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學的視角評介西方哲學家的語言觀

從語言學的視角評介西方哲學家的語言觀
　　
　　來源：論文聯盟作者：汲傳波
　　
　　一、引言
　　
　　現代西方哲學家通常把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發生的從認識論研究到語言哲學研究的轉變，稱為“語言的轉向”，并把這種轉向看作哲學中的一次偉大變革（塗紀亮，1993）。語言問題在20世紀的西方哲學中占中心地位，這一點毋庸置疑。西方哲學為什麼把哲學研究的本體轉向語言，轉向的動因何在，這一問題引起諸多學者的思考與讨論。基本共識有二：其一是哲學的研究對象發生了危機，需要更換；其二是語言最适合作為研究的對象。雖然西方哲學家對語言的研究代替了對認識的探讨，實現了哲學研究的語言轉向，但是哲學家的語言研究與語言學家的語言研究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從表面來看，哲學家傾向于探讨大的理論問題，語言學家傾向于對語言的精确描寫；從淵源關系上來說，語言學是從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門學科，因此語言學家對語言的研究更具體。究其本質，哲學家和語言學家對“什麼是語言”這一基本問題的看法就存在分歧。另外，哲學對于語言教學的啟示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李曉紅（2015）所言，語言哲學的每一次發展都給語言學打上了烙印，不僅豐富和發展了語言學理論，而且還拓展了語言研究的領域。語言教學從語言哲學中也可以汲取豐富的養分，因為語言教學本身包含着對“人”的教育。語言教學走向系統的哲學思考和文化建設是明智的選擇，缺乏理論視野的語言教學是沒有生命力的；從語言哲學的視域來反思和改革語言教學，必将擴展語言教學的學術視野，提升其哲學研究的層次和境界，促進語言教學的哲學轉向。
　　
　　本文從語言學（包括語言教學）的視阈對幾位西方哲學大家的語言觀加以評介，汲取語言哲學的思想精華，藉此思考中國語言學的理論問題，思考語言教學（母語教學和二語教學）的相關問題。
　　
　　二、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觀
　　
　　維特根斯坦是舉世公認的具有劃時代影響的哲學家，他的前後期兩種哲學觀分别是語言哲學兩大流派的代表。他前期哲學的基本前提是認為語言有意義，哲學研究的問題是“何為語言的意義”。他在《邏輯哲學論》中提出意義的圖式說，把句子、命題等看作意義的基本單位，在此基礎上試圖揭示語言的本質及其界限。他認為語言用來直接表達思想，思想則是語言與事實之間的中間環節，語言通過表達思想而表達事實；必須把語言與語言之外的事實相對應來說明語言的性質，強調語言對事實的依賴，反對孤立地就語言研究語言。這一思想其實已經體現在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核心觀念之中。國内從事語言研究的大部分學者基于漢語自身的特點，傾向于接受功能、認知的語言觀，因此可以借鑒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理念。當然，這一思想對于語言教學也至關重要。形式與意義的關系一直是語言教學（尤其是二語教學）關注的焦點，理想的教學應該對形式與意義給予同等重視。但是實際語言教學中往往重視形式，忽視意義，導緻形式與意義不能匹配，學習者交際能力不足。
　　
　　維特根斯坦在後期哲學研本文由收集整理究中不再事先假設語句具有意義，提出不要問意義是什麼，應該重視語言的使用，并且認為語言隻有在使用中才能獲得意義。他提出：“這種語言是用來在建築工人A和他的助手B之間進行交流的語言。A用各種建築石料蓋房子：有石塊、石柱、石闆、石梁。B必須按照A的需要依次将石料遞過去。為此，他們使用一種由‘石塊’‘石柱’‘石闆’‘石梁’這些詞組成的語言。A叫出這些詞，B則把他已經學會的在如此這般的叫喚下應該遞送的石料遞上——請把這設想為一種完全的原始語言。”（維特根斯坦，1996）這種語言觀不是把語句和語詞看作關于對象的表達，而是看作某種按一定規則進行的使用活動。維特根斯坦将我們的語言（即日常語言）稱為“語言遊戲”：“我也把由語言和行動（指與語言交織在一起的那些行動）所組成的整體叫作‘語言遊戲’”（維特根斯坦，1996）。“語言遊戲”指語言按照一定的規則在一定的場合中使用的活動，語言、規則和使用的活動是它的基本要素。任何一個語詞概念的含義或意義不在于它所意指的對象中，而在于它按照一定的規則與其他語詞的組合方式之中。也就是說，語言隻有在使用中才有意義，語詞的意義就是它的用法。維特根斯坦還認為語言及其功能不隻有一種，而是有無數種；各種語言及其功能之間沒有共同的邏輯本質，隻有“家族的相似”，就如同家族的某些成員之間在身材、相貌、性情、步态等方面交錯出現的相似性，這些相似性并不是家族全體成員的共同性。
