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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不是心理學的分支 —— 誤入歧途的行為經濟學

不要再試圖把經濟學
變成心理學分支 文 \ 弗蘭克 · 肖斯塔克
>>Frank Shostak<<


譯:禅心雲起 編: 瑞秋的春天


最 近,一種相對較新的經濟學也就是所謂行為經濟學( BE)開始流行了起來。由于在該領域的貢獻, 行為經濟學的實踐者如丹尼爾·卡尼曼、弗農·史密斯和理查德·泰勒被授予了經濟學“諾貝爾獎”。

行為經濟學框架之出現,是因為有人不滿意新古典理論中的消費者選擇。在新古典理論中,個人表現得就好似在他們的頭腦中硬生生植入了一種偏好尺度。無論其他因素如何變化,這一尺度始終維持不變。

行為經濟學實踐者認為這是不現實的。為了使主流框架變得現實起來,他們認為有必要将心理學引入經濟學。

他們認為,個人的情緒狀态是其決策過程中的主要因素。如果消費者對未來越來越樂觀,那麼這對企業投資決策來說,将是一個重要信息。

在行為經濟學研究人員看來,消費者,通常是持久忍耐還是缺乏耐心,決定了他今天是傾向于消費還是傾向于儲蓄。如果他們更有耐心,就會積蓄得更多,那麼這可以為企業家的新投資項目帶來資金。

行為經濟學家強調了個體性格的重要性。有決心的人更有可能做出利他主義選擇。易沖動的人更有可能失去耐心,不善于為退休生活積蓄。愛冒險的人更有可能承擔風險——有更大可能沉迷于賭博。

雖然行為經濟學家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是有效的,但問題在于,行為經濟學家是否解決了消費者偏好不變的問題,将消費者當成真正的人而不是人形機器來描述。

我們認為,這裡的關鍵在于對人的定義。人們在各種各樣的決策中運用了理性,而根據行為經濟學,在這種意義上,他們是非理性的。行為經濟學實踐者表示,消費者選擇的關鍵驅動力是情感。論及這一點,諾貝爾獎獲得者弗農·史密斯有言:

“人們喜歡相信,良好決策是運用理性的結果,而各種情感不管可能産生什麼影響,都與良好的決策相悖。米塞斯和同樣在選擇理論中依賴理性至上的其他人所不理解的是情感在人類行動中起到的建設性作用。”

一旦理性的重要性被摒棄,那麼剩下的就是把人當作物來對待。依據這種思維方式,人類行動不是由理性來引導的,而是由作用于個體的外部因素引導的。通過給定的刺激,一個旁觀者就可以觀察到形形色色的人類反應,并得出關于經濟世界的各種結論。然而,米塞斯表示,

“如果不指出行動者在刺激中看到的意義及其反應所要達到的目的,就不可能描述任何人類行動。”

通過拒絕人類理性的重要性,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将人類當成了另一種動物來對待。事實上,一些實驗經濟學家在鴿子和老鼠身上開展各類實驗,以驗證主流經濟學的各種命題。

為什麼心理學不會使

經濟學變得更加現實?

心理學是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人類行為和心理學是相互關聯的學科。然而,經濟學和心理學之間存在着明顯區别。心理學處理的是目的的内容。然而,經濟學以人們追求有目的的行為這一前提為出發點,并不處理各種目的的具體内容。

羅斯巴德表示:

“一個人的目的可能是'利己'或'利他'、'高雅'或'粗俗'。他們可能強調'物質商品'享受和舒适,也可能着重于禁欲苦行的生活。經濟學不關心其内容,它的法則适用于這些目的的性質”,而 “心理學和倫理學處理人類目的的内容; 它們問,為什麼人選擇這樣或那樣的目的,或者人應該重視怎樣的目的? ”

因此,經濟學處理的是任何特定的目的,以及人有目的并利用手段來實現這些目的這一事實的正式含義。因此,經濟學是一門獨立于心理學的學科。将心理學引入經濟學,就抹殺了這個理論的普遍性。

對立于主流思想,奧地利經濟學派始終認為,如果不考慮要被評價的事物,評價光靠本身就不可能存在。關于這一點,羅斯巴德寫道:“沒有需要評價的東西,也就沒有評價。”評價是心靈對事物重要性進行掂量的結果。它是心靈和事物之間的一種聯系。

