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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沙漠中的那年那月 原創 居紹芳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一個終身難忘的日子。那天,深秋的上海灘早霜初襲、黃葉滿地。這是個秋風蕭瑟的早晨,高音喇叭裡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铿锵的音樂聲,緊接着又傳來一陣陣《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激動心扉的口号聲。要知道,這可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廣大知肯喊出的最具代表性、也是喊得最響亮的口号呵。
伴随着激越着那個時代的旋律和震天的口号,我與一群十六豆蔻一枝花的少男少女們被塞進一列墨綠色的鐵皮車,車外滿臉淚水的親人拉着車内一片茫然的孩子們的嫩手緊緊不放。猛聽一聲凄厲的汽笛聲,列車緩緩駛出上海北站,剛才還沉浸在激動中的我們似乎明白了即将發生的事一一将要離開生養自已的父母,将要離開自小生活的故鄉,奔向一個未知的遠方……嗚、嗚、不知是誰的一聲低泣,驟然引出了一片嚎哭,整個列車頓時淹沒在哀哀哭聲之中。
然而我們畢竟還小,痛别家鄉和親人的離情别意瞬間又被那對想象中美好的塞北江南的期望所取代。腦海中浮現出我們要去的那個地方是藍藍的白雲天上飄,白雲下面馬兒跑;即将看到的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美麗的維族姑娘唱着情歌,揮着鞭兒悠悠的趕着小羊羔。藍天下風吹草動,雲移羊哞……好一幅美輪美奂的畫圖啊!然而車廂外不斷閃過並變換着顔色的景像又把我們拉回了現實:綠色漸漸被黃色所替代,平原漸漸被山巒所更叠。我們經過了五天四夜列車的颠波才到了新疆首府烏市。旋即又乘上罩着綠蓬布的軍車,又顫顫巍巍了幾天幾夜,終于來到了我們将要為之付出青春和汗水的第二故鄉一一位于戈壁沙漠之中的阿克蘇地區拜城縣查爾其農場。
可是,下得汽車首先映入眼簾的不是藍天白雲,而是茫茫蒼穹;不是青青草地,而是無垠黃沙。幾百号人一下子被扔在了這個蒼涼的荒漠之中。我們住的房子是用土坯壘起來的,我們的睡的床是用柳條編織的,而吃的第一頓飯便是那幹硬的馕。可想而知,此時此地大家的心情壞到了極點。面對茫茫夜空,幾百号人幾乎同時發出了嚎嚎哭聲,哭着爹、喊着娘,那哭聲傳過大漠、傳過荒原,向着東方,像是要把這無助的呼喊傳到我的故鄉一一上海。一天又一天,晨曉又黃昏……
可是也有涕淚強咽忍住不哭的,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把這巨大的反差和失落深深埋在心裡。因為我想,哭泣是沒有用的。既來之則安之,該幹嘛就幹嘛。于是在以後的日子裡,我跟着指導員他們連隊幹部一起早披星星晚戴月,揚起鐮刀割牧草,拌着黃土疊土坯,用高強度的農活來填充自已落寞的心靈。也許這也算是磨煉吧!但這種磨煉隻是為了不去想那離情别苦。就這樣,還不到一個月之後的有一天,指導員找我談話,說是要派我到縣城學醫,每個連隊僅選派一人。我咋一聽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種好事怎會落到我的身上?要知道我出身不好,到這裡來是接受再教育的啊,連隊那麼多知青,這種好事怎會輪到我這個資本家的女兒呢?我怯怯的問着指導員:你是不是搞錯了?當确信指導員沒搞錯,我心裡甭提有多高興了。第二天帶了我的全部行李一一一隻箱子,坐上馬車到了場部。然後再搭汽車來到了拜城縣人民醫院,開始了我為期二年的學醫生活。
沒有想到的是,學醫半月未到,縣委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由于我能歌善舞,醫院把我派到了宣傳隊。在那裡,我認識了比我早一年去新疆的常州知青也就是我未來的老公。他是搞器樂的,揚琴彈得相當好。每當晚上排完節目以後,為了安全起見(因為在少數民族地區,安全隐患還是有的),他總是先把我送到醫院集體宿舍,然後才回他自已的單位一一拖拉機站。這樣一來二去,我們也就很自然的走到了一起。十九歲那年我和他喜結良緣,次年就有了我們愛的結晶,第一個女兒呱呱落地。1978年我老公頂替母親先回常州,兩年後我也因夫妻分居兩地而調到了常州勞動人事部門工作,直至退休。
所以,在知青中間或許我還算是比較幸運的。我沒吃過多少苦,也沒違心的嫁一個自已不愛的人。而看到我們連隊的其他姐妹們,她們就沒我這樣幸運了,其間酸甜苦辣五味雜陳,在此就不一一累贅了。回首重看“知青"這兩個字、一個詞,浸潤着多少苦楚?凝結着多少辛酸?姑且不論把豆蔻年華都埋葬在那戈壁沙漠,更有好多知青因返城無望,前途迷惘而心生絕望,把自已稀裡糊塗的給嫁了。更有甚者在文革中被冤假錯案折磨而死,或因因精神崩潰而走向了不歸路。每當我看到《我的前夫》油畫中的那個女知青,呆滞的眼神中透出無助和絕望時,我就會不由自主的想到我的那些小姐妹們,試想和一個不愛的人生活在一起,這是多麼的痛苦的事啊!是環境禁固了她們向往自由和美好的歸宿,是曆史鑄就了她們一輩子的遺憾。所以,知青一一這個特殊年代産生的特殊群體,特别是文革後的知青,本質上是文革的伴生物。因此,我們回憶知青的那點事,決不是傷懷,也不是論悔,更不是紀念。而是一種揭示,一種警示,至于如何考量這一代人的命運前途乃至承擔的曆史角色和曆史作用,是非功過就留待後人去評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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