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怎樣打敗科學家：達爾文相信男優女劣，進化論卻不相信

撰文丨Angela Saini（安吉拉·薩伊尼）

翻譯丨李貫峰

夏末的劍橋大學，樹葉正開始枯黃，這裡一定和19世紀早期達爾文在此讀書時一樣美麗。在大學圖書館樓上安靜而高聳的西北角，至今還保留着他的痕迹。我坐在手稿室的皮面桌子旁，手裡拿着三封書信，它們紙張泛黃，墨水褪色，折痕也變成了棕色。這幾封信共同講述了在現代科學史最關鍵的時刻，當生物學的基礎被勾勒出來時，人們是如何看待女性的。

第一封信是寫給達爾文的，用工整得無可挑剔的字迹寫在了一小片厚厚的白紙上。信的日期是1881年12月，來自卡羅琳·肯納德夫人（Caroline Kennard），她當時住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郊外一座名為布魯克萊恩的富裕小鎮上。肯納德夫人緻力于提高婦女的地位，在當地婦女運動中表現卓越，有一次她還争取讓警察局雇傭女性調查員。此外，她還對科學感興趣。肯納德在信中對達爾文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請求。這個請求基于她在波士頓婦女集會上的一次駭人遭遇而來。肯納德寫道，有人采取了這樣一種立場，即女性“無論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是劣等的”，而且宣稱這樣的立場是“基于科學的原則”。鼓勵此人做出如此離譜言論的權威，正是達爾文本人的一部著作。

收到肯納德的信時，距離達爾文離世隻剩下幾個月了。早在1859年，他就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2年後又出版了《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這兩本書揭示了我們如何發展出更善于生存和繁衍後代的特征，由更簡單的生命形式進化為今天的人類。這是建立在自然選擇和性選擇（sexual selection）基礎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基石，這些理論就像炸藥一樣炸開了維多利亞社會，改變了人們對人類起源的看法。他的科學遺産讓人們深信不疑。

肯納德在信中很自然地假設像達爾文這樣的天才不可能相信女人天生不如男人。他的著作一定被誤讀了。她懇求道：“鑒于您的意見和權威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如果看到了謬論，應該進行糾正。”

次月，達爾文在肯特郡唐恩的家中回信說道：“您提出的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達爾文的回信字迹潦草，難以閱讀，以至于人們把整封信逐字逐句抄寫在另一張紙上，連同原件一起保存在劍橋大學的檔案館裡。但這封信最令人不快的并不是字迹，而是内容。如果彬彬有禮的肯納德夫人期待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消除她的疑慮，否認女性實際上比男性劣等，那可能要失望了。達爾文在信中說：“我雖然認為女性的道德品質普遍優于男性，但在智力上卻不如他們。而且，從繼承法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對該法律理解正确的話），如果她們在智力上與男人相當，在我看來似乎會造成很大的困難。”

回信到此并未結束。達爾文補充道，如果要超越這種生物上的不平等性，女性就要像男人一樣養家糊口。但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因為這樣做可能會損害孩子和家庭的幸福。達爾文對肯納德說，女性不僅在智力上不如男性，而且她們最好不要向往家庭以外的生活。這便否定了肯納德和當時的婦女運動所要争取的一切。

達爾文在私人信件中所說的話與其著作中明确表達的觀點是一緻的。他在《人類的由來》中提出，雄性為了赢取配偶要應對巨大的壓力，因此在千百年來的進化過程中，他們獲得了比雌性更大的優勢。比如，雄孔雀進化出了光鮮、奇特的羽毛，以此來吸引外表平庸的雌孔雀。同樣，雄獅也進化出了亮麗的鬃毛。他的意思是說，從進化的角度來看，無論外表多麼暗淡，雌性總歸能夠繁殖。

她們可以悠閑地坐下來挑選伴侶，而雄性必須竭盡全力打動她們，還要與其他雄性競争，從而赢得她們的青睐。按照這個邏輯，對人類來說，争奪女性的激烈競争意味着男性必須成為戰士和思想家。幾千年來，這已經讓他們磨煉出更敏銳的頭腦和更精細的身體素質。女性确實不如男性進化得更完善。

