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照田：時代的認知要求與人文知識思想的再出發

【作者按】本文初稿曾在2005年1月8日－9日于台灣新竹交通大學召開的“去國·汶化·華文祭”學術研讨會上宣讀，感謝會議主辦人的邀請與會和三位評議人對本文的評議。另在本文的醞釀、撰寫、修改過程中，我曾分别就文中所關涉到的問題與孫歌、王焱、趙剛、張志強、舒炜、江湄、陳明、楊貞德等師友進行過讨論，在此向他們緻以誠摯的謝意。

　　顯然，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以來所以相對于從1949年至70年代末的社會主義實踐被稱為新時期，首先是因為70年代末以來中國國家本身所推動的改革、開放方針。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視70年代末以來中國一系列新狀況與境遇，為改革、開放推動舊有政治、經濟、制度、法律、文化、社會機體變遷的結果。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在原有中國社會主義機體上的改革、開放，既是中國當代知識思想界發生巨大變化的重要推力，又構成規約着中國當代知識思想界最基本的現實和問題境遇——也即70年代末以來中國知識思想界的基本心态氛圍、基本自我評估感覺，都和中國改革開放是否順利、它和此一改革開放間相對位置關系等密切有關。而這當中，對改革開放推出的新境況、新問題是否有着了解與把握的自信——即是否有着自以為知道如何克服已有問題，邁向順利坦途的下一步改革的自信，尤其關涉着中國大陸知識思想界的心态感覺。

　　不過，也正從中國知識思想界是否自信能清楚分析把握現實，是否自信知道下一步穩妥改革之路的角度，我們可以清楚發現，雖然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來，中國大陸知識思想界已有很大的變化與調整，很多的努力與貫注，很多的成果與積累，但相對于改革初始階段知識界的自信狀态，今天知識思想界面對現實的自信心顯然已大大減弱了。

　　1995年春際，一位在中國當代有廣泛影響的經濟學家曾扼要概括了從1970年代末到1994年已進行了15年的中國改革和經濟學間的關系，他認為：在中國改革開始時，雖然既沒有設計完美的改革藍圖；又沒有一群掌握現代經濟分析方法，可對出台的改革政策進行細緻設計和分析的經濟學家，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結構嚴重失調、長線過長短線過短，以及鐵飯碗、大鍋飯，工人農民的生産積極性長期受到抑制”等“國民經濟生活中窒礙經濟發展的瓶頸比比皆是”這一實際現狀，因此，當時隻要了解國情、實事求是，便可作一個好的改革家。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學家所起的主要作用”，自然是“對已出台的政策給予理論的闡述，并透過讨論逐漸形成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标模式的輿論和共識”。但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中碰到問題的複雜性，這位經濟學家認為，隻有對國情的了解和實事求是的态度便不夠了，而需要對現代經濟分析方法的掌握和運用，才能研究清楚一政策變動“對國民經濟的正面影響較大或負面影響較大”1。現在回想這篇和我自己從事專業甚遠文章的這一論述，所以在當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實是因為這篇扼要文章的這一論述既注意到了改革進展對知識界的知識新要求，又配合了當時學界以為，隻要符合現代學術規範要求的專業進展就一定會對現實構成一種有效責任關系的意識感覺。

　　據熟悉當代中國經濟學進展的朋友言，從那時到現在，中國學術界對現代經濟分析方法的掌握運用能力已大有推進，卻少有人再公開宣稱現代經濟學理論與知識掌握對中國現下改革的直接根本性指導意義。推究所以如此，表面看似和外來理論的本土應用問題被反複質疑和檢讨的知識氛圍有關，深層究之，會發現此一堅信決心有所減退首先實更和中國現下國情到底是什麼？已了解的國情部分在整體國情中到底居于何位置？應該以何為标準評估一改革措施？等等這些先前基本不被知識界疑問的問題本身成了問題有關。

