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獻之草書之美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

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書令

人稱“王大令”，在東晉王氏家族中

精通書法者衆多

可謂父子相傳，兄弟切磋

衆人勤學，互相傳襲

這在中國書法史上不僅表征出書法自覺時代

而且也呈現出群星燦爛的文化時代

丁酉年

六月廿九

編輯: 雲上文化

來自雲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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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之英年早逝（43歲），但書名與父親齊名而并稱“二王”，又同張芝、鐘繇、王羲之合稱為書中“四賢”。王羲之對獻之期望很大，要求很嚴，親自寫《樂毅論》作為獻之練字的範本，并積一生之書法藝術創作經驗親授愛子，以開啟悟性并弘揚家學。王獻之不負父望，才氣英發，在父親的教誨下書藝大進。幼年時，獻之學書就極為凝神專一，世有其父拔筆未脫的傳說。其書法後期兼取張芝，自為一體，以行書和草書聞名，而楷、行、草各體皆精。在繼承王羲之内擫筆法之外，另創新的外拓之法而自成一家，令後世在二王書法奪鼎摘冠之争中，莫衷一是。

王獻之《地黃湯帖》

兩漢至魏晉時期，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無不崇尚書法，文人騷客皆以善書為榮。東漢趙壹《非草書》描述人們對書法的癡迷程度：“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劃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辍。”表現出東漢時期士人階層對草書狂熱追求的心态。漢代張芝因《冠軍》、《終年》等帖傳達出奪人的審美個性和創造激情，被冠之以“草聖”。晉衛恒《四體書勢》載：張芝“凡家中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後人稱書法為“臨池”，大抵即來源于此。張懷瓘《書斷》稱他“學崔（瑗）、杜（操）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脈通于隔行”。漢代人珍愛其墨甚至到了“寸紙不遺”的地步，可見當時社會對書法的狂熱程度。

書法發展史是一部不斷探索并創新的曆史，王羲之書法是中國書法由“古質”審美範式轉向“今妍”的重要裡程碑。王羲之對當時的楷書和草書下過很大的功夫，在前人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在楷、行、草、隸、八分、飛白、章草等方面皆入神妙之境。“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晉書·王羲之傳》）

在我看來，在書法發展史上，王獻之不滿意于魏晉書法用筆過于滞重，結體古拙厚樸的形态，獨辟蹊徑，精研書勢，以堅實的傳統技法和戛戛獨造的守正創新姿态，将漢魏以來的質樸書風轉型為自然灑脫、典雅流便的大草書風，推進了中國書法文化的自覺時代到來。

王獻之《集會帖》

王獻之頗有乃父之風，潇灑倜傥，不拘世俗之禮。率性秉真，飄飄若驚鴻。其事迹多有記載：

《世說新語·言語第二》：王子敬雲：“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可謂文采煥然，情懷高古。

《晉書·王羲之傳》“（徽之）與獻之俱病笃，時有術人雲：‘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

《晉書·王羲之傳》：“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氈青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

《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俄而卒于官”。對自己慚愧與郗家離婚一事。

——王獻之的婚姻悲劇使其生命之痛曆千年而令人揪心。他的元配為表姐郗道茂（舅父郗昙之女），夫妻感情極深，後因皇帝選他為驸馬，于是逼獻之與郗道茂離婚，獻之通過燒自己的腳而緻殘來逃婚，但是未能成功，無奈之下隻得任命運擺布娶新安公主司馬道福為妻。這無愛之婚姻，殊為痛苦！《淳化閣帖》裡《奉對帖》，是王獻之離婚後寫給郗道茂的信：“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額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别至此！諸懷怅塞實深，當複何由日夕見妹耶？俯仰悲咽，實無已無已，惟當絕氣耳！”痛貫心肝，身心交瘁，使得獻之43歲而英年早逝，天才早凋，不能不令人扼腕！

