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時期，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和他的副手們
對勃列日涅夫個人而言，選中安德羅波夫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一職，堪稱最為得當的任命之一。
2007年，普京接受采訪時，曾被問到對當時的老上級看法如何，普京如此回答：
安德羅波夫是這樣一個人物，他使人們聯想到某種善良的東西，聯想到使我們的生活更趨美好，似乎他有能力改變我們的生活。誠然，後來才明白，他所注重的更多的是淺表層次的變化，整頓秩序。
推翻赫魯曉夫之後，安德羅波夫處于極其困難的境地。更為重要的是，1964年5月中央主席團委員奧托·庫西甯去世，此人自他們當年在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共事以來就一直支持他。安德羅波夫作為負責社會主義國家事務的中央書記落得形單影隻，不知命運将會如何。
他并不屬于勢力強大的謝列平集團；已成為主要思想家、地位舉足輕重的蘇斯洛夫對他缺乏好感；與政府新任主席柯西金的關系也十分糟糕。
安德羅波夫緊張不安，唯恐那些人與他徹底決裂。他全力以赴讨好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一時尚未對這位負責社會主義國家事務的中央書記表現出特别的興趣。
1967年“五一”節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克格勃主席，當他走出勃列日涅夫的辦公室時全然發了呆。
在那個年代，由中央書記調任克格勃主席被視為貶職。他并未料想到，這個職務會讓他成為全國最為聲勢顯赫的人物之一，逐步将他送上總書記的位置。
當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任命安德羅波夫為克格勃主席時，安德羅波夫曾提出異議：我對這方面的問題搞不清楚，很難掌握這項困難的工作。
但是勃列日涅夫事前早已與政治局委員們商定，所以誰也沒有回應他的話。
勃列日涅夫對人的了解非常透徹，能準确地分辨誰對他忠心耿耿，誰則不然。
一個月過後，安德羅波夫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成為貝利亞和伊格納季耶夫之後第一位被授予黨内高級職位的國家安全領導人。這是勃列日涅夫贈送的禮品，作為安德羅波夫所不情願的這次任命的補償，同時也是對前程的預支。
安德羅波夫對一切都有着正确的理解：關心總書記乃是他第一位的工作。每逢勃列日涅夫出行，他便費盡心機。安全部門工作人員不僅應當保衛總書記，而且要保護他避開那些糾纏不休的同胞，這些人可能用各種各樣的請求打擾勃列日涅夫。
安德羅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忠實戰友，從來不會懷疑正是勃列日涅夫應當 領導 黨和國家。在各種争論中安德羅波夫總是站在總書記一邊，并且監督其他人也要忠于勃列日涅夫。
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格裡申回憶道：
我估計，克格勃裡一直在記錄我們每個人-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和地方其他領導人的檔案材料。可以認為，這與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委員圈子裡的一個說法有關：我手裡有針對你們每個人的材料…
不單是電話遭到竊聽。借助于技術設備，克格勃知道黨和政府領導成員在住宅和别墅裡所說的一切。
有一次安德羅波夫在私下談話中說：
我有一些年輕姑娘專門從事電話和普通交談的監聽工作。有時候她們很難聽清人們講話的内容和家中所發生的事情，監聽是晝夜不停地進行的。
勃列日涅夫對為他撰寫講話稿的鮑文非常器重。然而有一次克格勃截獲了鮑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說他“迫不得已”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人領導下工作，徒勞無益。
安德羅波夫将與鮑文友好的阿爾巴托夫叫來，給他看了那封信，解釋說：不得不讓勃列日涅夫看信，而勃列日涅夫準會把這些話攬到自己頭上。
鮑文被逐出中央委員會機關，發配去了《消息報》。數年之後勃列日涅夫變惱怒為體恤，鮑文重新被召回為總書記撰寫講稿。出于補償，還将他選為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
勃列日涅夫信任安德羅波夫，盡管如此，還是讓兩名忠于他的将軍-茨維貢和奇尼奧夫進入 克格勃 領導層，他們将安德羅波夫的一舉一動都報告給勃列日涅夫。
他們與總書記實際的親密程度，可以根據一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加以判斷：當勃列日涅夫離開莫斯科或者返回首都的時候，迎送者的名單中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其他高級官員之外，必定會列入“蘇聯克格勃副主席謝·庫·茨維貢和格·卡·奇尼奧夫”。
他們三人一起前往伏努科沃政府機場，安德羅波夫作為政治局委員，茨維貢作為第一副主席，奇尼奧夫則作為與總書記特别親密的人。
