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女性的職業與家庭：一個世紀以來，性别不平等有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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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in 在一次采訪中說，在家裡“談判”與在工作中“談判”同樣重要，熱愛家庭和職業的女性一定要找一位有同樣追求的伴侶。這是我最深的讀書體會。

撰文 | 傅亦沁（斯坦福大學政治系博士在讀）

如何平衡家庭責任和職業發展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發達國家也是如此。很遺憾地，家庭責任一般都更多落在女性身上。在幾乎每個 OECD 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都比男性高 10 個百分點左右，但全職工作的女性，其收入中位數卻比男性低了 10% 到 20 %。

這樣的男女收入差來自哪裡？曆史上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又是如何在職業和家庭之間分配時間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也是該系第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 Claudia Goldin 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新書Career and Family：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中總結了她和同行幾十年的研究成果，量化了女性在“職業”和“家庭”兩個方面的努力。本書引用的數據和曆史證據非常紮實，對女性曆史感興趣，或者參與制定公司、政府政策的朋友，應該都能從這本Career and Family中學到很多。

Career and Family 的作者 Claudia Goldin

是第一位獲得哈佛大學經濟系終身教職的女性

五代女性的選擇：職業？家庭？兩者兼顧？

Goldin 按照“家庭”和“職業”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1]，把不同年代擁有本科學曆的女性分為五組。最早的一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紀末（美國剛有普查數據的時候），最晚的一組出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更年輕的一代還沒過生育年齡）。這五組人分别對應了“要麼職業要麼家庭”、“工作然後家庭”、“家庭然後工作”、“職業然後家庭”、“家庭和職業（同時發展）。[2]

這五代女性之所以呈現不同的職業和家庭發展規律，原因當然包括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等多方面原因。在書中，Goldin 還重點講了戰争和科技這兩個我們平時可能會忽略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美國大蕭條、越南戰争，以及經濟從體力向腦力勞動的轉向、避孕藥的發明、醫學界對女性年齡和生育能力關系的理解、輔助生育技術的發明和推廣都改變了“職業”和“家庭”在女性生命不同階段扮演的角色。

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技術變革如何改變了女性和職業、家庭的關系。思考女性曆史的時候，我們一般都會先想到為平權運動奮鬥的英雄人物。但Career and Family讓我意識到，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另一種“安靜的”革命。它雖然不像勵志故事那樣很容易被拍成電影、被大家記住，但它對曆史的影響可能是長期來看最重要的因素。除了“技術讓經濟更側重腦力勞動”這個大背景，Goldin 在書裡還講了三項重要的技術和研究。

01 避孕藥（1961）

Goldin 說避孕藥給了女性自主規劃人生的權力。她重點提到了Katharine Dexter McCormick的故事。McCormick1875 年出生在富貴家庭，也是麻省理工大學第一批生物專業的女生。1940 年代，她從母親和丈夫那裡相繼繼承了相當于現在幾十億美元的遺産。1950 年代，她發現避孕藥的研究很難拿到資金支持，于是資助了生物學家Gregory Goodwin Pincus兩千萬美元。Pincus和合作者最終發明了避孕藥，避孕藥 1961 年獲得監管通過。

02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的研究（1982）

Goldin 說，對“女性生育能力和年齡關系”的研究也幫助了女性更好地規劃人生。她認為迄今為止質量最高的研究是法國科學家 1982 年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論文Female Fecundity as a Function of Age。論文分析了兩千多位因為丈夫無法生育而接受人工授精女性的數據。比較大家的懷孕概率，研究人員發現 35 歲以上的女性較年輕女性的懷孕概率有很大下降。Goldin 說這是人類第一次詳細了解女性生育能力和年齡的關系。研究發表後，社會上對女性生育的緊迫感快速增加。

03 輔助生殖技術（20 世紀後期）

Goldin 認為輔助生殖技術，以及醫保對這些技術的不斷覆蓋，給了女性在生育方面更多的時間彈性。美國疾病控制中心 2011 年開始公布每年有多少孕婦通過什麼樣的方法生育，而且數據包含孕婦的具體情況（例如年齡）。Goldin 分析這組數據發現，1955 年左右出生、有本科學曆的女性，大約 28% 沒有孩子；1975 年左右出生、有本科學曆的女性，隻有 20% 沒有孩子。生育率的提高有 40% 左右可以被輔助生殖技術解釋。[3]

男女之間 20% 的收入差從何而來？

過去這個百年，雖然美國社會朝性别平等的方向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但我們仍然常在新聞裡聽到“男性每賺一美元，女性隻賺了 78 美分”[4]這種說法。男女之間這 20% 的收入差異究竟來自哪裡呢？早先，不管是媒體還是學者都認為收入差來自兩方面，一是女性在面試、談工資等場合不夠強硬，二是女性為了照顧家庭而選擇了收入更低的工種。但 Goldin 和作者 2014 年的一項研究否定了這兩種解釋。首先，數據顯示，初入職場的女性和男性收入相當，尤其在研究人員控制工作種類、工作時長之後，尤其當研究人員隻看最近幾代人的時候。這個發現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女性不如男性有好勝心、女性與雇主談工資時不如男性強硬”這類猜想。因為如果女性不如男性強勢，工作 1 - 5 年的時候工資就會男高女低。但事實上男女收入差在工作 10 - 15 年後才出現。

另有很多學者認為收入差來自男女對不同工種的選擇：男性更多地選擇工程師、醫生這類長期來看工資高的工作，女性更多地選秘書、護士這類長期來看工資低的工作。但是 Goldin 和合作者發現，在控制了工種以後，仍有 70% 的男女收入差異不能被解釋。也就是說，男女即使選擇了同樣的工作，若幹年後仍會出現收入差異。

