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遊戲和記憶
——重讀《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詹 丹
一、時間、語言與人生
如同魯迅小說《孔乙己》結尾的“大約孔乙己的确死了”中,“大約”“的确”這樣的矛盾表述,激發了魯迅研究者和語文教師讨論的持久熱情,叙事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第1段,對百草園描述的“其中似乎确鑿隻有一些野草”,“似乎”和“确鑿”放一起使用,同樣吸引了不少學者和教師參與讨論。如早些年的研究魯迅的名家錢理群和最近的郜元寶,都對此進行了解讀。其提出的理由,又各有側重,我先列舉出來,然後進行讨論。
錢理群在他的《如何讀與教〈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提出如下解釋:
“确鑿隻有一些野草”,這是寫實,是和“荒園”的命名相應的。“似乎隻有一些野草”,也是寫實,更是寫意,就是說,在“我”的觀察與感覺中,就不僅僅“隻有野草”:野草叢裡還有别的生命,看下文就知道;而且野草本身,也有着引發“我”想象的别樣趣味。這就自然引出下一句:“那時卻是我的樂園。”[1]
在這裡,錢理群是把“似乎”和“确鑿”拆解出來理解的:既區分出兩種“寫實”,即作為和“荒園”寫實貼近的“隻有野草”,和在“我”的主觀性觀察與感覺中,“不僅僅隻有野草”,比如有草叢中的各種鳥類爬蟲等。同時,也區分了“寫實”和“寫意”的差異。“确鑿”是隻就“寫實”且僅是對“荒園”的“寫實”而言的,而“似乎”,不但所指向的“寫實”内涵更豐富,還有了主觀想象方面的“寫意”的疊加。
最近,郜元寶在《中年之“我”對少年之“我”的一次親切擁抱——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解讀》一文中,則提出了新的看法:
“确鑿”者,引他人說辭也;“似乎”者,自己表面認可而其實腹诽之意也;“似乎确鑿”者,“在某些人看來‘确鑿’如彼而在‘我’看來則‘似乎’如此”之謂也——這一整句的意思在靈感來襲的瞬間完成了富于張力的一種壓縮。但意思相反的兩個詞壓縮成一個之後,說話者的本意卻偏向于“似乎”而非“确鑿”——他是用退一步的“似乎”來消解斬釘截鐵的“确鑿”。正如口語中“好像真的似的”,其實并不是真的。因此“似乎确鑿”,也就是并不“确鑿”了。[2]
兩相比較,郜元寶的說法帶有了一點想象性。他引入“他人說辭”來與“我”相對,并與“确鑿”和“似乎”各自對應起來,這樣,詞語組合的矛盾,被他人與自我的矛盾替換了。并由此進一步,以認同作者“似乎”的立場來消解詞語殘留的可能矛盾,似乎把文章表達帶給讀者的疑惑,徹底解決了。其實,當錢理群區分出“寫實”和“寫意”,并且指出“寫實”也有兩種時,以“荒園”和“我”的對立為依據,還是立足文本的。但如果再往前走一步,說這裡有“他人說辭”和“我”的不同,就很難在文本中找到依據了。郜元寶除了想象這裡有“他人說辭”外,還借力于神秘主義,以完成他有關這一矛盾詞語表述的動力闡釋。所謂“這一整句的意思在靈感來襲的瞬間完成了富于張力的一種壓縮”,這樣的解釋,究竟有多大意義,似乎還是讓人感到困惑的。
相對來說,王富仁提出的相關看法,較為直接。他認為:
在成年的“我”看來,“其中似乎确鑿隻有一些野草”。既然“其中似乎确鑿隻有一些野草”,為什麼“那時卻是我的樂園”呢?因為對于兒時的“我”,那是一個自由的世界,是一個自由嬉戲的場所。在自由的心靈中,世界是美麗的,是魅力無窮的。[3]
他的解釋,引入了無論是錢理群還是郜元寶都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這篇文章頗為關鍵的時間問題:即成年和兒時的差異。這種差異,其實也貫串于《朝花夕拾》所收錄的十篇文章中。魯迅在這本散文集“小引”曾提示給讀者說: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别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4]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富仁的分析略過了“似乎确鑿”這一矛盾組合的詞語讨論,而把重心落在了隻有“野草”和“樂園”的對立或者說差異上。這樣,他就沒有把這一篇開頭在語言表達的特殊性充分體現出來。雖然從時間切入的解讀,提示給我們的基本思路是對的,但還需要進一步細分。
