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克之有多厲害？遭戴笠持續追捕毫發無損！屢次虎口奪食叫人拍案

1934年秋天，華克之策劃主導的“五步流血”暗殺計劃開始實施了。

11月，華克之以南洋華僑胡雲卿的名義在南京開辦了一個掩護機關——晨光通訊社，華克之自任社長，他當年金陵大學的同學張玉華任編輯部主任，賀項光任采訪部主任，即将執行刺殺任務的義士孫鳳鳴扮演記者。

當年12月，趁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召開之際，孫鳳鳴以記者身份攜槍成功混入會場，但因為會場戒備森嚴，未能獲得下手機會。八個月後，暗殺小組獲得蔣介石的行蹤情報，孫鳳鳴再次前往準備狙擊，但蔣介石護衛森嚴，孫鳳鳴仍無從下手，行動再次失敗。

轉眼一年過去了，晨光通訊社的活動經費已經告罄，為了暗殺計劃不至夭折，華克之派孫鳳鳴妻子崔正瑤前往香港，請求“民國第一殺手”王亞樵再次幫忙，設法籌措經費。對于刺蔣，王亞樵是鼎力支持的，這一年來晨光通訊社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他出面從李濟深、陳銘樞那裡籌措來的。

這一次，王亞樵依舊沒讓華克之失望，但将一筆6000元經費交給崔正瑤時，王亞樵請崔正瑤轉告華克之，陳銘樞等人的思想已經有些動搖，長期觀望不利于計劃實施。

崔正瑤攜帶經費返回南京後，孫鳳鳴得知實情深感内疚，他認為自己作為暗殺計劃的主要執行人，近一年來一無所獲，辜負了大家。

為此，孫鳳鳴找到華克之說，11月1日召開的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是我們最後的機會，我決心做一回荊轲。

華克之知道做荊轲意味着一去不複返，但為了五步流血，他沒有阻止，而是念了兩句詩，為孫鳳鳴壯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

張玉華不忍孫鳳鳴隻身赴死，提出同去。孫鳳鳴沒有答應，他說，不要做多餘的犧牲，我隻有一個請求，行動開始前請将我妻子、侄兒轉移到香港，這樣我就再無後顧之憂，可以奮力一擊了。

11月1日，孫鳳鳴将一支六彈左輪手槍以及用于自殺的鴉片膏藏入大衣口袋，胸口佩戴記者證潛入了會場。

按照會議議程，這一天上午7時，全體與會委員先到東郊中山谒陵，随後前往湖南路中央黨部禮堂參加由汪精衛主持的全會開幕式。

有了前一次的經驗，孫鳳鳴知道，他舉槍擊殺的機會隻有一次，那就是開幕式結束後的集體照相環節。

再看這一天上午的天氣，天公作美，陽光燦爛，集體照相的環節鐵定是不會省略的。大約9點半鐘，在會務人員的引領下，兩百多名與會委員按照議程步出禮堂，準備在室外集體照相。

就在這個時候，意外發生了。

見現場有些吵雜，警覺之下，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集體照相，躲在會議休息室不出來了。大會的另一主角汪精衛見蔣介石久久沒有現身，曾去催請過，但蔣介石不為所動。汪精衛無奈，隻好領銜這一環節，獨自坐上第一排的中間位置。

面對突發情況，孫鳳鳴經過短暫猶豫，最終調整槍口，一邊高呼“打倒賣國賊”，一邊朝汪精衛連開三槍。

孫鳳鳴的槍法是好的。在稍縱即逝、萬分緊張的情況下，他開出的第一槍射入汪精衛左眼外角下左顴骨，第二槍打穿了左臂，第三槍從後背射入第五、第六根胸脊柱骨部，子彈永遠嵌在那裡，并且在八年後引發了奪命後遺症。

汪精衛應聲倒地後，現場大亂，國民黨元老張繼率先沖過去抱住孫鳳鳴，張學良緊跟着沖過去一腳踢掉孫鳳鳴手中的槍。與此同時，汪精衛的衛士拼命開槍，孫鳳鳴肺部中彈倒地，未來及吞下事先準備的自殺鴉片膏。

事發之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汪精衛遇刺與蔣介石有關，汪精衛虎妻陳璧君更是怒氣沖沖地闖到蔣介石面前，厲聲質問：蔣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不幹就是，何必下此毒手！

