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南京市”背後，真的有一盤大棋……
△綠色是長三角生态綠色一體化的特色。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上訴于安徽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這張落款為江蘇省南京市建邺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圖片，讓網友又一次炸開了鍋。11月22日，建邺區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回應媒體稱，網傳判決書圖片屬實，是該院工作失誤，已出具補正裁定。在不久前，安徽省馬鞍山市的防疫通知裡寫道：“特别提醒：南京是省外”。
官方“下場”，讓網友們紛紛調侃，“南京是'徽京’，實錘了！”
事實上，“徽京”趣稱并非沒來由。從地理位置上看，位于江蘇省西南端的南京，北、西、南三面都緊鄰安徽轄内城市。明朝時期的南直隸、清康熙初年設立的江南省中關于南京的劃分均位于蘇皖之中。
如今，借助長三角一體化的東風，安徽緊跟滬蘇浙的發展步調，迅速融入一體化的都市圈。在南京的都市圈規劃裡，輻射的8座城市裡，也有一半是安徽城區。
“徽京”淵源南京和安徽的“糾纏”的淵源從曆史上就存留依據。
明朝洪武元年，明朝建立，定都南京。直屬京師南京的地區為直隸，直隸地區下轄應天府（今南京）及附近17個府州範圍涵括了今天的滬蘇皖。
明朝永樂十九年，朱棣遷都北平，改直隸為南直隸，應天府為其中心，江蘇、安徽均在南直隸轄區内。清朝順治二年，南直隸被改為江南省，省府設于江甯府（今南京）。江南省範圍即相當于今江蘇省、安徽省和上海市。這一時段，安徽即是以南京為省會，外界普遍認為“徽京”最早出處于此。
近代以來，商品經濟迎來初步大發展。有說法顯示，借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長三角洲地區”概念也一并引入，傳統概念下劃分出的江南、江北有了融合的趨勢，大區域的概念開始被人們接受。
随着新中國成立，區域間交流、聯系逐步加強，以江蘇、安徽、上海為代表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集群效應初顯可觀，城市之間打破人财物的市場隔閡。
△2021 年3 月6 日，南京至馬鞍山城際鐵路主體工程建設正式啟動。
從事區域經濟研究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振向《中國報道》記者介紹，直至今，在經濟發展、水陸交通等諸多方面，蘇皖兩地也有着密切聯系。他以京滬線為例，這一我國南北重要交通幹線，就連接了南京和安徽的多個城市。
在南京都市圈規劃的8座城市裡，其中有4個安徽城市，分别是馬鞍山、滁州、蕪湖、宣城。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中，排在南京外來人口比例首位的29.49%，都是安徽人。王振表示，不管是從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南京和安徽已經難以明确分界。
如今，人們調侃地說“徽京”，更多是因為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發展融合，長三角地區城市之間交通越來越便捷。
采訪中，多位專家均指出，近幾年，随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深入，長三角區域生态一體化的整體性越來越明顯。
2018年11月，中央宣布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其所涉及區域包括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共35.8萬平方公裡。
長三角一體化融合方向最早從經濟鍊接開始。改革開放後，在用地成本、人力成本等多重市場因素的推動下，原本在上海深耕的企業自發向周邊江浙城市搬移。從事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學者認為，彼時，在長三角内部已經出現了産業轉移的雁陣形态。
2007年5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上海主持召開了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專題座談會。這場在當時屬于長三角地區最高規格的座談會被認為是拉開了國家推動長三角地區協同發展的序幕。
座談會召開的次年，國務院就頒布了實施《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這意味着，從國家發展層面而言，有着地理位置優勢的長三角地區逐步被賦予了新的曆史使命。
2014年9月出台的長三角地區發展文件中，安徽省首次被納入長三角。文件明确，長三角要建設以上海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為副中心的城市群。此後的幾年裡，關于長江三角洲區域規劃的綱領性文件陸續得到國務院批複。長三角地區的經濟也保持着超速發展。
王振向《中國報道》記者介紹，就長三角區域而言，在“一體化發展”方面有着諸多優勢：長三角區域的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的強勁程度，都遠超全國其他地區。除此之外，長三角區域整體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無論是對外投資還是進出口，這一區域的基礎和優勢相對較好。