同時，茨維貢和奇尼奧夫彼此不和，尤其是在茨維貢擔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之後，這同樣讓勃列日涅夫感到稱心如意。
茨維貢熱衷于文學創作，他物色一批甘願代勞的人，很快出版了幾部以他的名義寫成的報告文學著作，後來還有幾部長篇小說和電影劇本。他的書都能迅即問世，而電影劇本也總是很快便拍成大型藝術影片。
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描寫遊擊運動，在根據茨維貢的腳本拍攝的影片中，以他自己為原型的主角無不由著名的演員、當年的偶像人物維亞切拉夫·吉洪諾夫扮演。
茨維貢本人被視為英勇的遊擊隊員，實際上他的經曆全然兩樣。
茨維貢比勃列日涅夫小11歲。他1937年畢業于奧德薩師範學院曆史系，在奧德薩州科德馬市擔任中學教師、校長。
1939年11月，他被調入内務人民委員部，奉派前往摩爾達維亞。戰争爆發時他是南方方面軍特務處的工作人員，1942年1月被調往内務人民委員部斯摩棱斯克州管理處，半年之後擔任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第387步兵師特務處副處長。
1943年3月，他被派往遠離前線的地方-南烏拉爾軍區除奸部反間諜局偵查處。1946年将他調往基什尼奧夫擔任摩爾達維亞國家安全部第二處副處長。不久之後，勃列日涅夫也來到這個共和國。
奇尼奧夫畢業于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冶金學院。走出校門後在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工廠工作過不長一段時間，便和勃列日涅夫一樣改做黨務工作。
1939年，他被提拔為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市委冶金工業部領導人，并幾乎當即被選為市委書記，而州委書記正是勃列日涅夫。
1941年他們兩人都上了前線。奇尼奧夫被任命為炮兵團長，後來又成為加裡甯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不同集團軍的政治部主任。自1945年起在駐奧地利盟軍委員會任職，1950年成為蘇聯方面的最高特派員。
1951年，奇尼奧夫考入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畢業時已是斯大林去世和貝利亞被捕之後了。内務部清洗貝利亞的幹部時，奇尼奧夫作為富有經驗的政工人員被分配到軍事反間諜機關。他前往柏林擔任蘇軍部隊集群特務部部長，在德國度過了五年時光。
有兩年他領導克格勃軍事研究所，而自1960年10月起則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三局（軍事反間諜機關）任職。勃列日涅夫成為黨的首領之後，他的官職節節高升。
奇尼奧夫将軍是勃列日涅夫家中的常客，成了全家人的朋友。他操控克格勃第九局（政治局警衛隊）。據說，他專門監察“政治上不可靠之人”——并非持不同政見者，而是那些被認為不夠可靠和對勃列日涅夫不夠忠誠的國家和黨的官員。
奇尼奧夫逐步成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大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最高蘇維埃代表、蘇共中央委員。
在整個克格勃，隻有奇尼奧夫一個人打電話時不自報姓名，而是要求下屬根據嗓音辨别出他來。當第一副主席之後，他對克格勃的副主席們和普通将軍們也常常大聲喝斥。他不假思索便輕易斷送别人的前程，委員會内的許多人都憎恨奇尼奧夫。
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幹部，親自挑選派往那裡的人員，抽出時間不僅與其領導人談話，而且同克格勃常務委員會委員、各局局長談話。
自然，勃列日涅夫總是親自确定負責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警衛工作的克格勃第九局局長的人選。“九局”局長直接服從于總書記，從他那裡領受命令，再根據自己的理解報告克格勃主席。
前“九局”局長切卡洛夫作為謝米恰斯内的人，在更換克格勃主席之後當即被免職，提拔他的副手安東諾夫少将接任。
勃列日涅夫與斯大林當年一樣，不喜歡政治局委員們背着他聚會，人們也一直唯恐激怒總書記。
即便是心愛的打獵活動，也都隻能是要麼自己單獨去，要麼與總書記同行。政治局委員們都不敢确信他們沒有遭到竊聽。更有把握的是恰恰相反——敏感的話題都得離開電話機遠一點小聲交談，而且彼此間從不上門做客。
戈爾巴喬夫寫道，他成為政治局委員之後，在一座與安德羅波夫比鄰的别墅安家。有一個星期天他邀請安德羅波夫及其夫人塔季揚娜·非利波夫娜到他家吃飯。安德羅波夫謝絕了，并解釋說：
如果我上你家去，明天馬上便會議論紛紛。誰誰去了哪裡，目的何在，都議論了些什麼？我隻要剛到你家，就會有人跑去報告了。
在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這最高權力的三個層級之間，不存在公務之外的關系，私人交往實際上是沒有的。他們彼此都不喜歡對方，也絕對不信任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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