蔣介石百口莫辯，憤怒，恐懼。

為了将自己洗脫出來，同時借機大做文章，鏟除危險敵對勢力，蔣介石随即召來戴笠，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查明幕後真兇，肅清一切敵對分子。

戴笠的血腥殺戮，是從試圖撬開孫鳳鳴的嘴巴開始的。

孫鳳鳴中槍後，沒有立即死掉，随後他被緊急送往醫院救治。為了獲取口供，軍警命令醫生不斷給他注射強心針。孫鳳鳴忍受着巨大的傷痛，拒不承認自己有什麼組織和關系人。

決心赴死時，孫鳳鳴反複隻說一句話，我是一個老粗，不知道什麼黨派和主義，驅使我行動的隻是我的良心。

血浸透這句話，孫鳳鳴兌現了當初的豪言，悲壯地死在了醫院裡。

遺憾的是，孫鳳鳴的誓死不屈沒能拯救他的同志。軍警當局根據從孫鳳鳴身上搜出的記者證，很快挖出了晨光通訊社這一掩護機關以及華克之等人的真實身份。

大搜捕随之開始。

首先落網的是晨光通訊社的一名公勤人員。此人在上海火車北站被捕後，很快供出孫鳳鳴妻子所住的新亞飯店房間号。軍統特務很狡猾，掌握這一情報後，他們沒有立即實施抓捕，而是将新亞飯店嚴密監控起來，企圖網到更多、更大的魚。

華克之有一個密友，此人名叫陳處泰，是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共産黨員。華克之秘密策劃“五步流血”暗殺計劃時，陳處泰一直和暗殺小組成員同住在華克之家中。對于華克之等人的暗殺計劃，陳處泰雖然不贊同，但卻佩服他們的壯舉，所以當得知孫鳳鳴已經壯烈犧牲時，他還是不顧危險地趕到新亞飯店，希望能夠幫助孫鳳鳴妻子崔正瑤盡快逃離上海灘。

哪知道，陳處泰剛進入新亞飯店，軍統特務的槍就頂在了他的腦門上。

軍統特務知道陳處泰沒有參與刺汪行動，但為了挖出更多的料，依舊對他施加了各種酷刑。陳處泰鐵骨铮铮，始終沒有出賣組織，最終被殘忍殺害，屍體被抛進镪水池中，年僅27歲。

陳處泰的無謂犧牲隻是這場血雨腥風拉開的一個血口子，随後，孫鳳鳴的妻子崔正瑤亦慘遭毒手，張玉華、賀坡光等人相繼被捕，孫鳳鳴的妻妹、賀坡光的胞兄和老母均未能幸免于難。

然而，讓人感到驚愕的是，就在軍統特務瘋狂追捕殺戮的時候，“五步流血”計劃的主謀華克之卻沒有逃離上海灘，很長一段時間，他就活動在軍統特務的眼皮子底下。

有好友提醒華克之，老蔣為了抓你，已經懸賞五萬大洋了，還是快快離開吧。

華克之說，燈下最黑，不用擔心，我必須留下來設法營救他們。

對軍統特務而言，華克之的确是個難以捕捉的對手。他極其善于僞裝，各種假牙、假發、假眼鏡都是他信手拈來的僞裝道具，有江湖傳言，隻要給他幾分鐘，他就可以變成無人能夠識破、不起眼的陌生人。除此之外，他的警惕性也是超乎常人的，一根針落到地上的響動，他都會視為警鐘。

有一次，老朋友胡允恭約他在上海法租界青年會附近的一家小餐廳見面。見面時，胡允恭剛好碰見一個在青年會任職多年未見的老同學，于是就叫來一起叙舊。那一天，華克之沒戴假牙，隻是裝扮成小商販的模樣，交談中，他無意間說了一句英文，就這一句不當的話，立即就引起了他的警覺。

簡單應付之後，華克之匆匆走掉，那位老同學随意地問胡允恭，你這位小商販朋友竟然能說英語？他是從哪裡學的？

胡允恭順口說，你可别小看他，他曾是金陵大學英文系的高材生，身上還穿着“龍袍”呢。

所謂“龍袍”，當時的上海人都知道，指的是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時特制的袍子。

說到“龍袍”，胡允恭頓時感到

失口，趕緊轉移話題。那位老同學言語間有意将話題拉回來，這讓胡允恭起了疑心，借故告别之後，他連忙趕到華克之住所，想提醒老朋友注意。

然而，當胡允恭趕到時，看到的隻是華克之留下的一張字條，有筆生意需要外出，你要多加小心。

胡允恭知道華克之已經轉移了住處，還未回過神來，軍統的特務已經包圍了此地。這時候，胡允恭才意識到剛才遇到的老同學是軍統特務，華克之早走就是發現了問題。

由于一直沒能抓到刺汪案的主謀華克之，國民黨當局很快在殺戮的屠刀上塗抹上了陰謀的毒汁，他們不斷放出謠言，先稱刺汪案系共産黨所為，又稱刺汪案是由民國第一殺手王亞樵一手策劃。

