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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理想史學史料取舍

尺度是理想點在時間、空間和數量上的跨度,常态實體可近似地視為理想點。尺度的大小可以用尺度數來衡量。不同的尺度有不同的現象,但有着同樣的規律。尺度思想既是理想點思想的理論基礎,又是第一、第二層次曆史劃分的意義所在,亦是社會科學就是且隻能是曆史學的理論依據。當研究對象的尺度數遠遠小于研究時空的尺度數時,可将其看作理想點。由于理想化規律具有普适性,因此不受尺度限制,因而理想史學隻需要對某一尺度下(最合适的尺度下)的曆史進行研究即可;經驗主義研究則由于尺度的限制而被迫憑借史料去研究不能憑借史料研究的第二層次的曆史。

粗時間尺度數:尺度時間折算成年或秒(十進制的兩端)數之後的數量級。根據1年(格裡高裡年)=31556952秒,得出年秒轉化公式:

粗秒=粗年+7 (年數<3.1688739或秒數≥3.1556952)

粗秒=粗年+8 (年數≥3.1688739或秒數<3.1556952)

細時間尺度數:尺度時間折算為十進制年或秒後取以10為底的對數。

細秒=細年+7.4991

尺度級:尺度數的數學期望。定義a的δ鄰域:a=0.5k,k∈Z,δ=0.25。細尺度數取平均值後所在的鄰域的心a便是尺度級。其實質是細尺度數取平均值後離其最近的整數值或半數值。

秒尺度級=年尺度級+7級半。(此處将1年近似為31622776.6秒)

例:已知生物進化周期為1億年、王朝興滅周期為400年、月相變化周期為30天,求各周期的秒尺度級。

∵生物進化周期為1億年=3155695200000000秒;

∴秒尺度級=15級半。

∵王朝興滅周期為400年=12622780800秒;

∴秒尺度級=10級。

∵月相變化周期為30天=2592000秒;

∴秒尺度級=6級半。

除時空尺度外,人數尺度也是衡量曆史事件層次性的重要指标。空間尺度和人數尺度的計算方法理同時間尺度,隻是單位不同。見證人數尺度是判定曆史事件層次的決定性依據。

君主制在中國存在的時間長達2132年(前221—1912年),即67279421664秒,秒尺度級為11級;其在中國的見證人數至少為1375266288人,人尺度級為9級。在這樣大的尺度之下,君主制曾經存在于中國的曆史事實不可為假,因此屬于第一層次的曆史。

清王朝在中國存在的時間長達276年(1636—1912年),即8709718752秒,秒尺度級為10級;其在中國的見證人數至少為=902720409人,人尺度級為9級。與前例相同,清王朝曾經存在于中國的曆史事實也因尺度過大而不可為假,亦屬于第一層次的曆史。

光緒帝在中國存在的時間長達34年(1874—1908年),即1072936368秒,秒尺度級為9級;其在中國的見證人數約為377636000人,人尺度級為8級半。與前兩例相同,光緒帝曾經存在于中國的曆史事實也是不可為假的第一層次的曆史。

光緒死因的時間表現便是光緒死亡的瞬間,時不滿秒,秒尺度級為0級;瀛台涵元殿面積不過數畝,米尺度級為3級;密謀者最多不過慈禧、李蓮英、奕劻或袁世凱等數人,人尺度級不足1級。因此光緒死因因見證人尺度過小而可以為假,是為第二層次的曆史。

結合上例,定義第一層次的曆史為在足夠大的尺度上運行,因而不可為假的曆史;第二層次的曆史為在不足大的尺度上運行,因而可能為假的曆史。

為了更便于讀者的理解,這裡再舉數例。604年,楊堅“卧與百僚辭訣,并握手歔欷,……崩于大寶殿”,世人對此沒有任何異議。但論及死亡原因,卻是“中外頗有異論”。對于1066年的諾曼征服,“我們可能無法知道為何征服者威廉會入侵英國,但是我們知道他的确入侵了”。1911年,“成都血案”和“成都兵變”接連發生。“成都血案”由于“水電報”的廣為傳布和《辛亥四川路事紀略》中奏折、上谕的明示天下,事件本身及其制造者都是第一層次的曆史。“成都兵變”的尺度更大,既有當時全體成都人的慘痛記憶,又加以《民立報》的廣為傳播,是為第一層次的曆史無疑。但對于兵變是否為趙爾豐所發動,由于涉及人數過少,又無可靠的“見證者”存在,因而屬于第二層次的曆史。

第二層次的曆史因其尺度小而隐蔽性強,經驗主義史學鞭長莫及。如“光緒正常死亡說”雖有傳統史籍(《德宗實錄》卷四二七)、時人筆記(杜仲駿《德宗請脈記》、徐一士《淩霄一士随筆》)和原始檔案(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光緒之脈案、病原等)等一手資料佐證,卻并非事實。

第二層次的曆史由于無法對史料的真實性進行判斷,因此史料的不完全可信、不完全真實,等價于完全不可信、完全不真實。以此為基礎進行的曆史解釋,好比真實證據不足條件下之法理推論,雖可自圓其說,卻并非真實原因。

理想化模式所特有的精确、普适、客觀、必然,打破了經驗主義狀态下不同尺度研究對象間的規律壁壘,使得不同尺度的客體具有了相同的規律,擺脫了理論探索對全體研究對象的依賴。如在後文中,無論慈禧太後對維新派“圍園殺後”計劃是否知情,都無關支持度公式的正确性及其在各個曆史尺度間的适用情況。伊尹與太甲關系的不确定性,并未影響到地位度規律的總結與驗證。相反随着理想史學的發展,未來的曆史學家卻可以利用普适性公式的計算,還原出真實的曆史。

如同經典物理學家不需要在觀察過所有的自然現象之後才開始理論探索一樣,理想曆史學研究亦不需要以全部曆史的厘清為基礎。“正如牛頓所作的那樣,我們必須首先獲得人類行為的初始概念和規律,再利用這些概念和規律推導出其他所有的東西。”以種糧和吃飯的關系為例,我們既不能隻種糧不吃飯,亦不能希圖種遍古今中外所有的糧而後吃飯;隻有一邊種糧一邊吃飯,才能種新的糧、吃新的飯。正因如此,由理論探索(即内程式)、認知工具和認知對象的循環關系組成的外程式,成為科學進步發展的固有程式。

總之,史料的真實與否,對理想史學規律的研究和技術化毫無影響,且反過來還需理想史學為之決斷。因此在理想史學研究的初始階段,隻以最一般的、不可為假的第一層次的曆史為基礎,就可以進行規律總結了。可以說,在目前的曆史學界,開啟理想史學研究的“第一桶金”已然足備。



《隋書》卷二《高祖》下。

《資治通鑒》卷一八〇。

G.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London, Fontana, 1969, p.74.

甚至直到20世紀80年代,一些尚在的老人還對此事記憶猶新。參見姜蘊剛:《鎮壓保路運動的元兇趙爾豐》,成都市政協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第235頁。

在兵變發生不到一個月後的1912年1月4日,《民立報》發表《成都之腥風血雨》一文,使“成都兵變”迅速為人們所知。

A. Koyre, Newtonian stud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Chapman & Hall, 1965.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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