　　在這一意義上，這些先前不認為有問題的地方出現了問題，并不标志着中國知識思想界在如何形成問題、形成論斷上變得更加謹慎更具反思自覺，而毋甯表明中國改革進展到當下，其所帶來不知如何把握的新狀況、新問題的突出性與嚴重性，已到了較敏感的思考者不可能無視的程度了。而面對此一新局面的認知上的無力感，自然動搖着中國知識思想界改革開放前十餘年向有的對把握中國問題能力的自信。如此說，是因為，評價不同往往是因為價值選擇的相異，而現狀的認知固也會受價值取向不同的影響，但就其所包納進事實的多少，和參之以我們的感受與經驗，其關于現狀的整理與叙述是否有起碼的安排解釋力和準确性等方面，無疑還是比較容易取得共識的。不像關于中國現下國情的疑問，并不是我們親身經曆的強烈時代經驗與時代感受已被基本包納、解釋、安排後的評價歧異問題，而是我們親身經曆的強烈經驗、感受尚未被基本包納、解釋、安排的問題。

　　時至今日，顯然，對中國現實到底該如何認識把握的問題，已成了我們追問和考量我們現下行為是否能對民族未來構成真切且迫切意義時，不得不首先加以回答的問題。

　　而要認識中國現下，不管是用相對規範的資本主義認知觀念，還是用相對規範的社會主義認知觀念來分析含概，雖都有它的認知效力，卻不足以逼近中國最令人困惑的現實部分，而恰恰這部分現實的被把握和厘清，最有助于我們定位與感受用相對規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認知觀念所把握住的現實部分實際内在于中國的位置。而要理解和突入直接依憑現成觀念不可能進入的這部分中國現實，就必須以直接向中國現實發問為途徑。且這些發問要真正比較全面觸碰中國現下的問題結構，那麼除中國經濟發展奇迹因何取得這樣一些久被關注的問題外，還必需追問那些會使中國奇迹相對化的現實部分在我們時代認知中實際所居的意義位置。比如，既然中國改革使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從而創造了中國奇迹，那為什麼相對于先前對改革的普遍支持，卻是越來越彌漫于全社會的對進一步改革的猶豫、不安，乃至反感氣氛。又比如，既然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普遍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明顯改善，人們生活的自由空間也大大增加，為什麼大多數人的精神内心生活卻越來越多苦惱和不安。

　　而為了使這兩個與中國奇迹方向不同的問題得到比較具體的把握和探讨，我以為還需把兩者再分解為更易把捉和探讨的子問題。比如，我以為前者至少可分解為如下兩個子問題：一是與中國經濟改革基本同時起步的，以告别家長制、“一言堂”為出發點的制度變革，為什麼經過二十年後，卻在大多數國家權力層級變成了“一把手”權力比改革起步前還少受限制的局面。不僅事權，而且人權财權都越來越向“一把手”集中；二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悠久均貧富意識傳統、且有着幾十年強調平等觀念社會主義實踐傳統的國家，為什麼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内，我們内部貧富分化的程度就超過了周邊搞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後一子問題這些年雖已被廣泛關注，但至今研究清楚的隻是造成一部分農村所以貧困的不公正的制度、政策和法規方面的原因。不過，這一部分貢獻已是近年來關于中國當下現實最突出、最引發迫切實踐後果的認知成就之一。如此說，是因為中國新一屆政府的農業稅負減免政策，和新近國家決心于幾年内便真正擔負起而非轉嫁國家對九年義務制教育的财政責任等舉動，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國一部分農村貧困實際被揭示所引起的沖擊和震撼，另一方面也與認知上對農村貧困和國家對農村不平等的稅負政策、教育财政政策間相關關系的充分揭露有關。于此，亦可見中國現實的把握和理解對中國當下實踐選擇的重要意義。可以想見，如果不隻此一部分，而是中國内部貧富分化所以超速發展問題之整體，都能得到充分的把握和呈現，那麼其貢獻于當下中國認知和可能波及影響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無疑将更廣更巨。