戴笠為了邀功，借有利局面一舉鏟除王亞樵這一緻命威脅，随即号令軍統展開新一輪追殺。坊間傳言，華克之是王亞樵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其實他們隻是志同道合的兄弟，并不同在一條船上。

樹大招風，豪傑

失足。

1936年10月20日，因為遭到兄弟于立奎妻子餘婉君出賣，王亞樵被軍統特務誘殺于廣西梧州。

江湖豪傑代己受死！共産黨密友慘遭殺害！無辜親人備受摧殘······面對這洶湧而來血淋淋的現實，華克之憤恨不已，回望數十年來自己所走過的奮争之路，他感到痛苦，更想仰天呐喊。

華克之，1902年出生于江蘇寶應一戶書香門第。父親華小冬是晚清秀才，曾為辛亥革命奔走呼号。父親從小就教育他，男子漢大丈夫應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為操守，正氣奮鬥，大義愛國。

華克之讀書很好，高小畢業後順利進入江蘇省第一中學。那一時期，中國正處于“五四運動”的風雲激蕩中，華克之因為崇拜孫中山，二年級時便以“三民主義信徒”自诩，并且加入了當時尚屬地下的國民黨。

中學畢業後，華克之被保送進金陵大學，因為品端學邃，練達時事，在反帝運動中有突出表現，1925年後他即進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擔任起了青年部長。當時的南京市黨部，共計有七名委員，其中四名是共産黨員，三名是國民黨左派，國共之間親密合作，革命熱情異常澎湃。

然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一切戛然而止了。目睹衆多共産黨摯友、國民黨左派同志同時遭到血腥殺戮，華克之義憤填膺，以詩言志，堅決表示要與蔣介石政權絕交：“可絕六親求民主，怎為五鬥事暴君！”

為此，華克之曾三次被捕入獄，幸得國民黨元老吳稚晖、蔡元培等人出手搭救，這才得以脫困。

1929年夏秋之交，在王亞樵的建議下，華克之隻身來到上海灘，住進了法租界新新南裡232号的一處小樓裡。

華克之将這一處小樓特意命名為“危樓”，自稱“危樓樓主”。華克之告訴常住在“危樓”裡的三位密友（張玉華、孫鳳鳴、陳處泰），将這裡命名為“危樓”，不是說它可能倒塌是危險建築，而是要提醒大家，天下黑暗，大廈将傾，我等要做為了理想而置生死于不顧的革命志士。

隐藏在“危樓”中的那些日子，華克之等人愈是關心時局，愈是憂憤國事。九一八事變後，眼見國土淪喪，蔣介石不抵抗，尤其是1933年李濟深與十九路軍将領領陳銘樞、蔡廷锴掀起的反蔣鬥争僅經曆三個月就遭到了颠覆，危樓志士們終于坐不住了。

華克之認為，眼下蔣某人根基已經非常牢固，要想改變，隻剩下唯一的辦法，五步流血，搞暗殺。

共産黨人陳處泰不贊同華克之的主張，他曾向華克之傳達黨組織的意見，無産階級政黨不能鼓勵去做暗殺的事，偏執冒險，一着不慎，可能導緻血雨腥風。既然革命目标一緻，你們最好能夠參加黨的工作，進行正道革命。

那時候的華克之，熱血已沖将出來，他沒有聽從摯交密友的勸告，一意孤行，仗劍而去。如今，熱血凝固在一具具豪傑義士的屍體之上，華克之痛定思痛，終于幡然醒悟過來。

求索之路，從來是曲折艱難的。高開低走的人，遇難總想繞，遇險總想避，遇岔總想走捷徑，這樣的人，路終究要越走越窄，越走越偏，以至于最後走進死路深崖，落一個面目全非，粉身碎骨的下場；有的人低開高走，披荊斬棘，遇挫不折，不餒，有脊梁，有信念，能在黑暗中抱定初心，這樣的人，苦難滄桑終将成為他腳下的引路大石，待黎明到來，擡頭看天時，已是正道中的巨人，光明處的豐碑。

