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口氣看完了10集的紀錄片《華爾街》,然後就有寫些東西的沖動。雖然我本身學的不是經濟金融方面的專業,以後可能也不會去華爾街謀職,但華爾街一直是非常吸引我的一個概念。相比于中國的股市,華爾街給美國帶來的不僅僅是一個起伏的股票交易市場,更多的帶來了一種模式,一種利用資本市場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人們通過追逐自身利益的過程在客觀上以非常高的積極性做成了一件非常有利于全社會的大事情,而不是通過政府拍闆從全國人民的财富中強行拿出一部分來幹政府認為正确的事情。這樣的模式的好處在于實際上這個決策過程更加地民主化了,如果項目能夠籌集足夠的資金,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項目被足夠多的人認可了。而且通過華爾街的參與,不僅國内人民的财富能夠幫助政府來做事,國外的資本也能通過資本市場流入國内,幫助本國進行建設,這也是一種創新。
以連接美國五大湖和哈德遜河的伊利運河為例,本來紐約州時任州長德威特·克林頓希望通過财政部撥款七百萬美元、在十年之内建成的巨大水利項目,被财政部拒絕了,于是他轉而求助華爾街。與政府官員猶豫不決到最終拒絕克林頓的建議相反,華爾街的經紀商們想方設法幫助克林頓實現這一提案在議會中的通過,因為如果他們幫助克林頓成功籌集這700萬美元,那麼按照當時的傭金率1%,他們就可以得到7萬美元的收益。最終由于工程的确過于巨大,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工程分期進行,華爾街發行伊利運河的分期債券,通過向全社會集資的方式成功地為伊利運河的工程籌集到了大量資金,當伊利運河一期在投資100多萬美元卻能夠得到每年25萬美元的收益的結果公示之後,伊利運河的債券成為了整個資本市場追逐的金融産品。甚至在當時的世界金融中心倫敦,伊利運河債券都是炙手可熱,最後十年的工期由于資金的重組被整整縮短了兩年,伊利運河也為美國東西部運輸節省了三分之二的時間和四分之三的運輸成本,極大地刺激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美國後來的發展更加離不開華爾街,有了之前的成功案例,美國後來的大型工程很多都放棄了政府籌資的方式。正如同美國開國元勳、第一任财政部長亞曆山大·漢密爾頓說過的“國債,如果不太多的話,将是一種對國家的恩賜。”,一定程度的工程債務對于整個工程的建設來說也是一種恩賜,因為這種融資方式從某種程度上給出了一個承諾:隻要工程的确在長遠利益上有利可圖,那麼就能夠保證資金鍊的穩固。因為工程債券作為一種金融産品,是可以進行實時買賣的,不同于國家投資,在投資之後很多年可能才會獲得相應的回報,購買債券的人可以随時通過資本市場将手中的債券套現,所以隻要之前的工程表現良好,債券受到市場追捧,那麼投資下一期債券的資金就會有了保證。美國在19世紀末出現的石油大王、鋼鐵大王、鐵路大王等巨大财富和企業的擁有者身後都是華爾街的摩根财團,而摩根個人的資産也不過六千萬美元,卻能夠幫助卡耐基實現個人财富超過四億美金,幫助洛克菲勒突破十億美元大關,這完全是華爾街的融資手段所表演的魔術。在這種資本力量的帶領下,美國逐步從一個剛建國就背負六千萬美元(當時的天文數字)債務的窮國,發展成為了世界第一經濟體。
華爾街的魔術不僅在于為政府籌資, 納斯達克——很多科技企業的夢想之地,也為新經濟中大量中小企業的創業提供了一個融資的平台。從1971年納斯達克第一次進入人們的視線開始,它已經幫助微軟、思科、google、ebay等衆多今天耳熟能詳的高新技術企業走上了快速發展之路。而中國的百度、攜程等互聯網企業也在納斯達克登陸,品嘗到了國際金融市場給初創企業帶來的資本力量。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源于納斯達克本身的寬松環境,公司隻要過了12個月的存活期,就能夠在納斯達克上市。在此之前,其他的上市要求都極其嚴格,甚至說苛刻,對于初創企業幾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國内的上市要求最低要有連續三年的盈利)。而正是納斯達克這樣一種全新的交易平台的出現,讓美國再一次在全球高新技術競争中占得優勢。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也逐步完善了自己的金融體系,有了自己較為完善的資本市場,但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中國的股市尚有不足,并沒能夠承擔一個國家加速發展的最大源泉,我們還是太依賴政府投資、吸引外資投資。我們的資本市場也沒能夠給創業公司帶來真實的好處,雖然有了創業闆,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并不成功,最後很多高新企業還是選擇去國外上市,避免被國内的較為盲目的投資帶來的波動所幹擾。雖然中國的經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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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