　　相對于中國經濟奇迹背後，人們越來越普遍的對進一步改革的猶豫不安乃至反感現象所轉化出的兩個追問，實特别有助于我們把握和了解改革二十餘年中制度運行和經濟運行的深層實際，對中國經濟奇迹背後人們心靈與精神不安苦惱現象所轉出的子問題的追問，則有助于我們體會與感受看似喧嚣熱鬧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裡面社會與個人精神生活的真正實際。而要很好把握這後一現象，我以為同樣應該把此一大問題分解為兩個子問題。也就是我們必需首先追問，為什麼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千年義利之辨傳統，近幾十年更有高揚理想與信仰傳統的社會，在短短十幾年之内至少在語言層面上已變成了一個以實利為一切衡準的社會？這一過程是如何一步一步發生的？其曆史與觀念機制是什麼？其次，我們應該追問，使得新興宗教在短時間内迅速擴及全國的社會生活土壤和精神生活土壤是什麼？因為至少就我多例調查了解，許多新興宗教的信者恰恰對精神生活價值問題極為敏感與珍視。顯然，對這兩個子問題的追問，有助于我們建立對中國經濟奇迹背後人們的心靈與精神卻不安苦惱這一大問題的基本感受結構。就是從語言和衆多行為表現看，這一社會好像已完全變成了一個唯利是尚的社會，但從一些新興宗教所以在短時間傳及全國論，這社會實有精神、身心要求被安置的相當土壤。而這看似矛盾的兩面實又有着彼此間的相輔相成——就是這些新興宗教在現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以此語言狀态所表征的一般社會、文化、觀念狀況，實缺少他們所需要的、能幫助他們在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曆史條件下重新思考與安排精神生活與價值疑惑的真正資源。

　　因此，把這些年大家都感到的精神失落問題歸結于社會的見利忘義，将誤導我們不去追究、分析所以造成今天這樣一種局面的實際曆史、觀念過程。因為，顯然不是當下無有要求精神安置、精神關切的土壤，而毋甯是人文知識分子提供的人文觀念、人文分析缺乏和社會要求精神安置、精神關切土壤有效互動的能力。不從此點出發來檢讨中國當代人文開展存在的問題，我們就很難真正觸碰到所以導緻全社會陷入今天這樣一種困頓局面的深層結構性缺失所在。而一旦我們的認識與檢讨真的缺少這種觸碰，我們許多自以為在根本上根除弊害的改弦易轍，實際上仍難免于這些未被真正意識的結構性要素的播弄，極端，甚至出現和最初邏輯設想完全相悖的結果。

　　可惜，我們現下看到的很多對現實的批判與檢讨實際上都缺少深入的當代史剖析，以為這些批判與檢讨賦予真切、均衡、有效的曆史感與現實感。但如此說并不是要否定這些批判與檢讨本身的意義，像對單一GDP數字為中心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态，對過于以經濟為中心考量的中國式的現代化理解，對媒體隻以單一經濟實利為标準塑造各成功人士成功神話的經濟主義取向，及對沒有向外社會責任感的個人主義行為等等問題的檢讨和批判，不僅都對打破前些年具籠罩性的單一經濟、實利主義的話語狀态作出了貢獻，而且這些批判和檢讨導緻的觀念意識和觀念變遷，實大有助于我們對何謂健康現代的深入理解。尤其當我們進一步察究這些檢讨與批判初始的動力來源，我們便可清楚發現，所有這些檢讨和批判都極大程度根植于一種本土人文關切和本土社會責任感，而正是這一根植本身，讓我們再一次相信中國知識分子人心未死。

　　不過，為中國知識分子良知興奮之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所有這些檢讨和批判實共有着由于缺少真正深入的當代史剖析為構成前提時，不能避免掉的一些問題。

　　比如，由于沒有找到合适方式檢讨他們所關切問題形成的曆史過程，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其所關切問題形成的深層曆史和現實機制。這種情況下，他們對所以形成問題的解釋與批判便很大程度植基于直觀反應，然後再根據此直觀反應去選擇認為合适的批判的武器。卻忘了深究直觀反應在多數情況下其實并不能幫助我們洞識使一問題反複生産出的深層曆史與現實機制，而一旦一批判邏輯真的植基于此不穩固基礎，則此批判必将淪為實際效力極為有限的治标不治本的批判境地。因為此種治标不治本的批判，不僅一般無與對所批判問題實際深層生産機制的揭示與破壞，而且更無與如何進一步思考，轉化、改造、重新安排組成原有問題機制的要素于一新建設性機制等思想工作。而缺少這進一步的思考與分析，不僅可能在我們所希望的建設中浪費曆史中許多本可為我們運用和改造的資源與能量，而且這些資源與能量很可能因此閑置，被組織到另一我們不願其存在的問題生産脈絡中去。