華克之屬于後者。

王亞樵遇害不久，就是刺汪案一周年，幡然醒悟的華克之為紀念死難的戰友，特意選在這一時刻書寫了自己的宣言——《告全國同胞書》。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華克之公開宣稱去年11月1日刺殺行動的目标是蔣介石，與共産黨、王亞樵均沒有幹系，隻可惜蔣介石沒有出場，隻得刺殺第二号賣國賊汪精衛。此外，華克之不僅痛斥了蔣介石背叛革命，殺害革命志士的罪行，而且大聲疾呼隻有接受馬克思主義，接受中國共産黨的組織領導，才能改造中國，拯救中國。

将《告全國同胞書》發表出去後，華克之還特别用香港九龍總商會的信封挂号寄給了蔣介石。看到這一份宣言戰書，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立即将通緝華克之的懸賞金額由五萬提高到十萬，通緝令追加到五道。

華克之知道自己的處境很危險，但因為心中已經有了堅定的信念和方向，整個人顯得很樂觀，那階段他時常對人講，一個人有了堅定的目标，腦袋會更靈敏，腳步會更沉穩。我不會犯錯，更不會讓敵人得逞，我要到延安去，這一點是肯定的，不容閃失的。

1937年春天，華克之如願以償，安全抵達延安。5月4日下午，毛澤東親切接見了他，并與他進行了長談。

對于刺汪案，毛澤東沒有多加分析，而是強調了一點，個人的力量、小集團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惡的舊社會的。

華克之提出了自己的願望，希望能夠留在延安。

對于華克之的這個願望，毛澤東站得高，看得全，沒有答應。偉人對他說，你的願望是好的，但現實不允許，如果你留在延安，暴露了身份，國民黨當局來文要求逮捕，送南京法辦，你我就被動了。作為一名革命者，要投身到能發揮最大作用的鬥争中去，我希望你能夠回到華南，作為延安與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锴之間的聯絡人員，協助他們擴大華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堅持抗戰到底。

這一席話讓華克之體會到了沉甸甸的信任，他當即發下誓言：“黨有差遣，克之生死從之，一無選擇，萬死不辭！”

長談結束，幾天之後，華克之帶着毛澤東、朱德緻李、陳、蔣、蔡的絕密文件南下。在充當延安與華南民主力量之間的信使期間，華克之一直期盼着組織上能夠盡快聯絡他，交給他新的任務。

1938年秋天，華克之終于盼到了這一天，在香港皇後大酒店裡，他第一次見到了華南黨組織的領導人潘漢年、廖志承。

潘漢年向華克之提出，希望他能夠重返上海灘，聯絡可靠舊友，展開情報工作。

華克之一口應承，并以《斯大林傳》中的一句話作了宣誓：“烙鐵烙在你的身上，打斷了牙齒，也不能說出同志們的一個地址，組織上的一個秘密。”

就這樣，華克之重新啟用新的化名張建良，進入了潘漢年的情報系統。起初一兩年，潘漢年交給華克之的主要任務是充當好港滬兩套情報班子的聯絡人，這個工作對華克之而言，隻是小菜，他利用對上海的熟悉，依靠手中掌握的廣泛社會關系，很快就讓港滬兩地的情報站通暢地聯系起來。

1939年，由潘漢年和廖承志作介紹人，毛澤東親自批準，華克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正式成為黨在隐蔽戰線上的得力幹将。

此後的十年間，是華克之一生中最具華彩的篇章，許多人驚訝地發現，昔日那個好作霹靂一擊的熱血俠客，一旦成熟起來，竟是如此地縱橫有度，滴水不漏，堪稱刀尖上真正深沉智勇的潛伏者。

華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他終生使用的化名“克之”，就是這位兄長相贈的。任庵雖在國民黨軍政界任職，卻不滿蔣介石的作為，私下同情共産黨。刺汪案發生後，任庵也受到牽連，被迫離開南京，到上海做起了舊書古玩生意。

華克之返回上海後，向潘漢年提出，可以争取任庵做一些棘手重要的工作。

潘漢年問，是否有把握？

華克之回複說，我與他定交時曾約定，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雖不是我黨同志，但我相信彼此心照不宣，更相信正道可鑒。

