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紐約女記者拍攝的印度貧民窟：性工作者遍地，黑幫橫行
1998年，當時還是一名紐約新聞記者的澤娜來到印度加爾各答，她打算拍攝一些關于性工作者的影像資料。
加爾各答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是印度第三大城市（僅次于孟買和新德裡）。而加爾各答的索納加奇貧民窟，則是這個世界上“最肮髒”的地方之一。
這裡充斥着暴力、色情和毒品，黑幫橫行，性工作者遍地。
這裡是整個印度，甚至是整個亞洲最著名、曆史最悠久的紅燈區。
馬克思說，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沒有别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
極度貧窮的時候，女性除了自己的身體，一無所有。
在索納加奇的性工作者中，有12000名未成年人，最小的不到12歲，每天的收入，不超過12元，每戶人家的居住面積平均不到四平米。
《紐約時報》報道稱：
“印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擁有更多的現代奴隸，該國有數百萬成年女性和女孩身居妓院，這些人在最初的數年常被拘禁，直到她們逐漸屈從于自己的命運。”
出生在索納加奇棚戶區的孩子們，他們從小過得，就是那些最不堪的生活。
原本，澤娜隻是想拍性工作者，但她逐漸發現，拍攝幫派橫行、違法犯罪成為常事的紅燈區對于她一個外人而言，困難重重。
“想拍紅燈區幾乎不可能，每個人看到鏡頭都吓個半死。”
“他們害怕被逮到，這裡每件事都是違法的。”
對于這個外來者，當地人極其警惕，深入其中簡直難于登天。不過，澤娜找到了一個突破口——
那些總是用好奇的眼神看着她的那些孩子們。
于是，她決定教授這些孩子攝影技巧，并給每個人都發了一台照相機，想通過這些孩子的眼睛來看索納加奇。
澤娜這一教，就是整整五年。
澤娜攝影班的孩子來了又走，走了又來，來來去去，一共有八個孩子留到了最後，于是他們成為了紀錄片的主角。
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便在我們眼前展開。
這些孩子，他們幾乎不會接受教育。
男孩長大了就混幫派，女孩長大了靠皮肉生意為生。
媽媽接客的時候，簾子一放，把他們趕上樓頂去玩。
這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會随時随地被母親或者是外祖母辱罵一些特别過分的髒話。
大人們毆打男孩子，可能隻是因為他的母親搶了自己的生意。
其他的時候，孩子們則需要負擔着沉重的勞動。
比如幫嫖客們買飯、倒茶打雜，這種活計一直會持續到夜裡十一點。
比如明明自己還是個孩子，就需要想怎麼去讨生活照顧妹妹。
在人生的起點，他們好像就已經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琪琪，一個特别溫柔害羞的小女孩，不會拒絕，她這輩子還沒有說過一個“不”。
琪琪的母親是一名性工作者，精神脆弱，根本無法照顧她。爸爸曾想過把她賣掉，還好姐姐救了她。
每天早上四點，琪琪都要和奶奶一起起床打掃房間，常常一整天都沒有休息的時間。
常常有人會問琪琪的家人，她什麼時候去站街接客。
琪琪的家人總會回答：。
小奇拉的母親已經去世了，她的姨媽把她當成搖錢樹，想把她賣到孟買當雛妓。
澤娜問她有沒有可能改變命運。
小奇拉先是搖搖頭，然後無助地望向了别處。
寶貝的外曾祖母、外婆和母親都是性工作者，相比于其他孩子，寶貝家生活條件更好，她也更受家人寵愛。
寶貝的膽子特别大，總是無所畏懼地拎着個照相機就對着大街上的人開始一通拍攝。
正常情況下，看見小孩拍自己，人們都會勃然大怒，輕則辱罵，重則毆打。
寶貝卻表示沒什麼好怕的。
和寶貝關系最好的一個男生，叫酷哥。
酷哥曾對着鏡頭說，他想帶着寶貝離開紅燈區，不然的話，總有一天寶貝會失足，會吸毒、搶劫和偷錢……
酷哥還說，他想要用照片重現紅燈區：“我們生活在一片混亂中，沒有地方比我們更低賤。我想表現人們的行為，這是我喜歡攝影的原因。”
阿吉是班上最有天賦的孩子，他喜歡畫畫，繪畫得到的獎章獎品擺滿了家裡的櫃子。
“畫畫能表達我心中的感覺，（我可以）把靈魂放到顔色裡面。”
他的審美能力很強，比如評價下面這張照片時說：“這是一張好照片，能看出人們是怎樣生活的，雖然照片帶着憂傷，她很難過，卻依然要面對生活。這就是現實。”