　　又比如，這樣一種檢讨和批判方式，實不利于把對一個問題的追究開啟為對一系列相關問題的檢讨。象過于以經濟為中心，其當代起源固可追溯到中國改革的初始設計，甚至可進一步上溯到50-7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内部的分歧。但如果此追溯不推究，在經濟主義自身成為全社會首要主導邏輯之前，經濟主義常有它所明确針對與要克服的問題。所以對經濟主義的批判，除對經濟主義起源時所根植的一般社會曆史條件的速描外，實還應進一步開展對其起源時明确指稱問題的檢讨，和雖感到但未能恰當整理問題的再思考和檢讨。因為隻有以這一思考檢讨為前提，我們才能進一步追問，要包納經濟主義起源時所看到、感到的諸問題，是否隻能有我們現在看到的經濟主義這樣一種反應形态？如果不是，那麼是否可能有一種弊端更小的反應形态？如果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曆史條件下确有一種更具建設性的可能選擇，那麼沒有使這一可能性發展出來是否隻是知識資源儲備不足所緻？還是在知識、理論資源原因（這些可以通過學習改善）之外，亦和我們整理問題、思考問題的深層習慣、方式有關（這些方面問題的改善則要以反思、洞察我們的認知慣習為基礎）？這些年經濟主義主導的實踐是否完全克服了它出發時所看到感到的諸問題？如果沒有，這是由于此一經濟主義形态本身的不足？還是由于它沒能慎重考慮一旦自身邏輯占主導地位并被付諸實踐後，它的主導和實踐其實會改變它作為反對者時使自身合理所依據的那些社會曆史條件？而在此情況下它仍不改變它最初的邏輯、感受狀況，則此邏輯、感受狀況下主導的實踐，一是不能及時開放自己，包納處理在原有社會曆史條件變化後出現的諸新問題；二是在不同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其實踐的後果有非最初設想者所能思議者。

　　所以，在直觀感覺到經濟主義的危害後，除對之直接進行理論批判和其所緻現實危害的揭露外，實還可以采用進入此經濟主義内部，即把它不是作為一個問題，而是作為一系列問題的集合來追問的分析把握辦法。顯然，這一進入内部去分析，考察、批判的方法所以重要，不隻是因為隻有通過此方法，才能對經濟主義在中國當代實際功過有一個更貼近曆史本身的評價，而是隻有通過此方法，才能在批判中同時去據有當代中國經濟主義所看到、感到的那些内在于我們曆史與現實的真問題。也隻有這樣，我們才會對此經濟主義背後對應的所有曆史和現實有一個更均衡全面的把握，并以此為基礎，賦予我們所選擇的觀念邏輯、實踐開展以更真切、全面的曆史感與現實感。而能否對觀念在曆史與現實關系中的運動有恰切的曆史感，在很大意義上，是決定一個以觀念反思方式介入現實的知識分子，是否真能跨越以對現實的籠統直觀反應和整理為媒介介入現實的關鍵。而一旦我們仍停留于此以直觀籠統反應為

　　媒介的批判介入方式，除不能讓我們對我們的觀念實踐選擇有全面真切的曆史感、現實感外，亦因不能進入批判對象内部進行分析和檢讨，使得我們新選擇的觀念和實踐，不能自覺順承、轉化、安排此被批判的觀念形态後面所對應的那些寶貴的曆史資源與曆史能量。