獲得潘漢年同意後，華克之面見任庵，絲毫不隐瞞自己的政治觀點，他将自己刺汪後颠沛流離以及後來投奔延安，委派華南的經過一一說了，但對自己共産黨員的身份卻略過不提，隻說目前從事的絕對是正義的事業、愛國的事業，希望能夠得到兄長一如既往的支持。

任庵明白華克之所說的“正義的事業”是什麼，但他亦不點破，隻是明确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國的事情，他一定不計較個人利害，盡力去做。

心照不宣有時候比當面要誓言更具力量。

與敵鬥争犬牙交錯時，為了保護身份異常複雜的紅色特工袁殊，華克之找到任庵，請他給軍統頭子戴笠送一封信。

任庵問，我能否知曉信的大概内容？

華克之說，袁殊是我們同志，他出面主持漢奸組織“興亞建國社”，是想通過這種途徑獲得日僞方面更有價值的情報。此信是袁殊向戴笠說明内情，表明未變為抗戰效力的初衷，避免軍統方面誤會而派人暗殺。

任庵心領神會後，以江湖朋友的身份去了重慶，最終帶回了戴笠表示可以諒解的回信。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抗戰最困難的時期。一方面，日寇集中兵力反複“掃蕩”敵後根據地，另一方面，蔣介石也積極利用日本侵略勢力，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經濟、軍事封鎖。

為了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的陰謀，阻止日、蔣之間的妥協，維護國共合作，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黨情報人員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想法設法搞到蔣、日、僞之間進行秘密勾結的情報，以便及時采取對策，赢得政治主動。

潘漢年深知華克之在上海活動能力強，有任庵這樣的摯交，于是又一次将棘手的任務交給了他。

華克之接到任務，再次找到了任庵。

見到任庵，華克之問，我若身上沾污，兄長是否相信我？

任庵說，當然。

華克之說，推心置腹，我也一樣。現在我想請兄長去做一件沾污之事，利用昔日同事的舊交情，主動接近周佛海，我們現在十分需要汪僞的情報。

華克之的真切之辭讓任庵十分感慨，他沒有多言，欣然從命。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一份絕密情報：蔣介石委任周佛海為“京滬保安副司令”，命令他收編、整編在上海各地的僞軍，以備

反共。

華克之迅速将情報發往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将消息曝光在報紙上，從而使蔣、日、僞暗中勾結的内幕大白于天下，造成了蔣介石在政治上十分被動的局面。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上海即将被國民黨接受。出于對華克之安全的考慮，黨組織計劃将他轉移到解放區工作。

這是華克之夢寐以求的事，但他沒有輕易離開。

當時，潘漢年已經奉命回到淮南根據地，華南情報局總管内勤和機要的張唯一同志接替潘漢年，直接領導華克之的工作。張唯一代号“老太爺”，是一位久經沙場的老共産黨員，地下工作經驗十分豐富，周恩來和李克農對他十分信任。

華克之找到老太爺，講了自己的想法，眼下國民黨在全國各地搶占戰略要地，上海地處東南，距離重慶千裡之遙，國民黨想在短期全面接受，似乎有些鞭長莫及。而剛剛戰敗的日本人整日龜縮在軍營裡，惶惶不可終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真空、混亂局面，來一個渾水摸魚，為新四軍搞一批軍火武器。

老太爺覺得華克之的想法是好的，但他同時認為此時渾水摸魚如同虎口奪食，難度十分大。

華克之說，我在上海鬥争了這麼多年，絕不能兩手空空地離開，我要給黨組織送一份“厚禮”。

老太爺問，你準備怎樣做？

華克之說，我想利用混亂的局面，對日本人打一場心理戰，隻要能套住日本人，就能搞來軍火武器。

老太爺提醒華克之，目前組織不能配合你行動，你是孤軍奮戰，一定要注意安全。

華克之堅定地笑了笑。

這一次行動，最能顯出華克之見縫插針的超高智商。他首先找到了一位老朋友。此人名叫鄭德升，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深谙上海世情，能說會道，聰明機變，極為玲珑剔透。

見到鄭德升，華克之開門見山地說，我知道鄭兄同情共産黨，敢作敢為，有正義感，是個非常可靠的朋友。我想通過你的關系，看能不能接觸管理軍火庫的日本人，為新四軍搞一批軍火武器。

鄭德升說，我倒認識一個叫岡田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少将。此人負責管理軍火倉庫，但通過他下手似乎并不好辦，這是個不甘失敗的武士道分子。