阿吉的父親有嚴重的毒瘾，母親因為這個離開了他們回到了鄉下做起了皮肉生意。
說起母親，阿吉想起之前媽媽總是會語氣高亢地說以後要送他去倫敦讀書。
模仿媽媽語氣的時候，阿吉笑了笑，之後便低下頭，說了一句：“連飯都吃不起怎麼讀書。”
拍攝的過程中，母親被皮條客燒死了。阿吉一度非常消沉，甚至想放棄攝影。
因為能力出色，阿吉被選為印度的代表到阿姆斯特丹參加世界新聞攝影展。
“隻要我有照相機，我就能拍照，拍已經走遠了的、死掉的、離開的人。這樣我的下半輩子，就有東西可以看了。”
除此之外，還有小妮、麻吉和塔塔。
澤娜把孩子們的照片拿到世界各地辦展覽、做義賣，籌到錢用于拯救班上的孩子。比如把他們送進寄宿學校讀書，比如把他們帶到美國讀高中。
在澤娜的努力下，一部分孩子的确逆天改命了。
最優秀的阿吉，2005年在美國學習，高中獲得了全額獎學金，2012年于紐約大學畢業，獲得了電影學士學位，2019年于美國國際攝影中心畢業，如願進入影視行業，并學習了法語和西班牙語。
畢業後他曾作為助理在好萊塢實習，他的新目标是拍攝一部關于賣淫女孩的新電影。
而那個柔順害羞的琪琪，留在了寄宿學校。她學習很好，過得很開心。
琪琪後來在美國度過高中生活，2010年她參加了一個為期6周、由業界大咖主持的電影工作室，學習獨立電影制作。她想去倫敦上大學，那裡離家更近。
而更多的，則是悲痛。
小奇拉沒能去學校，成了一名性工作者，姨媽拒絕她離開紅燈區。
酷哥也沒有上學，而是一直留在家裡。他想上大學，但一直到2010年、他23歲時，生活依舊沒有改變。
而最令人唏噓的，是寶貝。
16歲時，她曾和澤娜一起登上奧斯卡的舞台領獎，眼看人生就要順利起來。
但寶貝在美國當地高中待了兩個月後，她母親就把她帶回了家。
在奧斯卡的光環下，她似乎更想被人用豪車帶走，享受錦衣玉食的生活。
此時，她的母親又被人騙去打牌，欠下了幾輩子也還不清的高利貸。
寶貝心甘情願地回到紅燈區，并因為紀錄片的名氣，成為了一所高級妓院的頭牌。
“我媽隻有我一個孩子，我沒有其他生存技能，隻能靠肉體來承擔家庭負擔。就是這麼簡單。”
印度政府曾試圖通過取締妓院解救她，但因為黑勢力的存在解救工作困難重重。
如今，靠着賣淫，寶貝用上了昂貴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并在鹽湖城買了一套豪華的房子。
18歲的她已經學會了抽煙喝酒，當她熟練地點起一根煙，說起了多次發郵件說想把她解救出來的澤娜。
“看得出澤娜阿姨十分失望，我并不想這樣，但這個行業養活了我，讓我過着現在這樣的生活。”
這部跨越六年拍攝的紀錄片，一經上映斬獲了包括奧斯卡在内的多項大獎。女導演澤娜，無疑是這些孩子們的救命稻草。
即便是這樣，也隻有兩個孩子實現命運的轉變。
很多時候，苦難并沒有那麼容易被改變，被消解，否則的話，那就不叫苦難了。
客觀來說，本部紀錄片現實意義大于它的質量。事實上，澤娜作為紀錄片拍攝者并不合格，因為她并沒有冷靜客觀，而是扮演了一個至高無上的拯救者的角色。
她救了兩個人，但情況并沒有好轉多少。
身為英國人，其實她能夠反思的東西有很多。
實際上，西孟加拉邦如今的貧困，是“攪屎棍”英國一手造成的。
1905年，英國人根據宗教分布把孟加拉分割成不同部分。加爾各答從此成為英屬印度的首都，直到1911年首都由加爾各答遷到德裡。英國人的統治結束後，孟加拉于1947年分裂。東孟加拉成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東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
而原本完整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擁有黃麻完整的産業鍊，從種植生産到加工出售。
随着二戰後“印巴分治”的《蒙巴頓方案》的頒布，使得整個産業鍊徹底斷掉，西孟加拉邦就此陷入極度貧困。
身為一名英國導演不去思考自己國家在被殖民地犯下的罪過，不去觸碰更深的層次以喚醒更多的思考，使得澤娜的《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看起來更多像是西方人自我感動的道德感作祟。
不過，回過頭想想，澤娜也是個普通人，她想做的隻是盡自己的全力拯救深陷苦難的孩子罷了。
如此想的話，也就不會過于苛求這部紀錄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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