在我看來,表述矛盾的産生,從時間因素讨論最合理,但又未必是兒時記憶和成年的實際觀察間發生的沖突。細細玩味魯迅這段文字,可以發現,涉及兒時記憶時,“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這樣的表述,簡潔而有力,不存在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倒是前文,因為強調其與百草園“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所以對“确鑿”隻有一些野草用了一個不能肯定的“似乎”,從而說明,其對隻有野草的印象,未必可靠,因為畢竟已經是七八年前的“相見”了。但由此引出的下句,隐含的一層意思是,關于兒時記憶樂園的印象,倒是穩定的。這樣,“似乎确鑿”,就未必是描述成年所見的現實和兒時記憶的沖突,而主要是強調已經成年時,不同階段有關百草園的印象未必“确鑿”。
當然,依據一般看法,作者說七八年前的記憶未必可靠,需要用不确定的、前後矛盾的詞語來表述,而事關幾十年前的兒時記憶反而不去質疑,似乎也有問題。但事實上,一方面,從人的記憶規律說,早年留存的記憶更為清晰,晚近的記憶反而模糊的情況并不罕見。重要的是,這跟魯迅對待童年記憶的基本态度有相當關系。我前文引述了《朝花夕拾》“小引”中有關童年記憶和成年感受的差别,魯迅緊接着還說了這樣一段話:
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隻記得是這樣。[5]
他這段文字,表面看似意在說明童年記憶與實際可能有不同。但真正的意思是,這種有關兒時記憶本身,也變成了一種現實,這樣再來追究真實與否、與實際是否有差異,意義就不大。如同童年的心靈世界,現實、記憶與想象往往是互相滲透的,不宜用一個真實的标準來衡量其記憶是否可靠。隻是當人生步入成人世界後,真實的标準才開始建立起來,才會對記憶的可靠和不可靠加以反複斟酌,也就有了“似乎确鑿”這樣立場遊移的用詞。因為,這是在人生不同的時間段裡,建立起的不同标準。
但不論“似乎”隻有一些野草,還是“确鑿”隻有一些野草,這種成年立場的遊移不定,并不會改變一個基本事實,其與記憶中兒時的“我的樂園”,始終是對立的。
二、時間、選材與結構
如果說,開頭的時間表述問題,沒有引起一些研究者的真正重視,或者雖然重視,但隻給出了一些泛泛解讀外,其關于内容主體的時間要素,同樣被許多研究者忽視了。
當然,這篇文章雖在标題用醒目的方式,提示了其在童年時代的兩個空間,而文章内容也是圍繞這兩個空間依次寫來,并呈現出“既是生活空間,又是精神空間”(錢理群語)的不同特點。依托這兩個空間,錢理群、王富仁、孫紹振、郜元寶等著名學者,都對該篇從思想到情感,從結構到語言,從單篇到《朝花夕拾》全書等,作了頗為詳盡的讨論。但也許是該作品的空間特征過于鮮明,吸引了學者們的注意力,所以與空間呈現緊密相關(或者表面不相關)的時間因素,并沒有得到深入讨論。
百草園是戶外,三味書屋是室内。百草園相對自然萬物是開放的,三味書屋則基本是封閉的。因為是戶外,人貼近了自然,百草園的豐富性,就不僅僅表現在物品的多樣,而且,這種多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時間變化帶來的。相形之下,三味書屋雖然也提到了時間的差異,比如寫作者“正午習字,晚上對課”,但這種差異,其學習活動的變化,并沒有跟時間變化建立起一種實質性的聯系,而百草園則不然。
在百草園,作者主要描寫三個相對獨立的人物活動片段,或者說三組選材。其中第一和第三個片段,強調季節變化帶來的豐富性。前者寫春天以後萬物複蘇,各種植物和鳥類昆蟲,都體現出大自然背景下的萬物生長的勃勃生機和生命活力,特别是在描寫時,通過“不必說”“也不必說”引出概述性的兩類物品,繼而提及“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區域,把“我”在百草園獲得的樂趣,作了聚焦式描寫。這裡,作為描寫的起點,是從四季起點的春天,逐漸延伸進夏秋季節,其中提到植物,如菜花、桑葚常見于春夏季節,而一些昆蟲,如蟋蟀、斑蝥、鳴蟬,則活動于夏天,秋天也能見到。總之,立足于自然季節特征,在草木生長而尚未枯萎時,作者對百草園所體現的大自然多姿多彩,作了生動描寫。
與草木繁榮季相對,則是冬天的枯草季。
冬天主要寫雪天對鳥雀的誘捕,筆勢的頓挫順逆,變化多端,富有懸念。作者先以“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無味”逆寫一筆,然後以“雪一下,可就兩樣了”轉回筆勢,但接下去,依然保持騰挪跳脫的行文方式:
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隻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才好。[6]