達爾文還在《人類的由來》中解釋說：“兩性在智力上的主要區别在于，無論男性從事何種工作，都要比女性更卓越，不管是需要深刻地思考、推理抑或需要想象力的參與，還是僅僅需要使用感官和雙手。”對他而言，關于這方面的證據無處不在。頂尖的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幾乎都是男性。他認為這種不平等隻是生物事實的反映而已，因此，他得出了“男人最終變得比女人更卓越”的結論。

如今讀起來，這些言論着實令人咋舌。達爾文認為，如果女性以某種方式設法發展出與男性同樣非凡的品質，那或許是因為她們在拽着男人的衣擺前進，因為實際上，嬰兒在子宮中會繼承父母雙方的品質。在這個過程中，女孩們會意外獲得父親的某些優秀品質，“的确，幸運的是，諸種品質在兩性之間同等傳遞的規律普遍存在于整個哺乳動物族群當中，否則的話，男性很可能在精神禀賦上也比女性優越，就像雄孔雀比雌孔雀羽毛更華麗一樣。”他暗示說，隻是由于一絲生物運氣，才使得女性免于比現在還更次于男性。試圖追趕男性是一場注定失敗的賭局，不亞于和大自然做鬥争。

公平地說，達爾文畢竟是他那個時代的人。他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傳統看法，不僅貫穿在自己的科學著作中，也是當時許多傑出生物學家的觀點。他的進化論理念或許是革命性的，但對女性的态度卻是頑固的維多利亞式的。

我們可以從肯納德對達爾文這封信的冗長、言辭激烈的回信中猜測出她當時做何感想。她的第二封信遠不如第一封措辭優雅。她說，女性對社會的貢獻遠非僅限于家務，而是和男人一樣多。畢竟隻有在富裕的中産階級圈子當中，女人才不用出去工作。對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來說，女性的收入對維持生計而言至關重要。男女之間的差距不在于他們做了多少工作，而是他們被允許做什麼樣的工作。在19世紀，大多數職業，包括政治活動和高等教育等，都将婦女拒之門外。

因此，當女性出門工作時，她們通常隻能幹各種薪資很低的活兒，比如家務勞動、洗衣服或者在紡織廠和工廠裡做工。肯納德夫人寫道：“當丈夫一周工作數小時卻隻……給妻子帶回少量的收入，真正養家的是誰呢？她們夜以繼日、無休止地犧牲自己，為了愛人精打細算，辛苦賺取每一分錢。”

在書信的結尾她憤怒地寫道：“請讓女人擁有和男人一樣的機會均等的'環境’，之後再來公平判斷她們是不是智力上不如男人。”達爾文會對肯納德的回信做出何種反應，我們已經無從知曉，因為在圖書館的檔案室裡，找不到他們更進一步的通信了。

但我們知道，她是對的，達爾文的科學理念反映出當時的社會信念，這些信念影響了人們對女性能力的判斷。此類觀念來自一脈相承的科學思維，這種思維至少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時期，當時理性和理性主義在整個歐洲大陸傳播，改變了人們對人類心靈和身體的看法。隆達·席賓格對我解釋說：“科學作為自然的認識者受到擁戴。”女人被刻畫成屬于家庭（私人領域），男性則屬于公共領域。母親生兒育女的工作，其作用是培育新生公民。

在達爾文提出自己研究的19世紀中葉，軟弱、智力上更簡單的女性形象是一種普遍假定。社會期望妻子們是賢惠、被動、順從丈夫的。英國詩人考文垂·帕特莫爾（Conventry Patmore）在當時流行的一首名為“家裡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的詩歌中，完美诠釋了這種觀念：“男人必須被取悅；而取悅男人/是女人的快樂所在。”許多人當時認為，女人天生不适合專門的職業工作，她們不需要有公共生活，她們也不需要投票。

當這些偏見遇到進化生物學時，形成了一種特别的有毒混合物，随後将毒害科學研究幾十年。傑出的科學家們毫不掩飾對女性的看法，就像達爾文那樣，認為女人是人類更次等的那一半。

的确，今天我們閱讀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思想家們關于女性的某些言論，很難不感到震驚。1887年，進化生物學家喬治·羅馬尼斯（George Romanes，也是達爾文的朋友）在《大衆科學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故作姿态地稱贊了女性“高貴”和“可愛”的品質，包括“美麗、得體、歡樂、忠貞和機智”等。但和達爾文一樣，他也堅持認為，無論女人怎樣努力，永遠都不可能達到男人的智力高度：“從長期存在的軟弱感和随之而來的依賴感，女人也會産生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想要取悅異性，這種欲望始于做奴隸的恐懼，最終會在做妻子的忠順中達到圓滿。”

