便隻是數千屬民，那麼隻靠記憶和口述傳統就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某種符号化的計數和記錄形式。

如要确立文字與國家行政之間的關聯，我們找到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在美索不達米亞，自文字出現後，這套符号最初就是被用于記賬，而至于那些我們通常與文字相聯系的文明成就，要等到至少五百年之後，才開始反映出來：比如文學、神話、贊美詩、王表與王室譜系、編年史，以及宗教文本。以《吉爾伽美什史詩》為例，這部恢宏壯闊的作品可追溯至烏爾第三王朝時期（大約公元前2100年），然而，此時距離楔形文字最初出現，被用在國事和貿易領域内，已經過了整整一千年。

來自蘇拉威西島的洞穴壁畫

楔形文字泥闆的寶藏被發掘出來，被翻譯出來，我們從中可以推斷出什麼，能否由此洞悉蘇美爾人真實的治理狀況呢？至少，這些記錄透露出某種巨大的努力，通過一套符号系統，讓一個社會及其人力和生産可以為統治者以及神廟人員所識别，并從社會中汲取糧食和勞力。當然，關于相當晚近的官僚體制，我們所知甚多，由此也意識到，一方面是書面的記錄，另一方面是實踐中的事實，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系。出于私利，或者為了取悅上級，文件可以是僞造的，或者被篡改過。很多規則和規章，寫在文件裡的時候是字斟句酌，然而到了現實中可能就變成了僵死的文字。關于土地的記錄，可能有營私舞弊，可能有所缺失，也可能就是太過模糊。國家記錄上的井井有條，就好像閱兵場上的秩序井然，往往掩蓋了在真實行政和戰場上随處可見的混亂。記錄所能告訴我們的，大緻隻是某種烏托邦式的治國秩序，其隐藏在做記錄的邏輯、記錄所用的分類、度量的單位，尤其是記錄所關注的事項裡。在這方面，不妨以我所認為的“軍需國家”為例，它們“眼中的一亮”是最有啟發的。作為這種期望的一個标志，蘇美爾文明中的王權象征就是“尺子和繩子”，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土地測量員所用的工具。隻要簡要讨論美索不達米亞和早期中國的行政實踐，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國家想象的運作。

有關行政事務的楔形文字泥闆，最早期的來自烏魯克（第四期），大約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3100年，而這些泥闆，除了清單還是清單——基本上都是記錄糧食、人口和稅收的。統計現存泥闆，其主題按出現頻率依序為大麥（作為口糧配給和稅收實物）、戰俘、男女奴隸。無論是烏魯克第四期，還是此後在其他的中心地帶，重中之重都是人口名冊。所有古代王國都有一個心頭執念，就是要盡可能地增加人口數量，人口的擴充經常高于開疆拓土。人口——無論是作為生産者、士兵，還是奴隸——都代表着國家的财富。烏瑪城，是烏爾的屬國，在其原址發現了大量的楔形文字泥闆，時間可追溯至大約公元前2255年，烏瑪是非常早熟的政體，占地面積達一百公頃，下轄居民大緻在一萬至兩萬名之間——對于管理者來說，人口不可謂不多。而在烏瑪城的“識别”工程中，關鍵的就是一項基于地點、年齡和性别的人口調查，以此調查作為基礎，分配人頭稅和勞役，征召士兵。它原本是“無所不包”的項目，然而很可能除了廟宇經濟和依附型的勞動力，從未在現實中得到落實。無論是神廟所有，還是私人所有，土地都要标明它們的面積、土壤質量，以及預期的作物産量，以此為基礎進行稅收的評估。在蘇美爾人所建立的政治體中，以烏爾第三王朝為代表，有一些很像是命令和控制模式的經濟——高度集權（至少在紙面上，其實是在泥闆上是如此），規劃嚴格，高度軍事化，看起來如同我們所知的古希臘城邦中的斯巴達。一塊泥闆上記錄着840份的大麥口糧，其分發十之八九是通過（批量生産的？）斜邊碗，可以盛放兩公升的大麥。關于定量供應，泥闆記錄中提到的還有啤酒、谷粒和面粉。成群結隊的苦力，無論是戰俘、奴隸，還是服勞役者，在記錄中更是随處可見。