王獻之《奉對帖》

王獻之在繼承父輩書風之上又能創新。他在十四、五歲時，就曾對父親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緻，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他已經感到時風尚務簡求變求美，必須将民間書法的“僞略”與章草的縱放結合起來，追求一種姿媚婉轉，暢達宏闊的新體。在父親書法的巨大影子中，王獻之勇敢地走出來，自創神駿妍美的“大令體”，即處于楷草之間的行草和大草。

王獻之性情較其父更為疏曠不羁，書法更具有一種遒峻奔放的氣勢，行筆更快捷，情感在線條運動中發揮着主導作用，開啟了把氣勢和節奏放在法度和韻味之上的浪漫主義風格。

獻之的“一筆書”還在張芝“一筆書”之上更為完善，其代表作《十二月帖》，由行楷而始，迅即轉為行草氣勢不凡，一瀉千裡，毫無蘊藉中和之态，而是充滿張力的痛快淋漓的運筆和剛健有力的情緒宣洩，具有與大王不同的全新美感。

王獻之《不謂帖》

王獻之對自己獨創的“大令體”、“一筆書”非常自信。有一次謝安問王獻之：“你的書法與你的父親比較，你覺得怎樣？”答曰：“當然勝過他！”謝安卻說：“大家的議論可不是這樣。”獻之又答道：“一般人哪裡知道呢！”（《晉書·王羲之傳》）當然，王獻之的話不免年輕自負，對自己與父親書法之不同，頗有己見，于自負中也可以看到他創新的自信心。王獻之既深受其父影響，又不墨守成規，不迎合他人，而保持充沛的創新精神和獨立的人格，使自己的書法達到晉代的另一座高峰，與其父并稱為“二王”，并對後代書法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書法，但與王羲之齊名的還是王獻之。

沈尹默在《二王書法管窺》中說：“大王内擫，小王外拓。大王之書剛健中正，流美而靜；小王之書，剛用柔顯，華因實增。”“内擫是骨(氣)勝之書；外拓為筋(力)之書。”“内擫近古，外拓趨今。古質今研，不言而喻。”

仔細比較羲獻用筆，可以看到：王羲之多用内擫筆法，并加以旋鋒使轉，方圓兼濟，骨法森嚴；王獻之則多用外拓轉筆，大開大合，蒼勁矯健。羲之内擫筆法重骨力而收斂含蓄，其書法具有中庸蘊藉的優雅之美；而獻之外拓恣肆汪洋，拓張不羁，書法重筋力善絞鋒使轉而下，具有明朗寬博的豪宕之美。明代豐坊《書訣》中說：“右軍用筆内擫、正鋒居多，故法度森嚴而入神；子敬用筆外拓，側鋒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

早年獻之通過學習父親《樂毅論》而悟得筆法，寫下了繼承王羲之書法風格的小楷《洛神賦》（“玉版十三行”），該書剛柔相濟，虛和簡靜、挺直勁朗、寬綽靈秀，成為獻之青少年時代的代表作。前人評論王獻之的“玉版十三行”為“丹穴凰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于神智。”用筆外拓，結體勻稱嚴整。

王獻之《廿九日帖》

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鈎摹本），全幅舒展大方，在方正中加入欹側、縱斂、高低、長短的體勢、增加字的動感，楷草相雜，書寫自由，顯示出獻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懷的風格。

王獻之《鴨頭丸帖》

行草代表作品為《鴨頭丸帖》，寥寥兩行，非行非草，個性鮮明，為傳世真迹：“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共十五字。此作品充分展示了王獻之所創“稿行之草”的美學觀，在兩次蘸墨的自然書寫中，墨色由濃潤而枯淡，節奏起伏和氣韻變化極為自然空靈。俞焯曾說：“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清代吳其貞在《書畫記》裡對此帖推崇備至，認為：“（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