　　
　　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始終把語言作為哲學研究的唯一對象，堅持通過語言分析解決哲學問題。他前期研究語言主要着眼于靜态視角，單純從語言的形式出發，采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到後期，他則着眼于動态地研究語言，從語言的實際應用出發，采用常識的方法，并且看到了語言的複雜性和意義的多樣性。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語言觀，尤其是後期的語言觀對語言學的分支學科語用學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維特根斯坦關于語言的意義即使用的觀點對于從事語言教學的教師來講更具啟發意義。如果在教學中抽象地解釋一個詞的意義，哪怕是最簡單的詞，也往往解釋不清楚。然而，如果把一個詞放到一定的情境中，用詞造句，将句子放在上下文中，就比較容易理解這個詞的意義了。對于漢語這種形态不發達、依賴語境的語言來說更是如此。蓋曉蘭（2009）曾依據維特根斯坦後期提出的日常語言哲學思想，對大學外語教學進行了哲學思考。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把語言看作人類基本和首要的活動，把語言抽象的分析轉向語用，揭示出語言使用的基本特征。這一理論對外語或二語教學的啟示是突出強調語言的使用和文化教學。外語或二語的教學方法無論如何變換和發展，都不能忽視語言使用和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近年來成為熱點的任務型教學法，其實就是重視語言使用，重視跨文化的作用。另外，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論目前在認知語言學中影響很大，許多學者已經接受這個概念，并且将之拓展、深化，作為語言解釋的一個重要理論。我們在閱讀西方語言學著作的時候，可能沒有意識到西方語言學家的語言理論其實深受哲學研究的啟發。隻專注于語言的單一領域，可能會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廣泛涉獵哲學、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也許對中國語言學理論研究會有重要啟發，對于從理念上改進語言教學也不無裨益。
　　
　　三、蒯因的語言觀
　　
　　蒯因系當代著名的美國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其主要著作《語詞和對象》被稱之為20世紀影響最大的兩部哲學著作之一。他在《語詞和對象》一書序言中提出：“語言是一門社會的藝術。在習得語言時，關于說什麼和何時說，我們必須完全依賴于主體間可資利用的提醒物。因此，除非根據人們的與社會可觀察的刺激明顯相應的傾向，去核實語言的意義就是毫無理由的。”（陳波，1996）他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的、主體間公共可觀察的活動或行為，意義則是這種言語活動的特性，因此，必須根據行為标準來闡明，并且隻有在行為的基礎上才能習得。蒯因還根據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模式，闡述了他的語言意義理論，指出人們在面對感覺證據的情況下，是通過“詢問——同意——反對”的語言遊戲，來習得語言和理解意義的。
　　
　　蒯因的語言哲學理念對語言研究者而言，深奧難懂，但确實比較獨特、新穎。他提出并論述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論題，比如翻譯的不确定性、指稱的不可測知性、本體論的相對性等，這些觀點在哲學研究、語言研究中都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對語言學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其語言學習理論，主要是兒童的母語習得理論。他認為，兒童習得母語主要有“實指學習、類比綜合”這兩種基本的方法。兒童學會的第一批語句就是通過實指學習的，即學會的詞、句應該有具體的所指，比如兒童最先學會的名詞、動詞都是兒童可觀察到的現場所指。兒童在公共可認識的環境下觀察成年人的言語行為，從而學會将語句與适當的非言語刺激關聯起來。這種學習語言的方法類似于直接條件反射的心理圖式。實指學習要求可觀察性，因此觀察句是實指學習的第一批語句，它是語言學習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除了觀察句之外，兒童用實指法還能學會許多其他的語言成分或語言技巧。但蒯因認為，實指學習并不能使兒童在母語習得方面走得太遠，大多數句子都需要通過類比綜合才能學會。這體現了蒯因對類比綜合重要性的認識，揭示了兒童母語習得的關鍵。利用類比綜合，兒童在習得一些語句、詞彙之後，可以用已習得的某個語詞去替換已習得語句中的某個語詞，從而生成他先前沒有實際接觸過的新句子。這一能力是人與動物最為重要的區别之一。