在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為了處理勞力、谷物、土地和配給的計量單位，某種方式的标準化和概念化就是必須的，且構成了一整套的操作。要實現上述的标準化，早期國家必須發明出一套标準的命名法，将所有基本的類别包括進來，比如收據、施工指令、勞役通知等——而這一過程，是通過書寫或文字來完成的。起草一部成文法典，并适用于整個城邦境内，就取代了地方上口頭的裁判，而且成文立法本身就是一種消弭距離的技術，其力量可以支配早期國家并不廣遠的國土範圍。針對耕田、耙地或播種這些農業勞作的任務，國家發展出了勞動的标準，某種類似“工分”的設計也被創造出來，顯示出工作分配中的任務履行或拖欠。對于魚、油和紡織物來說，分類和質量的标準也有了詳細的規定，以紡織物為例，就是通過重量和密度來進行區分的。至于牲畜、奴隸和苦工，也通過性别和年齡加以分類。即便國家此時仍處在“襁褓”之中，它的占取之心就已顯露出來，總在設法從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處汲取更多的資源，而對于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統計學”也已經浮現出來。這種嚴格控制的努力雖思之令人驚歎，但至于它在田間地頭又要如何落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文字出現在中國的黃河沿岸，還要再等上至少一千年。中國的文字可能始于二裡頭文化區，隻是沒有證據遺存下來。舉世聞名的中國文字出現在商代（約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考古學家發現了用于占蔔的甲骨文。從那時起，經過戰國時期（約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國人一直在使用文字，尤其是用于國家管理的目的。不過隻有等到聲名顯赫、銳意改革但卻昙花一現的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才能最清楚地看到文字和國家建構之間的聯結。中國的秦，就像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第三王朝，作為一個政權，它追求系統化，迷戀秩序，展示出一種宏大至極的願景，要實現國家資源的總動員。至少在書面上，秦的雄心壯志一覽無餘。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索不達米亞，追究文字的起源，它從一開始就不是表達語音的某種方式。

對于秦來說，要追求标準化和簡略化，就要先完成一項工作，通過改革将書寫文字統一起來——最終，秦政權删消了四分之一的表意文字，使字的筆畫更為平直，并将其推行到國土的全境。由于中文的書面文字并不是某種方言語音的抄錄，所以中文與生俱來就有某種普遍性。如同别處的早期早成國家，秦所推動的标準化的過程，也适用于鑄币以及度量衡的單位，以之丈量土地，稱重谷物。之所以這麼做，目的在于廢除大量原屬地方的、各國間不相容的度量衡慣例，如此一來，中央的統治者才能史無前例地看清楚他的國家，知道他手中掌握的财富、物産以及人力資源。秦的理想不隻是成為一個強大的邦國——隻要偶爾向周圍一些半獨立的衛星市鎮索取貢品，也就心滿意足了，而是創造出一個大權集于中央的國家。到了漢代，宮廷曆史學家司馬遷回望曆史，就贊賞了商鞅在秦的成就，将秦王國變成了一部質樸的戰争機器：“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鬥桶權衡丈尺。”後來，就連勞作的規範以及工具也被标準化了。

秦統一文字前各國的文字殊異

早期國家處在列國的包圍中，所面對的環境是區域性的軍事競争，故而當務之急就是在自己的領土上壓榨出盡可能多的資源。這就意味着，要盡現有技術條件之可能，建立起一份盡可能完整的資源詳目，并随時更新。對于國家來說，能象征其權勢的，不僅是為數衆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還包括細緻的家戶登記，後者便于征收人頭稅以及征兵。戰争中抓來的俘虜，都被安置到距離宮廷不遠處，各種管理也限制人口的流動。說起早期農業王國，它們招牌式的治國之道就是讓人口留在原地，防止任何未經授權的遷徙。對于稅務人員來說，人口的流動和分散是件頭疼的事。