王獻之《中秋帖》

《中秋帖》大抵為米芾對王獻之《十二月帖》節臨的結果。米芾在寶晉齋中收藏了《十二月帖》，經常觀瞻臨寫，删去了與“一筆書”書寫不太諧調的十個字，飽蘸濃墨任性而下，筆勢連綿不斷，如滔滔江河一瀉千裡，而成剛健豪爽的一筆書。可惜，米芾臨寫用筆過于肥厚，減弱了魏晉清奇洞達之氣韻。清張醜《清河書畫舫》雲：“獻之《中秋帖》卷藏于檇李項氏子京，自有跋，細看乃唐人臨本，非真迹也。” 可謂眼光獨到。

王獻之《吾當帖》

另幾件“一筆書”的代表作為《淳化閣帖》第十中的《吾當帖》：“吾當托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改（次）枋三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有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可一一（具）白。胛痛可堪。而比（以）作書紀（殆）若不可識。”變其王羲之上下不相連之小草為相連的大草，一筆連貫數字，氣勢宏偉，豪邁之氣撲面而來。

王獻之《消息帖》

同樣，王獻之《消息帖》“消息亦不可不恒精以經心。向秋冷疾下。亦應防也。獻之下斷來。恒患濕頭痛。複小爾耳。”筆法精到，風格宏闊。王獻之草書《慶等帖》《玄度帖》等，皆八面出鋒，陰陽向背，天風海濤，不可端倪。

中國書法史上，曾經出現了“小王勝大王”的奇觀——由晉末至梁代的一個半世紀，王獻之的影響超過了王羲之。梁書畫家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張芝驚奇，鐘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将四賢并稱。而宋齊之間将王獻之推上了中國書法最高地位，聲譽壓倒其父羲之。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内非惟不複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褒羲而貶獻，書法史才重新将王羲之推倒書聖的位置。

王獻之的遺墨保存很少，《淳化閣帖》單著錄王獻之書帖的有七十三件，大約僞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餘件，在曆史的煙雲中，王獻之的墨迹本大多未能保存下來，如今能夠見到大抵七件墨迹本，卻都是摹本。

王獻之《忽動帖》

平心而論，羲獻父子，在中國書法史上皆達到極高的境界，在筆法和美學風格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為最，獻則以行草為能。而二王的真迹都已一字無存，傳世書法全是複制品，王羲之流傳較廣大約有二百五十餘件。由于對書法創新的巨大貢獻，王羲之、王獻之父子被譽為“二王”，變古趨今，獨步書壇。以“二王”為代表的晉代書法，代表了中國書法的覺醒和書法個性的空前張揚，從而超越漢魏書法，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并峙的雙峰。

王羲之的書法風格和書法理論首先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長子玄之善草書，次子凝之工草隸，三子煥之善行草書，五子徽之善正草書，六子操之善正行書，七子獻之善草書。黃伯思《東觀徐論》說：“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

其後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生生不息，到王羲之七代孫（徽之的六代孫）隋代智永，仍然書法名播海内外。智永《真草千字文》影響頗大，其書法繼承祖法，又勤奮習書，所以書名大振。相傳，智永居永欣閣上臨書30年，寫《真草千字文》800餘本，分别贈送給浙東各寺廟，寫秃的毛筆裝了好幾甕。《千字文》墨迹，深得二王精神，點畫精到，筆勢溫潤，結體謹嚴，表現出熟巧之趣。當時求書者及請題匾額者如市，所居的門檻被踏破，隻好用鐵皮裹上，被人們稱之為“鐵門限”。《書斷》認為其“兼能諸體，于草最優”，列章草、草書入妙品，隸書入能品。宋代蘇轼《東坡題跋》認為：“永禅師書，骨氣深隐，體兼衆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其所書帖大多不傳，現傳世書迹有《仿鐘繇宣示表》，另有日本藏《真草千字文》。

在當代書法創作中，我們應迷途知返，堅定地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在二王書風的優美和壯美中，感悟經典永恒的魅力！

我們不妨聽聽張懷瓘對王獻之所創立的逸氣縱橫新體行草的評價：“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甯拘制則，挺然秀出，務于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适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

誠哉斯言！

作者：王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