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為《百年巨匠》書法篇拍攝的巨匠之一。
高二适(1903-1977),高二适是江蘇泰州市姜堰區興泰鎮小甸址人(解放前屬江蘇東台)。一個集學者、詩人、草聖為一身的大家。他一生以詩書為性命,一日無書則不能生。他的草書具有今草的骨脈、章草的意态、大草的風神。他精研文史、書法,成就卓著,有“當代草聖”之稱。1965年,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就《蘭亭序》的真僞與權威人士展開學術争鳴,聲震士林,影響深遠。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钊譽之為“天下一高”,著名書法家熊秉明題聯:“書風激蕩,人品峥嵘。”
“高二适的成就雖是合詩文與書法為一體,但主體無疑是詩文。他的學術成就集中表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著《蘭亭序的真僞駁議》和《蘭亭序真僞之再駁議》二文,此二文高度體現了他文學和書學的雙重精深,廣征博引,立論謹嚴。蘭亭論辨,郭沫若論蘭亭是僞,是一種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驗,方法是科學的;高二适駁議,據理力争,否定郭的假設和求證結果,根據也是科學的。往事越千年,學術問題往往隻有争論而不可能有絕對的定論,但我們看這場辯論,可以認定高二适的治學精神,特别是于文字訓诂,卓有成就。他的另一部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證》洋洋五萬餘言,進一步表現他的小學功力;而《劉夢得集校錄》于古文論證尤見精細。這些著作都以嚴謹的文言文著就,雖屬論文,卻饒有文學性,他的散文功力誠然也超凡脫俗。他緻親友及諸弟子的書劄,不少是自成尺牍小品的,書與文同其隽永。”
他的文章主要是學術論文,書劄則主要叙事,而抒發性靈則全在于詩。顯然,詩在他的總體文藝成就中是重心。
高二适作詩,是日常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他意氣自許,觀世事,察人生,發為歌詠,其與世向背,曆來一以貫之,因而其詩無一首不志高言潔,志大辭宏,志遠旨永,乃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第一等真詩。他的詩随情抒發,随手著錄,極見其堅毅個性和特立獨行之修養。惜未生前結集,所幸其婿尹樹人于各方面搜羅整理,得五百餘首,顯然尚非全豹,然僅此部分也足以見其輝煌藝術成就。
高二适的詩,無疑歸根于杜甫。他論中國文化有三大寶物:“史遷之文,右軍之書,杜陵之詩是也。而杜詩造法亦與史記、王書同具一副機杼,轉動回旋,強弱高下,無施而不可;而杜于聲律之上,尤覺從容閑暇。雖史遷文章,奇傲不可盡于杜之五七言為比拟,然凡羲之書帖諸筆法,則杜律無不盡收之也。”他畢生研讀《杜詩鏡铨》,未嘗稍懈。此書“凡例”有雲:“作詩當學少陵。”又雲:“非盡讀古今之詩,不足以讀杜詩。”高二适深然此言,批雲:“吾是此語。”但他并非隻讀杜甫一家之詩,而對古來各家詩作,盡量多讀,于韓愈、孟郊、賈島諸家亦複精研,通過各代佳作來體味杜詩,受益更富。“凡例”又雲:“間有拙句累句,不害其為大家。”高二适批雲:“詩要能為拙句,楊(箋注者楊倫見識尚未及此,此不可從。”他的意思是拙句不是缺點而是優點。這個見解恰恰與以黃庭堅為首的宋朝江西詩派生新出奇的主張暗合,拙正是一種老到的新奇。無庸置疑,高二适對宋詩是有獨到研究的,他精讀黃庭堅、陳師道等江西派詩人的作品,久之服膺其“辭必己出”、“切忌死語”、“安排一字有神”、“奪胎換骨”等主張,因而接受并發揚開拓了江西派的詩路。
關于宋詩,曆來有唐詩主情宋詩主意之說。所謂主意,就是以議論藝術地入詩,以韻語叙事論理,這是對唐詩合乎邏輯的發展,也是時代推移的需要。議論入詩,經過宋朝的張揚,其後曆朝都有發展,至清代乃出現了同(治)光(緒)體。同光體以兩種面目出現,一是走李商隐之詩路。李雖然也是宗杜的,但太重辭藻的裝飾,他的詩濃裝豔飾,削弱了杜詩特具的沉郁的曆史感受,因而走這條詩路容易出現形式主義。另一種是走江西派之路,追求艱澀生峭,生新出奇,含蓄而饒餘味,這一路的代表人物有陳三立、陳衍、沈曾植等,其後影響所及,沈尹默、潘伯鷹、高二适等實際上也屬此路。這幾位江西派詩家還有一共同特點,都是著名書法家,這和黃庭堅極其一緻。
高二适推崇黃庭堅,同時還特别傾倒陳師道。黃庭堅和陳師道的作品表現的宋詩藝術特征最為突出,因此在文學史上,便認定黃、陳是宋詩的代表人物。這位陳師道是一位特立獨行、敢于承受苦難的人。北宋後期有新舊黨之争,蘇東坡、黃庭堅屬于舊黨,深受新黨排斥之苦,陳師道與蘇、黃在師友之間,情願與蘇黃同患難而不受新黨之惠,他在凍餓之中也不願接受新黨趙挺之的資助,乃因之而死。這種堅毅的品質實為人格的放光,正因為此而和高二适隔千年而精神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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