華克之聽了，沉思良久，之後說，棘手的地方往往就是突破口，我想到了一個辦法。

華克之的辦法是一套特意為岡田準備的心理戰說辭。鄭德升将這套說辭消化完，找到岡田說，他本人反對蔣介石，對共産黨也沒有好感，自日本投降後，他很是憂心忡忡，十分擔心中國的前途。但目前的局面并非沒有希望，他有一位中将朋友，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心腹，司令長官已經在豫西南劃出二十個縣，駐紮了嫡系部隊，眼下這位中将朋友正在各地接收日軍武器，希望能與日軍中的有志之士達成合作，另起爐竈，實現“反共興亞”的事業。

聽到這一番說辭，岡田果然來了興趣，他态度十分積極，說手中正掌握一批武器，如有可能，希望能夠盡快見見這位中将朋友。

于是乎，華克之僞裝成這位中将朋友出場了，并且将岡田套得死死的。

就這樣，沒費一槍一彈，轉眼之間，華克之就弄來了日軍倉庫裡的540箱TNT炸藥，外加194挺機槍。

新四軍軍部得到這批武器後，托“老太爺”張唯一轉給華克之一封信——

華克之同志：

你運來的炸藥，已經試驗，性能極好，可供江南、江北使用兩年三年。194挺機槍，全是新的。望你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努力。緻以革命的敬禮！

1946年全面内戰爆發後，周恩來派潘漢年前往香港，主持香港、上海等敵後地區的情報工作和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工作。

華克之随之奉命來到香港。

當時，香港的情報班子極缺經費，潘漢年知道華克之搞錢也是一把好手，于是找到他說，克之，這些年你上交組織的活動經費就有42萬港币，折合黃金4200餘兩，現在又需要你去賺錢了。

華克之聽了哈哈大笑，之後立即返回上海，結果不到幾天工夫就将一張5萬元的支票交到了潘漢年手中。

這張5萬元的支票，讓潘漢年既感到驚訝，又感到欽佩。他拍着華克之的肩膀說，你有一雙會賺錢的手，卻甘願做一個無産者。瞧瞧你有什麼，隻有兩件工作需要的西裝。

1948年，人民解放戰争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中共中央軍事首腦機關迫切需要一批準确、精密的國統區軍用地圖。

這又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華南分局領導一直認為，華克之是完成這項任務的最佳人選。

這一次，華克之盯上了國防部專門保管地圖的科長程志銳，辦法依舊是抓人心的弱點，通過老朋友向程志銳發起心理戰。

華克之的老朋友對程志銳說，共産黨軍隊能戰勝國民黨軍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共産黨重視遊擊戰，将遊擊戰輔之于運動戰，變被動為主動。現在有關方面正準備組織一支兩三萬人的遊擊部隊，配合國軍正面作戰，争取創立一片新天地。程兄這時候如能參與進來，變廢為寶，謀一個師長位子不在話下。

程志銳問，怎樣變廢為寶？

華克之的老朋友說，擱在國防部的那些軍用地圖就是寶，遊擊戰正需要這些地圖。

因為野心，程志銳上鈎了，最終瞞着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乖乖獻上了這批價值連城的比例尺為二萬五千分之一的全國詳細軍用地圖。

由于情報工作的特殊性，十年間華克之究竟完成了多少重大任務，很難有外人可以得知。

人們知道的隻是冰山一角。

因此，特殊戰線所鑄就的豐碑永遠是那麼的深沉無言。

但那個年代的豐碑，還有更令人感佩的内涵，那就是遭受比犧牲更痛苦的誤解與傷害。

1955年5月21日，受“潘漢年案”的影響，正在北京協和醫院住院的華克之被直接押往牢房。随後，隐蔽戰線的英雄被判刑11年，刑釋後又被押往徐州

監督改造10年。

苦難屈辱之下，華克之拿出了早年的剛烈，他沒有申辯，而是将筷子捅進了自己的眼窩，眼球都掉了出來。

經過搶救，眼睛後來雖然保住了，但一目幾乎失明，落下了終身殘疾。

人間正道是滄桑。

1982年，黨中央決定為潘漢年平反昭雪，華克之随之也迎來了光明。

晚年的華克之十分豁達，他說，人這一生的奮鬥，要遭受很多苦難，我不抱怨，隻樂觀堅信。

1998年1月7日，華克之因病逝世，終年96歲。新華社發表其逝世消息，使用的名字是“張建良”，這是他幾十個化名中的一個。

他真實的名字已經淹沒在引以為榮的曆史中，這或許是對英雄最好的诠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