　　再比如，上舉諸種批判檢讨方式，實不利于知識分子把批判、檢讨指向自身。因為顯然，在上舉這些檢讨方式中，既然問題被歸結為發展主義、現代化意識形态、進化論、無社會責任感的個人主義等，則知識分子的自我檢讨便變成了過去由于對這些問題沒有意識，因此有意無意成為了這些今天被歸為罪魁的觀念的工具。而檢讨一旦以這一方式展開，則等于實際上在确證：今天既然知識分子已正面意識到這些罪魁并對之展開了批判，則知識分子實已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顯然這是一種以現有批判邏輯為依托而得到的現下自我确證，因此它自然不利于知識分子把中國當代精神焦慮不安等問題轉化成對中國現下知識分子自身的切問近思——即不去追問大量當代知識分子自身亦具有的莫名焦慮和苦惱是如何形成的？而隻有以此自我理解為認知媒介，我們才可能在此自我調動的基礎上理解把握無現成分析框架可以移用的、形成此一社會精神危機的曆史、社會、觀念、價值機制是什麼；才可能理解為什麼知識分子已有的自以為以精神危機何以形成的檢讨為根據的當代批判，并無知識分子們所期待的批判效果；才可能理解當代中國精神上的焦慮不安與曆史其它方面展開的真正關系。而隻有以這些追問考察為基礎，我們才真正談的上建立不是觀念想像的、而是置入曆史實際的、從人文角度出發的對曆史其它方面展開的分析、檢讨乃至批判。

　　所以，上舉諸種現下批判方式毋甯在向我們表明，1994-1995年發生的人文精神讨論經過了十年，就人文本身言實質上并沒有多少前進。上舉批判檢讨邏輯，對一般思想、觀念的轉換，對政治、經濟、社會批判的确立固大有裨益，但就如何理解把握對思考當代中國精神人文現狀最具關鍵性的使人們深感焦慮與不安的精神機制問題，這些檢讨不僅少有貢獻，而且相當程度有誤導視線轉移之後果問題。也正是在此一意義上可以說，人文激情固為中國大陸九十年代批判思潮最深層動力之來源，但由此而出發的思潮卻基本無與中國人文問題本身。據此我們也就毫不奇怪，許多以人文知識分子為重要參加者的批判、讨論卻少人文視角本身。比如，影響廣泛的新左派思潮有那麼多就研究領域言分屬人文的知識分子參加，但其主要焦點卻隻在分配公正和經濟民主上。

　　所以，1990年代一方面可說人文學者有力參與推動了當代中國社會批判思潮，同時被劃歸為人文領域的學科學術知識累積也堪稱豐富，就此兩點言，90年代人文堪稱無愧。但當我們換以人文知識分子必需加以面對和安排的人的精神和身心在當代何以未能加以相當安頓的問題角度，來省視90年代以來的人文知識思想界，我們則可看到人文界的失職。在此一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90年代以來人文消失了。

　　此意義上的人文消失，一個重要後果就是，能明言出來的論述不可避免以社會價值為中心。本來嚴重貧富分化及其所導緻出的一系列問題，是很便于從其對人們精神人格的傷害，其對民族健康心理、社會道德感的傷害展開批判的。而中國貧富分化短期内至此，也不僅僅是制度、政策、明言出來的直接觀念邏輯諸原因所能完全解釋的，而是亦和當代精神、道德狀況密切有關的。這種情況下，以此社會危機為最首要背景的新左派思潮，在具體論争中，過度聚焦于分配公正和經濟民主，不能說不和八十年代式的人道主義喪失了介入社會活躍現實能力後，而新的人文思想樣态尚未發展出來這一思想現狀密切有關。亦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新左派思潮過于聚焦分配公正和經濟民主，實際上意味着此一批判思潮已在相當大程度上被1980年代以來漸行漸高的，過于誇大經濟決定作用的經濟主義思潮所塑造、沾染。