與 此 同 時，蘇 格 蘭 生 物 學 家 帕 特 裡 克·格 迪 斯（Patrick Geddes）和 博 物 學 家 約 翰·阿 瑟·湯 姆 森（John Arthur Thomson）在1889年 出 版 的 暢 銷 書《性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Sex）中提出，女性與男性之間正如被動的卵子和精力充沛的精子一樣彼此不同。“兩性的差距可能被誇大或縮小，但要消除它們，就必須在全新的基礎上重新走完所有進化的步驟。在史前原生動物時期已經決定的事是無法被議會法案廢除的”，他們這樣說顯然是在諷刺女性為争取投票權所做的鬥争。蓋迪斯和湯姆森的論述長達三百多頁，其中囊括許多表格和動物線條畫，勾勒出他們如何将女性視為男性的輔助角色（作為養家糊口男人的賢内助），而且永遠無法與男性平起平坐的觀點。

另一個例子是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曆史上稱其為優生學之父），他緻力于測定人與人之間的生理差異。在他的衆多離奇研究規劃中，有一張制作于19世紀末的所謂英國“美貌地圖”，這張圖通過秘密觀察英國不同地區的女性，将她們從最醜到最美進行分級。如高爾頓之類的男人，揮舞着他們的尺子和顯微鏡，将性别歧視強化為無法挑戰的東西。通過測量和标準化，他們将本應被視為荒謬的規劃披上了科學體面的外衣。

與這樣的男性科學體制較量并不容易。但是，對于像肯納德這樣身在19世紀的女性來說，一切都刻不容緩。她們是在為自己的基本權利鬥争，因為她們甚至都沒有被認可成為正式公民。直到1882年，英國已婚婦女才獲得擁有和掌控自己财産的權利；而在1887年，美國隻有2/3的州允許已婚婦女保留自己的收入所得。

肯納德和婦女運動中的其他人士意識到，關于女性低人一等的思想争論，隻能以智識為基礎才能取得勝利。女性必須像攻擊她們的男生物學家一樣，利用科學捍衛自己。生活在一個世紀前的英國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敦促女性進行自我教育……她在1792年的《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書中寫道：“人類的德性進步和知識提升必須不斷接受檢視……直到女性接受到更合理的教育。”維多利亞時代傑出的婦女參政論者（suffragists）也持同樣的觀點，她們運用所允許接受的教育，來質疑關于女性的書寫内容。

新興的、争議性的進化生物學成為一個明确的目标。安托瓦妮特·布朗·布萊克韋爾（Antoinette Brown Blackwell）被認為是第一位由美國公認的新教教派任命為牧師的女性，她指責達爾文在性與性别問題上的疏忽。與此同時，美國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女權主義短篇小說《黃色壁紙》(The Yellow Wallpaper）的作者]轉變了達爾文主義的方向，提出了改革方案。她認為，一半的人類将另一半置于一種更低的進化階段。有了平等，女性将最終獲得證明自己不輸男人的機會。吉爾曼在很多方面都領先于其時代，比如反對男孩玩具和女孩玩具之間的刻闆劃分，而且預見到越來越多的職業女性大軍會如何改變未來社會。

但是，在維多利亞時代，有一位思想家在自己的領域挑戰着達爾文的權威，她在自己的書中熱情且頗具說服力地從科學的角度論證了女人并不比男人差。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地球上的生命史清晰呈現出的一條牢不可破的證據鍊，将會證實女性的重要性。”

離經叛道的觀念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現，即便是最保守的地區。

密歇根州的康科德鎮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這裡人口不過3000多人，幾乎是一個完全由白人組成的角落。該地區最著名的景點是一座内戰後保存完好的房屋，屋頂覆蓋着灰白的隔闆。1894年，正是在這座房子建成不久，當地一位中年女教師發表了當時最為激進的觀點。她的名字叫伊麗莎·伯特·甘布爾（Eliza Burt Gamble）。