　　
　　蒯因的行為主義語言學習理論受到喬姆斯基等人的嚴厲抨擊。喬姆斯基認為，行為主義的條件反射和歸納概括不能解釋個體語言能力的由來，他強調語言能力的先天性和語言普遍現象，試圖以具有先天語言普遍性的深層結構來解釋人類語言的巨大生成能力。我們認為，蒯因雖然強調行為刺激的重要性，但是并沒有否認兒童先天的語言能力。蒯因的語言學習理論也并不像喬姆斯基所批評的那樣，沒有借鑒之處，他所論及的類比綜合是兒童第一語言習得和第二語言習得都必不可少的學習策略，這也是人類基本的認知能力。在二語教學領域，喬姆斯基的天賦論似乎應用價值不大，反而是實指學習和類比綜合更具有指導意義。目前，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領域影響很大的明德操練模式，其核心理念也與蒯因的語言學習理論相似，重視提供真實的語境進行操練，重視利用學習者的類比綜合能力進行模仿和創造。
　　
　　四、海德格爾的語言觀
　　
　　海德格爾是存在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傳統的語言觀是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的自然的征服、統治和利用。在《語言》一文中，海德格爾把傳統語言觀對語言的看法主要歸為三類：1.說是一種表達。2.說是人的一種活動。據此我們必得認為：人說，并且人向來說一種語言。3.人的表達總是一種對現實和非現實的東西的表象的再現。（海德格爾，1999）海德格爾認為，傳統的形而上學把自然視為材料，對其進行無限度的開發，最終導緻人類在地球上的嚴重生存危機。為了拯救地球和挽救人類，海德格爾提出一種新的語言觀。這種語言觀将語言本體化，提出是語言在說，而不是人在說語言，強調人存在的有限性，以此批判人對世界的專制主義态度。海德格爾的哲學觀被稱為存在主義語言哲學，其基本思想可以表述為：回到詞語的詞源，就是回到詞語的原初經驗，回到詞語的原初經驗就是回到詞語的存在，即原始生成狀态。
　　
　　海德格爾也重視語言和言語的區分。對海德格爾來說，他的“語言”既包括索緒爾的“語言”，也包括他的“言說”，但在這之上還有一種更抽象、更實在、更本真的“說”。前一種“說”指的是人用語言說，後一種“說”則是指語言本身在說、曆史在說、天道在說，而人說實際上是指語言通過人在說。
　　
　　在海德格爾的哲學體系中，語言和存在的關系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語言與存在的關系也是海德格爾緻力于解決的一道難題。在《關于人道主義的信》中，他提出：“存在在思中形成語言，語言是存在的家。”晚年的海德格爾試圖以詩的形式來闡述他的語言觀，在《荷爾德林詩釋》中，他指出：“語言是至高者且處處是第一者。”“人表現為言談的存在者，這不是意味着唯人具有發音的可能性，而是意味着這種存在者以揭示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的方式存在着。”（海德格爾，1987）海德格爾從哲學的高度來把握語言，認為語言可以分成兩個層次，較低的是言談，即發出聲音；較高的是語言，即通過發出聲音來展示某種意義。他認為，言談和語言的關系是：語言的生存論、存在論基礎是言談，言談同現身、領會在存在論上是同樣源始的，把言談道說出來即成為語言；人們交談的目的不在于發出聲音，而在于傳達某種意圖，展示某種意義。
　　
　　語言和意義的關系問題，是現代語言哲學中的重要問題，同樣引起了海德格爾的高度重視。按照海德格爾語言現象學的觀點，意義是通過語言來顯現的。言談本質上屬于此在的存在機制，一起造就了此在的展開狀态。他認為事物的意義就存在于言談中，可在解釋中勾連的東西更原始的是在言談中勾連的東西。意義的展現是通過言談來實現的，言談的意義不在于發出聲音，而在于指向事物。這些語言觀為他後期論述人在本質上擁有語言、語言才是人的主人等許多論斷奠定了基礎。
　　
　　海德格爾的語言觀影響巨大，但也很深奧、很複雜，原因主要在于他對語言的定義與語言學界的一般定義非常不同。海德格爾所談的語言不但包括人類的語言，還包括動物、自然界等世界萬物的“語言”，他的語言觀極大地拓寬了哲學語言研究的視野，具有更大的抽象性和哲學思辨性。他的語言視域是在對“在”的意義追問中，最終回到對語言的追問，他以一種不同以往的語言視角來重新審視、引申存在與思的問題。他的語言即存在之家的觀念，對于二語教學領域具有啟發意義。外語或二語教學中，狹隘的工具論、實用論取向确實可以從海德格爾的理論中得到一些警示。母語或二語教育，不但要重視語言的交際功能，還應該重視語言的詩學和審美功能。董岩（2005）就從海德格爾的語言觀中受到啟發，認為将語言視為工具的錯誤觀念對外語教學質量的提高十分有害。既然語言的本質在于面對不同的語言乃是面對不同的“世界”，因此，教授一門外語或第二語言就意味着進入某個“世界”；教授一門外語或第二語言從根本上講是“世界”之置換。簡言之，母語的學習是認識母語的世界，二語的學習是重新打開了另一個世界。從這個角度來看語言學習，更能深刻領會到其重要價值。