在這裡,從冬天的心情失落,到下雪的興奮,再到等待積雪蓋滿地面的期待,把叙述者潛在的心理情緒變化,恰到好處地表現了出來。而時間的延展因素(比如從沒下雪到下雪,從積雪慢慢蓋滿地面一兩天等),發揮了重要功能。其體現的天氣物候特征(比如鳥的無處覓食),甚至要比涉及春夏秋的季節特點更為鮮明。
再看三味書屋,基本封閉在室内,封閉在書本上,時間意義上的大自然變化,就沒有得到清晰呈現。給人産生的鮮明印象是,在百草園中,季節的轉換體現了時間的流動,而在三味書屋中,這種時間的流動感幾乎凝固了,對于季節周轉,很難讓人有直接的感受。雖然作者借助插入的寥寥數筆,寫“我”及其同伴上課時也會偷偷去三味書屋後面的小花園,上樹折蠟梅,或者在桂花樹上尋蟬蛻,但因為是瞬間的插入,沒有讓小花園中的自然物本身,體現出季節變化的延展和流動來。更重要的是,這種在上課時進入後花園活動本身,是不被允許的,是偷偷摸摸的。所以,這種瞬時的插入,不但強化了三味書屋本身的封閉,而且從整體看,也是以百草園時間意義的豐富對比了三味書屋的單調,并呈現出兩個空間的豐富和單調的區别。
作者在寫百草園的四季變換時,也注意到了寫日夜的更替。他用一句“長的草裡是不去的”,過渡到寫人物活動的第二個片段。同時也讓寫到的百草園,在白天與黑夜之間,作出畫面切換。其實,在關于百草園的第一個片段描寫時,作者似乎無意間寫到的,吃已成人形的何首烏可以成仙的傳說,在文章肌理上,與接下來寫長媽媽講述書生遭遇美女蛇故事形成了呼應。
長草和夏夜,無法使人一覽無餘,營造了環境的神秘甚至帶點驚悚的意味。這裡,夜晚環境的烘托,涉及兩種具體語境。其一是傳說中故事發生的環境,是書生在夏夜被美女蛇誘惑,這符合鬼怪精靈晝伏夜出的特性。其二是長媽媽講述故事的氛圍。雖然作者并沒有明确交代,故事是在長媽媽夏夜納涼時所講的,但故事實際發生的夜晚環境,也讓“我”對夏夜在院中納涼,産生了一種類似擔心。故事中書生的緊張心理,似乎也在講故事者和聽故事“我”的心理互為貫通。對于作者在文章中轉述這個故事,不時有一種講述者身臨其境的代入感,并因此傳染給聽者,這一點,錢理群等學者都有過深入分析,此不贅述。但夜晚帶出的大自然神秘性,自然萬物與民間傳說的密切相關,也是符合兒童對周邊世界的認識和心靈想象的,成為兒時記憶重要的組成部分。王富仁等從先民習俗具有的教育功能來讨論其意義,也值得參考。
三、結語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我們固然可以從自然時間維度來分析不同空間的物理性要素,但一個基本特點,也成了貫串前後的一條線索,就是無論在百草園還是三味書屋,從人的時間維度看,記憶中“我”的活動,始終沒有擺脫兒時這樣的一個特定時間段。于是,我們發現了一個奇怪現象是,盡管“我”似乎帶着相當失落的心情從百草園走向三味書屋,似乎從自由自在的空間走向了一個禁锢“我”的苦屋,但實際情形并非如此。因為,“我”是帶着遊戲心态從百草園進入三味書屋的,雖然百草園有比三味書屋更開闊、更自然、更自由的空間,但“我”的遊戲活動,并沒有在三味書屋停止,也沒有受到私塾先生的嚴厲壓制。“我”的遊戲興趣,仍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揮。有人認為這是兒童天性的頑強表現,是有相當道理的。但認為在三味書屋因為受一定程度的壓抑,所以心态發生變化,遊戲較之在百草園帶有殘酷性和破壞性,比如爬上花壇折蠟梅、用蒼蠅喂螞蟻等,則未必。[7]因為,如果按此邏輯,在百草園手按斑蝥的脊梁令其後竅生煙、拔出何首烏導緻泥牆毀壞,同樣是具有毀壞性和殘酷性的。作者在三味書屋的遊戲活動,雖然沒能和私塾先生的教學形成一種和諧關系,但也不是緊張的對峙,更多情況下,是相安無事的各得其所。他上他的課,“我”開“我”的小差。
總之,開頭和結尾,形成真正具有呼應意義的是,“我的樂園”百草園連同屋子早已出售,而“我”在三味書屋開小差畫畫玩的可觀成績,比如《蕩寇志》《西遊記》繡像,也賣給同學“早已沒有”。這樣,在百草園和三味書屋遊戲過程中可能保存的實物印迹,都已經從“我”身邊失落,對作者而言,隻有牢固的記憶,成了對時間流逝的實質性對抗。
注釋:
[1][3][7]錢理群,孫紹振,王富仁.解讀語文[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4,25,33.
[2]陳思和. 初中語文現代文選講[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46.
[4][5][6]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229-230,23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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