我們對甘布爾的個人生活了解不多，隻知道她是一個别無選擇而隻能自立自強的女人。她在兩歲時失去父親，16歲失去了母親。由于生活孤苦無依，她在當地學校以教書為生。有報道說，她在學校裡取得了不錯的成就。此外，甘布爾還結了婚，生育三個孩子，但其中兩個在世紀結束之前就去世了。甘布爾本可以像當時大多數中産階級女性一樣循規蹈矩地生活，成為考文垂推崇的那種娴靜、順從的家庭主婦。但是她加入了日益壯大的選舉權運動，為争取婦女平等權利而鬥争，成為該地區最重要的活動家之一。1876年，她在家鄉密歇根州組織了第一次婦女選舉權大會。

甘布爾相信，這項事業不僅是為了确保法律上的平等。她承認，女性權利鬥争中的最大症結之一是社會已經逐漸相信女人生來就不如男人。但她堅定地認為這種想法荒謬至極，于是從1885年開始，甘布爾為自己的信念尋找确鑿的證據。她花了一年時間在美國首都的國會圖書館研究藏書，在各類著作中搜集證據。她曾寫道，自己被驅使着，“除了對信息的渴望之外，看不到任何别的東西”。

盡管查爾斯·達爾文在著作中貶抑了女性，但進化論實際上為女性運動帶來了巨大的希望。它為以進化論的新方法來理解人類敞開了大門。金伯利·哈姆林在其2014年出版的著作《從夏娃到進化：達爾文、科學和鍍金時代美國的女性權利》（From Eve to Evolution: Darwin, Science, and Women’s Rights in Gilded Age America）一書中描繪了女性對達爾文的回應，她說：“進化論意味着一種現代化的方式。”宗教故事将女人刻畫為僅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而進化論提供了一種替代叙事，它挑戰了女性行為和德行的基督教模式。“達爾文創造了一個空間，讓女性可以說，伊甸園中的故事并未發生……這一點意義重大。亞當和夏娃在約束和塑造人類女性觀念上的重要性，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盡管自己不是科學家，但通過達爾文的研究，甘布爾意識到科學方法也可能會産生極大的破壞性。如果人類像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一樣，是低等生物的後代，那麼女人被限制在家裡，或者屈從于男人就是說不通的。因為在動物王國的其他領域中，規則顯然不是這樣的。哈姆林告訴我：“女人無所事事，完全依賴男人，這本身就不符合自然。”我們可以重新改寫女性的故事。

盡管達爾文的思想中蘊含着潛在的革命力量，但他自己從未認可女性在智力上與男性平等。這不僅令甘布爾頗為失望，而且從她的著作來看，這也成為一個巨大的憤怒之源。甘布爾認為，達爾文在結論中說，人類像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樣都來自進化，雖然是正确的，但關于女性在人類進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他顯然弄錯了。

甘布爾在1894年出版的著作《女性進化：探索男尊女卑的教條》（The Evolution of Woman: An Inquiry into the Dogma of Her Inferiority to Man，後文簡寫為《女性進化》）中，将這些批評觀點激烈地表達了出來。

這本書彙集了各種曆史、統計和科學資料，是甘布爾對達爾文和其他進化生物學家針鋒相對的反駁。她憤憤不平地指出了這些人的不一緻性和雙重标準。她說，雄孔雀或許有更華麗的羽毛，但雌孔雀同樣必須要在選擇最佳伴侶的過程中磨煉自己的能力。達爾文一方面承認大猩猩由于體型太大、太強壯，不能像人類那樣進化為更高級的社會性動物，但另一方面他同時又用男性平均要比女性強壯的事實，來證明他們的優越性。

甘布爾認為，達爾文也沒有注意到，通常更多與女性關聯的人類品質，如合作、撫育、保護、平等主義和利他主義等，一定在人類進步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以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态度推斷她們的能力是狹隘和危險的。甘布爾認為，在人類的曆史進程中，女性一直受到男性及男權結構的系統性壓迫。女性從來都不是天生次等的，她們看起來不如男性，隻不過是因為沒有得到發展自己才智的機會而已。

甘布爾還指出，達爾文沒有考慮到，在某些部落社會中也存在着強大的女性，這或許說明當前至高無上的男權并非向來如此。她以古印度教經文《摩诃婆羅多》（Mahabharata）為例說，按照經文的表述，女性在結婚前是獨立和不受約束的。所以她不禁想到，如果“平等傳遞的規律”對男性和女性同樣适用，那麼，為什麼不可能是男性被社群裡的卓越女性拖着前進呢？