　　
　　五、伽達默爾的語言觀
　　
　　伽達默爾同海德格爾一樣，從存在論的角度出發，凸顯語言的存在特性。他指出，人是一種語言的存在物，因為人的理解活動離不開語言，或者，人的理解根本就是一種語言活動。在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的家”的基礎上，他提出“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這一論斷是指，任何存在物隻有在語言中才能對人呈現自己的真實存在。正因為人是理解的存在物，所以人永遠以語言方式擁有世界。人的曆史性和文化特征是作為語言被我們所接受的。對人來說，世界就是語言的世界。我們不能教條地把語言視為工具，在把握理解語言學性質時，必須擺脫傳統哲學對語言的工具主義的片面解釋。伽達默爾（1999）認為，如果我們想把與理解相連的語言性從所謂語言哲學的偏見中解放出來，就必須要考慮解釋者運用語詞和概念與工匠的不同。工匠是在使用時拿起工具，用完就扔在一邊，而我們卻必須認識到一切理解都同概念性具有内在關聯，并将拒斥一切不承認語詞和事物之間内在一緻性的理論。他強調，語言不是由人的意識随意支配的，“語言并非隻是一種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類适于所使用的裝備，相反以語言為基礎，并在語言中得以表現的是：人擁有世界”。（伽達默爾，1998）
　　
　　從伽達默爾的論述中也可以看到，哲學家對語言的理解的确比語言學家寬泛得多、抽象得多。伽達默爾的“人永遠以語言的方式擁有世界”對語言規劃、語言教學都有深遠的意義。按照我們對伽達默爾語言觀的理解，語言不僅是交際工具，而且是人對世界的體驗。因此，我們在處理普通話與方言的關系時，應該更為深刻地認識到普通話和方言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付潔琴（2015）在伽達默爾語言哲學的啟發下重新解讀母語教學，以語言的深層意義為出發點，認為語言是存在的表達，語言體現的是存在的意義。中小學語文課程是通過語言展示人類曆史文化，豐富學生的思想和生活體驗，形成學生的語言素養。
　　
　　伽達默爾還認為，我們不是在真空中學習一種新的語言遊戲，而是帶着我們的母語學習。這讓人們重新思考在二語教學中完全忽視母語作用的做法是否合适。另外，伽達默爾首次從認識論的角度對書面語和口頭語分别加以論述，特别強調了語言行為的重要性，這種觀點對語言研究中口語與書面語的區分、語言行為理論等有啟發作用。
　　
　　六、結語
　　
　　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們接觸到了語言哲學家的著作，被其獨特和新穎的觀點深深吸引。本文擇要就幾位著名語言哲學家的語言觀進行了探讨，除了客觀介紹之外，還就相關的内容進行了簡單評述。因能力、學識所限，文中所列西方哲學家的語言學觀點并沒有全部談到，介紹和評述較為零散，認識也不深入，雖然如此，本文的研究尚有一點價值。首先，可以讓人們從新的視角認識語言，認識語言教學的作用。另外，也可以引起語言教學界、語言本體研究界對哲學等相關學科的關注。正如許嘉璐（1998）所言，千百年來，中國的語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維和理論的建設。大約從乾嘉時代起，語言學家們幾乎忘了哲學，重實證而輕思辨，重感性而輕理性，不善于把實際已經使用的科學方法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不善于用認識論去闡釋和論證這些方法。至今，語言學界（特别是訓诂學界）偏重考據而忽視理論的傾向猶在，懂哲學、能夠溝通哲學和語言學的人很少。許嘉璐據此認為，這恐怕是語言學難以産生新思想、新方法的一個重要原因。似乎可以說，我們的哲學家對語言的關心太少了，而我們的語言學家對哲學的了解就更為可憐。由此可見，中國語言學要産生新思想、新方法，不能固守在學科之内，應該汲取哲學等相關學科的養分。對于語言學與教育學的交叉學科（即語言教學）而言，也可從哲學等相關學科中直接受益。錢冠連（2007）認為，充分挖掘與利用西方語言哲學資源中的營養與智慧，從它的老題目中發掘出新方向，關注如何将語言問題和現實的外部世界、人的行為、社會交際與日常生活緊密關聯起來，這樣的研究可能形成一個獨特的新的研究風格與潮流。
　　
　　本文雖是我們閱讀哲學文獻的一篇習作，但仍不惴淺陋，希望能抛磚引玉，啟發更多的語言研究者在語言本體、語言教學研究之餘，拿出一點精力關注語言哲學的研究。語言研究既需要腳踏實地，也需要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