上升為國家戰略後的次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公布。規劃綱要提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到2025年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到2035年要達到較高水平。滬蘇浙皖要共建“世界級城市群”。王振認為，這意味着更高質量的區域一體化發展，即以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為戰略坐标的區域一體化發展。
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倪鵬飛也表示，長期來看，一體化的長三角經濟發展是國家參與國際競争并走向舞台中心的主要平台。短期來看，長三角一體化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的主要引擎。當前從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之際，中國經濟既面臨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的風險，也面臨轉型升級的問題，急需一些轉型初步成功、經濟增長勢頭良好的區域中心發揮外溢效應，帶動更大範圍的周邊地區增長和轉型。
對于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達城市而言，帶動周邊的城市發展是其使命之一。但這不意味着長三角地區的模式可以無差别地複制到全國其餘地方。王振表示，長三角一體化是個長久之計，但在體制、機制一體化探索中，要把各地區環保标準、稅收标準、生态環境标準等相統一，數據貢獻，人員流動，這樣才能更好地一體化發展。
王振告訴記者，在國内，跨越4個城市進行合作的沒有先例。相比于廣東省内城市的合作，長三角地區的跨省協調發展是國内跨省區合作先行的模版。
“揚長避短”的發展今年11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迎來成為國家戰略的三年大考。江蘇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院長成長春分析認為，3年的時間，長三角一體化戰略基本達到預期。
成長春向《中國報道》記者坦言，長三角各地都有自身優勢，如何有效整合，值得好好研究。從事區域經濟研究多年，成長春認為，長三角城市群之間要互聯互通，但更重要的是，長三角應“擔當國家使命”，帶動大沿海、大東南的整體發展，服務于全國經濟結構版圖。
11月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三年來進展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叢亮就成果總結時指出，總體上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實施3年來已經取得重大成果，長三角地區作為全國發展強勁活躍增長極基本形成。
△滬蘇通長江公鐵大橋從公開的數據看，2020年，長三角地區GDP總量達24.5萬億元，三省一市平均增速高于全國平均值，生産總值規模占全國GDP總量近四分之一。對于全國經濟發展結構而言，這一成績意味着長三角地區已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引領區，區域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改革開放新高地戰略定位的制度基礎。
然而，對于發展水平差距不在同一起跑線的長三角地區城市來說，實現一體化并非易事。三省一市之間的協調成本、分割水平以及各地行政制度的差異都會給一體化帶來難度。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主任馬春雷此前指出，推進一體化的制度創新，需要解決三個突出問題：一是如何讓行政分割不成為發展的障礙，從行政區經濟走向功能區經濟。二是生态綠色的保護與開發建設的發展，能否不成為一對矛盾？三是如何能夠攥指成拳，既要補短闆，又要鍛長闆。
一方面長三角地區一體化趨勢在逐步向好，但另一方面區域之間的水平差異也逐步顯現。以金融、創新見長的上海，實體制造業發達的江蘇，數字經濟興起的浙江，工業和新興産業勢頭正起的安徽，這些長三角區域規劃一體化中省份的城市仍存在着明顯的競争差距。
王振認為，無論三省一市各地城市的功能與服務還是産業鍊方面，都要有明确分工，始終強調一盤棋發展。而各區域若過度競争，可能造成資源的浪費。區域之間的行政壁壘也是一體化發展進程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無論是地區差距還是城鄉差距在三省一市協同發展過程中都難以忽略。他強調，長三角地區要在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上實施更加積極的一體化行動。
具體而言，就是“揚長避短”的發展路徑。王振提出，未來長三角地區的發展要實施産業鍊帶動計劃，通過規劃的一體化，推動産業在各個地區均衡布局，大城市适當做減法，合力疏解優勢不明顯、布局不合理的一些産業項目。
與此同時，三省一市在公共服務的一體化上也要積極探索。目前長三角政務服務一網通辦、異地就地等服務就是有效的探索成果。成長春告訴《中國報道》記者，經過3年的發展，三省一市已經從原來的項目合作轉向一體化的制度創新，盡管各地都有界限，但從制度合作的角度看，地域的界限未來有更近一步突破的可能。
撰文：《中國報道》記者邱慧
責編：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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