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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雖不能文,而畫有士人氣——觀仇英其畫,品文豔其風

仇英(1509-1551),号十洲,太倉(今江蘇太倉)人,後移家吳縣(今江蘇蘇州)。他師承周臣,工山水、人物、仕女。

仇英,漆匠出身,曆經唐寅的舉薦,周臣的啟蒙以及項元汴的栽培而成為明代院派代表畫家并列為“明四家”之一。《明畫錄》評曰:“摹唐宋人皆能奪真………精麗豔逸,無慚古人。”他深谙唐宋院體,取法宋人趙伯駒、劉松年、臨摹功力極深,不拘于一家一派。董其昌觀賞《仙奕圖》後題跋贊之:“仇實父是趙伯駒後身,即文(文徵明)、沈(沈周)未盡其法。”

《劍閣圖》畫面濃豔巧麗,裝飾趣味頗濃,屬于青綠山水。蜀川棧道盤曲,險崖重疊,行旅商隊隐現溪間。空間層次繁複,物境描繪十分生動,觀賞者在品味其獨到的表現手法時,亦知曉當時幽谷探險的樂趣所在。全圖青山綠水間精緻的刻畫與不時流露出娴雅豔逸的詩情畫意,仇英在這裡巧妙地汲取了宋代院體工整精細的傳統以及與李唐、劉松年等畫家不同的風貌。《觀景圖》圖寫文人雅士立足危岩聳立、奇崖環繞的山間休憩的情景,遊人神情閑逸自放,布局的方式以北宋全景式行之。

他将蒼勁的水墨粗筆和秀麗細雅的工筆二種不同的畫法揉合為一體,山石形态方斫,以小斧劈皴之:人物、樹木水紋等則用細勁圓轉的線描寫之,遠山以破墨渲染。并施以圓苔點于岩壑回凸之處,樹木密于左而疏于右,以個字、介字、竹葉等夾葉進行組合。筆意閑逸而緊密,墨色單純而層次清晰,簡言之,仇英雖屬“北宗”,卻略具“南宗”韻味,能取北宋氣格而合元人筆意。

董玄宰極賞其精工細密一格:“李昭道一派,為趙伯駒、伯骕,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畫禅室随筆》)。

仇氏畫格的内涵和意趣與沈、文本無緻,然而功底深厚為明代其他三家所不及,成就獨特但因其畫工出身,清逸之氣略為遜之。仇英為人采畫棟宇,應該是民間畫工。他和唐寅同為周臣弟子,過往甚密,他畫過一幅《白描仕女圖》軸,寫“牡丹一叢,瘦石一筍,古裝仕女,姗有仙骨”唐伯虎在畫上題詩:“偶随蜂蝶駐花陰,長日深不見春;病酒玉環貪睡去,沉香亭子斷無人。”簽于仇氏摹寫古畫的功力不凡,收藏家項元汴也多次請其複制古代名畫名作。

吳升《大觀錄》卷二十記載其“館饩項氏十餘年”。仇氏善畫依靠勤勞緻富,文嘉《钤山堂書畫記》載,他有的畫一幅得“百金”之多,人物、花鳥、山水無所不工,他心無旁鹜,竭盡全力學畫,或者賣畫,以此終其一生。為此,仇英既無沈周以儒立身的君子修為,也沒有文徵明士宦浮沉的閱曆與學養,更無唐寅命途多舛,以及風流一世的才情。

所以不可能像文人畫以率性見長,消遣自娛。他的畫以精工取勝,盡管與時流相悖,卻赢得社會的認可,也得到文微明的激賞:“當代絕迹。”董其昌一方面認為仇氏之作“殊不可學”,卻又默許他的青綠山水不可小觑:“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畫禅室随筆》)仇英的大青綠著色山水,精工豔麗而秀雅,如《桃源仙境圖》《玉洞仙源圖》《桃源草堂圖》等,皆臻妙境,可視為明人所未及的傑作。

《仙境圖》内,祥雲分割畫面,氣勢連貫或整體;仙洞洞口置文人隐士撫琴長嚇,茗茶叙談,興适情怡;左右虬松盤繞,曲折如龍,枝枝桃樹穿插其間,灼灼紅花閃爍其中;中景峰壑層疊,松閣殿宇其上;遠景高峰獨立,群山環繞如臣朝君;青山巍峨、秀木蔥茏、白雲悠悠,更有流水潺潺,好一幅人間仙境圖,讓人感歎不已沉醉其間。此作得益于青綠設色,同時也取勝于筆法,他以細勻挺勁的線條勾斫,分清山色紋理,筆力剛健,或取崚嶒,或用圓潤。然後用淡赭石色清染打底,再用深淺不一的石青、石綠敷設其上。山石的陰陽向背、四凸轉折,色彩清豔而不俗。作品的成就之處在于,以筆撐其骨,以色升其華,既醒目又雅正,工整細密中更顯雄偉崇高之氣。

《桃源仙境圖》實為集唐人之韻、宋人之體、元人之意的傳世傑作,尤其是繼承北宋後期院畫複古派的大青綠山水,而更進一籌。“雖設大青綠,但已不見二李王诜及趙氏兄弟的皇家富豔之氣,而是代之雅緻與清爽的書卷氣,作品的立意、格調與品位全是文人化的。在這樣的作品中,青綠亦或水墨已不再具有區分清奇與典雅、暢快與淋漓,有時甚至别具一種水墨難以表現的淹潤與清秀。”

他善于轉化工細與妍麗為隽永之美與雅正之格。仇英雖然出身卑微,“但他通過大量研習前賢畫迹,以及與文人學士的密切交往,使個人的創作亦承繼了傳統繪畫所推崇的主題、意境、格調與品位,不失書卷氣與“林下風”,文人的林泉之志、高蹈之懷是他創作中的重要題材之一,很容易贏得文人們的共鳴,這也是獲得畫壇認可的一個重要原因”。

黃賓虹評價仇英甚高:“平生雖不能文,而畫有士人氣。仇以不能文,在文、沈、唐三公間稍遜一籌。然于繪事,博精六法深詣,用意處可奪龍眠、伯駒之席。董思翁不耐作工筆畫,而曰:“李龍眠、趙松雪之畫極妙,又有士人氣。後人仿得其妙,不能得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又曰“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阗骈之聲,如隔壁钗钏。顧其術近苦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不可專習。”至為《孤山高士》及《移竹煎茶》《卧雪》諸圖,樹石、人物,皆蕭疏簡遠,行筆草草。置之六如、衡山之間,幾不可辨。豈可以專事雕繪,絲丹縷素,盡其能哉。是其能畫繁中之簡者也。”以沈周、文徴明為首的吳門畫派,成為明代南宗山水畫的典範。

潘天壽論道:

“此派自嘉靖以後,循至有明季世。竟掩有中原而獨步之勢。随潮湧水,直使清代三百年之山水畫,亦全屬此派範圍之下,其情況真有不可一世之概。此外,直承王摩诘之統系,繼沈、文而起者,作家尤多,雖非全屬吳人,然均畫入吳派範圍之内。蓋吳、浙之争,擴而言之,即南北之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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