現在,如果偏好是恒定的,那麼就有可能将這些偏好簡練成一道數學公式,也就是說,人們可以通過一道公式來捕捉人們的願望。這被主流經濟學稱為效用函數。

顯然,人們确實會改變他們的想法,因此,行為經濟學的實踐者“發現”真實的人的行為系統地偏離了主流經濟學所描述的人形機器的行為,并不令人驚訝。

米塞斯的消費者選擇框架

遵循米塞斯的思維框架,我們可以确定人類行動的顯著特征和意義。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從事着各種活動。他們可能在從事體力勞動,駕駛汽車、逛街或上餐館吃飯。這些活動的顯著特點是,它們都是有目的的。

此外,我們可以确定這些活動的意義。因此,體力勞動可能是一些人賺錢的手段,這反過來又使他們能夠實現各種目标,如購買食物或衣服。聚餐可能是建立商業關系的一種手段。開車可能是到達一個特定目的地的手段。

人們在目的和手段的框架内運作;他們使用各種手段來确保目的。從以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行動是有意識和有目的的。

人類行動是有意識和有目的的,這一知識是确定的,而不是暫定的。任何試圖反對這一點的人都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他在從事有目的、有意識的行動,來論證人類行動不是有意識和有目的的。

從這種有意識和有目的的行動的知識中得出的各種結論也是有效的,這意味着沒有必要像實驗經濟學那樣對它們進行各種實驗室測試。對于某些确定的知識,不需要進行任何經驗測試。

然而,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弗農·史密斯,反對人類行動是有意識和有目的的觀點。史密斯表示:

他[米塞斯]想宣稱人類行動具有蓄意的目的性。但這對于他的體系而言,這并不是必要條件。無論人類行動的主要動力是否涉及自我意識深思熟慮的選擇,市場都在那裡運轉。他極大地低估了無意識心理過程的運作。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東西,我們都不記得學習,我們的意識經驗——心靈也無法觸及學習過程(…)即使是我們面臨的重要決策問題,也是由大腦在意識可及性之下處理的。

手段-目的及消費者的選擇

有目的的行動意味着人們根據他們的目的評估或評價他們所掌握的各種手段。個人的目的替人類的評價和選擇設定了标準。通過選擇一個特定目的,一個人也設定了一個評估各種手段的标準。

如果我的目的是為了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那麼我将探索各種教育機構,并根據我對這些機構所提供教育質量的信息對它們進行評級。請注意,我給這些機構評級的标準就是我的目的,即為我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

另外,如果我的意圖是買一輛車,市場上有各種款式的車,因此,我必須向自己說明這輛車将幫助我實現的具體目的。由于個人目的決定了他對手段的評價,從而決定了他的選擇,因此,同一物品會因個人目的之變化而有不同的評價。

無論何時,人們都有大量他們想實現的目的。限制各種目的實現的是手段的稀缺性。因此,一旦有了更多手段,就可以容納更多目的或目标,換句話說,人們的生活水平會提高。

實現各種目标的另一限制是我們是否有合适的手段。因此,為了緩解我在沙漠中的口渴,我需要水。在這方面,我所擁有的鑽石将無濟于事。

請注意,手段-目的框架是任何人類行動的本質,無論該行動是否符合一般人認知中理性的行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米塞斯認為任何人的行動都是理性的,因為任何人包括精神病患,在采取行動時都至少認為該行動是可以達成他的目的的。——譯者注】

此外,一旦人們接受了人類行為是有意識的和有目的的,那麼在實驗室裡或通過問卷調查來提取偏好就變得沒有多大意義了,因為隻有一些恒定不變的東西才能被提取出來。

結論

通過對理性是引導人類行為主要能力這一概念的懷疑,行為經濟學強調了情感作為人類行為關鍵驅動因素的重要性。

通過心理學分析,行為經濟學實踐者據說已經證明了人們的行為是非理性的。

因此,行為經濟學實踐者可能無意中為引入政府控制來“保護”個人免受自己非理性行為的傷害奠定了理論基礎。

例如,人們把各種經濟損害歸咎于非理性行為,認為它是金融市場廣泛波動的禍首。因此,通過服一劑監管解藥,來羁束這種非理性行為,就變得貌似有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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