　　但強調關注人的身心，不等于要把人的身心感覺、心理膠固化、本質化。把人的身心感覺、心理膠固化、本質化，實際等于把身心和世界、曆史打成了兩截，而這完全不能解釋太多情況下人們的身心感覺為何變遷等問題。當然反過來同樣，強調曆史、社會對身心的影響，并不意味着曆史、社會有對身心随興塑造的可能。現在一些極端的思潮常把身心對社會的不适，解釋為相關語言狀态不配合社會形成的幹擾所緻，但以此邏輯對勘中國大陸90年代以來不光社會以經濟為中心，語言同樣亦以經濟為中心，而人們反有極強身心不安、焦慮之感覺，實證明，過分誇大語言對身心狀态的塑造作用，和過分期待在語言狀态的配合下，社會對人的身心塑造之超強可能性，實際上都在誇大語言、社會對身心的支配力。而其危害不僅在于就論述言，其是一種本有助于我們理解發現的檢讨方式被過分推論所導緻出的錯誤論述，還在就批判實踐言，此一錯誤論述會使我們忽略隻有以通過檢讨身心變化為媒介才可能給出的對社會、文化、制度、教育的分析與批判。

　　所以我強調細緻考察當代身心焦慮與不安形成的曆史過程，和使它所由之産生的社會生活、社會文化、社會制度、觀念語言機制，一方面固是因為非此不能準确、細緻理解、把握當代身心問題的實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非此不能理解當代身心問題所以形成的曆史、社會、語言條件。因此，對中國當代精神危機的理解把握，稍作翻轉，便可以從身心感覺角度對當代社會、制度、文化、曆史、語言觀念狀況作出由它出發的分析、評價，乃至批判、檢讨，并可進一步在此分析、評價的基礎上，對社會、制度、教育、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給出由人文出發的要求和規劃來。顯然，強調對身心感覺變化的曆史－觀念分析，是一種試圖把我們的身心遭遇和社會、曆史、語言、文化、教育遭遇連起來思考的努力。這一努力要求以内在于曆史和現實中去認知、把握的方式确立不能被社會價值化約的人文價值，而此在社會價值一維之外确立起的人文價值本身由于被内在于此曆史被認識和分析，又可為從此人文角度出發審視、批判社會提供新的認知出發點、批判着力點。2就此層面言，此一人文工作方式的确立，不僅不會削弱社會批判，而且反會因人文敏感的介入，确立出更多的社會、文化、教育、制度的分析、批判角度，從而既增加着社會批判的廣度，又加大着社會批判對重要問題的真實含括能力。

　　而這也正是我所以出發來檢讨當代中國人文問題的動力所在。因為不建立人文視角，就無法有力要求人們正視，主要以社會價值（特别是過以經濟價值）為軸心的當代中國實踐帶給人身心的諸般後果，就無法具體指明此種缺乏明确有效人文價值視角的改革，到底造成了人們精神、身心哪些傷害。而隻有以這兩個前提為基礎，我們才能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真把人文關切和社會關切統一起來，即使确實在一迫切時段中，一時不能将兩方面出發的要求統一起來，人們也要盡力找到傷害最小的選擇，同時心中保留此問題，以待能最終解決此沖突的智慧的産生。

　　總之，過分以社會價值為軸心的改革變遷時代必須過去了！不過這一頁能否真正翻過，實有賴于中國當代人文知識思想能否真正成功地實現再出發！

　　【注釋】

　　1 林毅夫： <機遇與挑戰——中國經濟改革與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總第11期（1995年5月），頁181－182。不過須說明的是，這篇1995年3月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大會上的演講，雖然看到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訓練對其時改革實踐的重要意義，但并未停留于此，而是接着進一步指出：中國“改革所面臨的是所謂‘過渡’的問題，具體地說是一個社會中的某種制度安排怎麼轉變成另外一種制度安排的問題，必須以最基本的經濟學方法從人的基本行為假設出發，結合中國新舊體制交替的特殊經濟社會條件，提出新的理論假說才能說明清楚。”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此種看待西方現代經濟學和中國改革實踐間關系的分寸意識，使得該文作者能在接下來更複雜的改革－知識關系局面中不斷作出富現實針對意義的貢獻來。

　　2我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理解人文和宗教、道德形上學差别的。即宗教對精神、身心問題的處理相對而言更依賴一個超越曆史的結構；而程朱儒家道德形上學除本體論對身心修治的優先規約位置，還要求通過靜坐等功夫來體認此形上學要求的身心狀态作為優先于一般人生經驗的安排身心問題的基準。凡此均不似于人文的則試圖在更主動承受人已有經驗的情況下，包納與解決人所遭遇的問題的态度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