讓收稅官員欣慰的是，土地幸好不會移動。然而，由于秦承認私人對土地的所有，國家就要進行詳盡的地籍調查工作，在每一塊莊稼地與某一位所有者/納稅人之間建立起聯結。根據土壤質量、播種作物以及降雨量的差異，國家對土地進行分類，這樣一來，稅收官員就能估算出一塊地預期的産量，然後得出它的稅率。按照秦的稅制，還規定了對生長中的作物進行年度的評估，如此就可以根據實際的收成來調整稅負，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行文至此，我們都在關注國家官員的标準化努力，他們意圖通過書寫、統計、普查和度量衡，擺脫此前純粹的掠奪行徑，轉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汲取屬民的勞力和食物資源。早期國家總在進行種種努力，塑造所轄國土的地貌，使其更富饒、更可識别，也更适于資源占取，在種種舉措中，度量工程或許是最重要的，但卻不可能是唯一的政策。雖說灌溉以及治水并非早期國家的發明，但國家出現後，确實擴展了灌溉和溝渠系統，以促進運輸并擴大種糧土地的面積。隻要情況允許，早期國家也會對下轄屬民以及戰俘進行強制的重新安置，以增加生産人口的數量并加強國家對他們的識别。在很大程度上，秦之所以有“均田”的概念，就是為了保證所有的子民都有足夠的土地，這樣才有收成可征稅，才能形成征兵所需的人口基數。有秦一代，國家非常重視人口，這表現在國家不僅禁止民衆棄地而逃，還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對于生育的婦人及其家庭有稅收寬減的優惠。新石器時代晚期多物種混居營，是最早期國家得以發端的“内核”，但說起早期國家的治國之道，很多都是某種巧妙的、政治性的地貌改造，目的就在于促進對資源的占取：比方說，更大面積的糧田，數量更多、密度更大的人口，還有某種“信息軟件”，其編碼就是書寫的成文記錄，有了它，國家就能獲取更多更廣的信息。然而，成敗或在一線間，這種政治性的雄心壯志，追求地貌景觀的徹底改造，也導緻了最有野心的早期國家在彈指間灰飛煙滅。烏爾第三王朝癡迷于各項事務井井有條，其延續不過一個世紀，而秦代更是十五載而亡。

既然早期的文字是附随于國家建構的，兩者之間密不可分，那麼當國家消失時，文字會發生什麼變化？對此，我們所握有的證據着實不多，然而呈現出的迹象都是，如果沒有了官員體系、行政記錄以及層級間的交流，文字的讀寫能力就算不會完全消失，也會大大減弱。其實，我們對此不必訝異，畢竟，在最早期的國家中，能讀寫文字符号的，僅限于人口中的鳳毛麟角——其中大多數都是官員。從大約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古希臘的城邦聯盟崩潰，進入了我們所知的“黑暗時代”。當讀寫能力再度出現時，文字所采取的不再是“線性文字B”的舊形式，而是一套從腓尼基人那裡借來的全新書寫字母。當然，在那個過渡期，并不是說希臘文化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準确地說，文化轉成了口頭的形式，我們今天所讀到的《奧德賽》和《伊利亞德》，最初就形成于這一階段，隻是後來轉錄為文字。就文學的傳統來說，羅馬帝國有着更為廣遠的輻射，但即便是羅馬帝國，當它在5世紀分崩離析後，拉丁語的讀寫也近乎絕迹，隻有在一些宗教機構内還留有星星之火。在此不妨推測，在最早期的國家中，文字最初的發展，乃是作為一種治國的技術，既然如此，文字作為一種成就，也就同國家本身一樣，脆弱且短暫易逝了。

說到這裡，我們能否換個想法，是否可以把最早的文字讀寫視為一種交流溝通的技術，就好像作物種植一樣，也是衆多生存技術中的一種？就作物種植的技術而言，在它們獲得廣泛運用之前，早已為先民所知，而且即便推廣後，也僅限于特定的生态和人口環境。同理，整個世界在文字發明之前也并非“萬古如夜”，而在文字出現後，也并非所有的社會都采用或者渴望采用文字的形式。最初的文字書寫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國家建構、人口集中，以及國土規模擴大。換到其他的環境中，文字也是沒用的。一位研究美索不達米亞早期文字的學者曾嘗試推斷其中的奧秘，在他看來，文字之所以一到别地就受到抵制，正是因為文字與國家以及稅收之間有着抹不去的關聯，這就好像在田間的耕作之所以長期受到抵制，就是因為一分耕耘就是一分勞苦，兩者之間的關聯壓根無法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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