Goldin 在書中詳細介紹了她對這種差異的解釋以及她對公司、政府的政策建議。她認為，很多工種的時間不靈活（“貪婪的工種”），收入與工作時長呈非線性關系。而女性因為承擔了更多家庭責任，所以收入在生育後低于男性。

很多高收入職業，例如管理、投資、法律等等，需要員工，尤其是高層，投入大量且連續的時間在辦公室辦公或出差，不能遠程辦公。這種時空的不靈活就導緻女性在有孩子後，更多地選擇行業内時間相對靈活但工資較低的工作。比如說，兩個以同樣成績從法學院畢業的男性和女性都進入了一家頂尖律師事務所，一開始他們工資相當，但女律師幾年後因為要照顧孩子，選擇改做時間更靈活的“公司法律顧問”，而男律師成為原來那家律所的合夥人。在人口普查裡，他倆都是“律師”，但女性的工資就遠沒有男性高。

通過對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和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畢業生過去 30 年的追蹤，Goldin 和合作者發現，在控制了工作時長和在校成績以後，男女進入職場的第十五年，工作時長和收入不再是線性關系。也就是說，工作時間越長，時薪越高。

從雇主角度來說，同一位員工長時間工作，在信息傳遞和客戶信任方面[5]優于多人輪換當班。1）很多職業需要處理複雜信息，員工如果頻繁交接，傳遞工作知識的成本很高；2）服務行業要建立客戶信任。如果一位員工長時間接待客戶，客戶更容易信任公司。這種對連續、長時間、當面辦公的要求就意味着如果員工按照自己的時間來，在家、間斷性辦公，就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與法律、金融從業人員形成對比的是藥劑師。Goldin 發現藥劑師是高收入群體裡面男女差異最小的，女性收入為男性的 95%。究其原因，Goldin 認為是藥劑師可替代性強，連續工作不會獲得更高收入。因為技術的發展，藥劑師的工作已經完全标準化。如果一個工作了五小時的女性要回家照顧孩子，雇主換另一個人做那第六小時的工作不會産生額外成本。所以這類工作的工作時長和收入關系是線性的，工作一小時 100 塊，十小時 1,000 塊，連續十小時還是 1,000 塊。

未來的職業和家庭會是什麼樣的？

對于性别不平等的根本解決方案，當然是整個社會改變對性别角色的認識。但由于文化無法短期改變，我們這裡隻能讨論中期能夠實現的政策改革。Goldin 的建議是鼓勵公司增加員工可替代性，給每種職能都培養一支兩三人的隊伍，這樣律師、銀行家就能像藥劑師一樣，家裡有事也方便請假，讓公司換”其他隊員“上場。她對美國勞工部數據的分析顯示，不需要建立客戶關系、工作高度标準化、工作方便随時交給同事的行業男女收入差最小（醫學畢業生 MD < 博士畢業生 PhD < 法學畢業生 JD < 商學院畢業生 MBA）。

不過，很多經濟學家對“增加員工可替代性”這個提議表示了擔憂。例如，可替代性越強的工作越有可能被自動化，所以這個提議不符合技術發展的趨勢。再比如，如果某些行業增加了員工的可替代性、男女收入差距縮小，行業工資可能因為員工可替代性增加而整體下降，遠低于與那些員工不可替代、仍以男性為主的行業。長期來看， 男女收入差會擴大而不是降低。

新冠帶來的“遠程辦公潮”一定也将對男女收入差帶來深遠的影響，隻是影響整體來說是正面還是負面的，現在我們并不知道。一方面，如 Goldin 近期接受采訪所說，遠程辦公會增加工作的時間彈性、減少出差的需要，所以女性更容易協調自己在職業和家庭方面的責任。但另一方面，學術行業的證據顯示，男性由于工作時間彈性增加而提高了論文産出，而有孩子的女性則同新冠前一樣要承擔多數家庭責任，産出并不如她們的男性同行。此外，遠程工作對初級員工的晉升可能也有負面影響，本來就鮮少進入高層的女性員工在晉升路上可能又多了一道障礙。

Career and Family提出的問題遠比它回答的多，但我覺得這恰恰就是它值得一讀的原因。當你讀完這本書，帶着“科技是安靜的革命”、“職業回報呈非線性”這樣的框架來思考曆史、當下與未來，你一定能得到新的體悟。Goldin 在一次采訪中說，在家裡“談判”與在工作中”談判“同樣重要，熱愛家庭和職業的女性一定要找一位有同樣追求的伴侶。這是我最深的讀書體會。

注釋

[1] Goldin 對“職業”的定義是“持續的工作發展”，量化定義是“連續幾年的收入超過同年齡、同教育程度男性的 25 百分位”。她對家庭的定義是“有親生或者收養的孩子”。

[2] 數據時間跨度長，有本科學曆人的家庭背景也發生了變化。但 Goldin 說，圖中的趨勢在控制家庭背景後仍然成立。

[3] 2018 年，40 歲以上、有本科學曆、首次生育的女性，26% 使用了輔助生殖技術；35 - 39 歲的，11% 使用了輔助生殖技術。

[4] 這組數字比較的是美國全職工作男女的中位數收入，沒有考慮男女在工作種類、工作經驗、加班時長等多方面的差異。

[5] 當然，公司也可能為了讨好客戶，需要“表演性地”讓同一位員工長時間待命。

本文作者：傅亦沁，斯坦福大學政治系博士在讀。曾為《金融時報》中文版（Financial Times' Chinese edition）、彭博社（Bloomberg）以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媒體供稿。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衆号“普林斯頓讀書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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