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于1991年7月出版,由于隻印了3000冊,11月各地就已買不到。有讀者不斷來信,要求購買,而出于種種考慮,一直未能再版。
寫此書的目的,原甚簡單。當時正在寫《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對于魏晉這樣一個大變動時期的文學觀念何以産生,甚難理解。隻覺得這是一個異樣的時代。中國曆史上有過許多的改朝換代,有過許多的大戰亂,有過許多的誅連殺戮,風雲變幻,無時無之。士人或青雲直置,或冤死牢獄;或坐享榮華,或轉死溝壑;榮瘁更替,仕隐分疏,流光逝水,習以為常。就個人而言,或有驚天動地之經曆;而就整個士階層而言,則大體循傳統思想而行事,未見大震撼于士林。隻有魏晉和晚明,似乎是兩個有些異樣的時期。士(或者說是那些引領潮流的士人)的行為有些出圈,似乎是要背離習以為常的傳統了。而此種異樣,于文學觀念的變動究有何種之關系,則黯而不明。于是産生了來探讨
魏晉士人心态的想法,目的隻是為撰寫《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做一點準備。
不料此書出版之後,得到過多的關注。過多的鼓勵,使我汗顔。而讀出其中悲慨的朋友,則使我感到極大的滿足。人生多艱,而朋友們的會心一笑,則是多艱人生的最大慰藉。當然,也有學者提出批評,認為這是一本粗淺的書,婉轉的提示說應該用西方的心理學的有關理論,才能把心态研究深入下去。
其實,我并非專門從事心理研究。我之所以研究心态,隻是為了研究文學思想。因此,我的研究對象,是士人群體。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體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們的人性的張揚與泯滅。涉及士人個案時,目的也在于說明群體的狀況。我要研究的是動向,和這種動向與文學觀念變化的關系。我無能力也無意于對某一士人做心理的以至與心理有關的生理的深層剖析。我以為那是心理學家的事。由于中國古代士人特殊的成長環境,我所看重的是環境的影響,而非他們的生理的基礎。
影響中國古代士人心态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政局的變化。在古代中國,有隐逸情懷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卻不多。隐逸情懷是人生的一種調濟,而真正的隐士卻要耐得住寂寞。多數的士人,出士入仕,因之政局的變化也就與他們息息相關。家國情懷似乎是中國士人的一種根性。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晚明東林黨人說的。但從這話語裡,我又仿佛看到東漢末年黨人的身影。根性遺傳,無可如何!
影響中國古代士人心态變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思潮。我們通常都談到諸如兩漢的儒學一尊的思想潮流、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等對于士人的影響。這些影響是如何進行的,通過什麼樣的渠道,輕重淺深,如何開始,如何了結,似乎就有一連串的問題需要回答。我們可以對這些思潮作義理的細微辨析,但是它們如何的進入士人的内心,變成他們的人生取向,融入他們的感情世界,我們就所知甚少。有時我常瞑想,王陽明在越,每臨講座,環坐而聽者數百人,四方來學者比屋而居,每一室合食者常數十,夜無卧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陽明門人王艮講學,聽者近千。他們何所求而來?他們想些什麼?他們的内心是怎樣的一種境界?他們所追求的理論,是如何的融入他們的人性深處?如果我們都了解了,我們也許就會看到一群活生生的人從逝去的曆史中複活。我們會同其悲,同其喜。我們對于曆史,就會有一種親切感。曆史就不會是一組枯燥的數字和一些事件的羅列。我們對于人生,或者就會有更深的感悟。
影響中國古代士人心态變化的又一方面,是提供給他們什麼樣的生活出路。現實的生活狀況是決定一個人的心境的非常實在的因素。他們有什麼樣的生活條件,就可能産生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看明代嘉靖以後的士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雖也為屢試不第而苦惱,但是那苦惱又常常很快消逝。因為他們并非隻有入仕一途。他們還有其他的生活出路,可仕可商,可賣文賣書賣畫。他們還有生存的廣闊空間,有人甚至還可能獲得極高的社會地位。考察他們的生活出路,有可能了解他們的心緒。
當然影響心态變化的還有其他的因素,如家族的文化傳統、社黨的組合、交往、婚姻狀況、以至個性等等。但是如果研究一個時期士人的主要心态趨向,恐怕也就隻能視其大同而舍其小異。當然,如果是為了研究不同士人群落的心态,又當别論,那就複雜得多了。要是為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而研究心态,我想那恐怕是另一回事。那似乎更近于心理分析,與我所理解的心态研究似有差别。
心态研究面對的是人。面對人,就難免有是非褒貶,就難免帶着感情色彩。帶着感情色彩研究曆史,為曆史研究者所大忌,說是這種研究容易失去客觀性。但是我常常懷疑,即使我們竭澤而漁,廣羅史料,能否就可以完全避免主觀的介入呢。我們選擇和解釋史料的過程,就是一種主觀判斷的過程。我們盡量的就已有的史料去接近曆史的真實,但是當年發生的事象,以史料存世者恐不及萬分之一。以此萬分之一之史料,去推知當年事象之真相,有誰能夠說他所描述的就是當年曆史的真實呢!就我自己而言,每當我面對曆史之時,是是非非,實難以無動于衷。面對魏晉與晚明的曆史,尤其如此。帶着感情面對曆史,或者就是我的心态研究難以擺脫的痼疾吧!就我所知,20世紀80年代初,國内學界将心理學引入文藝學研究。心理學引入古代文學研究的是1982年鐘寶駒先生的《從心理學的角度釋〈關雎〉》,之後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數量極大。但是我必須說明的是,我的研究側重于群體心态趨向,而研究的目的在于說明文學思潮的演變。與文學的心理學研究是有區别的。我無意于步先驅者之後塵。之所以說明這一點,是已有文章提及,不得不作一點說明,以表不敢掠美之意。
羅宗強,1932年11月25日生于中國廣東省揭陽縣榕城鎮。1956年入南開大學中文系學習,1961年畢業後考取碩士研究生,師從王達津先生治中國文學批評史,1964年畢業後至江西贛南師範學院任教。1975年回到南開,1981年晉升副教授,1985年晉升教授,1986年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審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任教至今。
羅宗強先生緻力于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和中國古代士人心态史。1980年以來,著有《李杜論略》、《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唐詩小史》、《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态》、《道家道教古文論談片》、《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唐詩小史》、《明代後期士人心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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