她論稱：“如果把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放在一起競争，兩個人同樣擁有完美的精神品格，隻是一方具有更充沛的精力、更多的耐心和某種程度上更強的生理優勢；而另一方有更好的直覺能力、更敏銳和迅速的感知能力，以及某種程度上更強的忍耐力……毫無疑問，後者的競争優勢與前者是相等的。”

像其他從科學角度出發的婦女參政論者一樣，甘布爾傳達的訊息得以流行。其中充滿挑釁意味的内涵是，女性被剝奪了本應得到的生活，平等實際上是她們與生俱來的權利。1916年，甘布爾在《女性進化》一書的修訂版前言中寫道：“在我看來，毫無疑問地球上的生命史清晰呈現出的一條牢不可破的證據鍊，将會證實女性的重要性。”

但是，讀者群以及其他活動家對她的支持卻未能赢得生物學家對其觀點的認同。她的言論注定永遠不會完全進入科學主流，而隻能在科學圈外徘徊。不過甘布爾從未放棄。她繼續為婦女權利戰鬥，為出版物撰寫文章。幸運的是，甘布爾的壽命足夠長，她親眼看到了自己的工作和更廣泛的婦女運動獲得了真正的力量。1893年，新西蘭成為第一個賦予女性投票權的自治國家。在英國，這場戰鬥一直延續到1918年，盡管當時選舉權隻适用于30歲以上的婦女。1920年，正是在甘布爾去世一個月前，美國通過了“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禁止因性别而剝奪公民的投票權。

雖然政治鬥争最終取得了勝利，但改變人們觀念的戰争卻需要更長時間。金伯利·哈姆林說：“甘布爾的理念在改革派的雜志中受到了贊譽，她的寫作風格也得到普遍的贊揚，但科學界和主流媒體卻對她的結論，以及她自诩在書寫'科學’的做法不以為然。”報紙和學術期刊廣泛讨論《女性進化》一書，但這本書卻幾乎沒有給科學留下任何影響。

1915年，《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書評，所針對的正是德高望重的英國生物學家沃爾特·希普（Walter Heape）的最新著作《性别敵意》（Sex Antagonism），該文指出，即便周遭社會環境已經在不斷變化，但某些科學家仍然在不顧一切地堅守自己的偏見。得克薩斯大學的社會學家、自由主義思想家艾伯特·沃爾夫（Albert Wolfe）寫道：“出版商居然把這本書放入了'科學系列’中，他們一定是出于幽默感才這樣做的。”希普将龐雜的生殖生物學知識納入了這本書中，還不太客觀地将其應用到了社會問題上，他認為，兩性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男性和女性是為不同的社會角色而生的。

當時許多生物學家都贊同希普的觀點，包括《性的進化》一書的合著者約翰·阿瑟·湯姆森也對該書給出了正面的評價。但是，沃爾夫卻看到了科學家僭越其專業知識的危險。他在評論中嘲笑說：“當一個科學家，尤其是生物學家在對自己專業之外的其他領域知之甚少的情況下，竟敢于從'自然法則’（希普先生聲稱這是自己最熟悉的領域）出發，來定義社會和倫理關系應是何種形态時，他簡直就成了一個精神病理學的絕佳範例。他在現代女權運動中隻看到了災難和病态。”

部分科學仍然頑固不化，進步遲緩。進化理論幾乎和以前一樣，并未從沃爾夫、肯納德和甘布爾等批評家那裡吸取多少教訓。如果在當初達爾文發展進化論的關鍵時刻，社會沒有如此深重的性别歧視，我們很難想象科學會走向何方。我們隻能設想，如果甘布爾得到了稍微嚴肅一點的對待，社會對女性的看法或許會有多大不同。今天的曆史學家惋惜地把她的激進視角說成一條未被選中的道路。

在甘布爾逝世後的一個世紀裡，研究人員越發癡迷于性别差異，醉心于如何來挑選、測量和分類兩性之間的不同之處，強化了男性在某種程度上優于女性的教條。

“……在孕馬尿中尋找黃金。”

說性别差異科學研究的下一個突破來自一隻閹割的公雞，這或許是恰當的。

20世紀20年代，歐洲一系列新發現将會像達爾文和進化論一樣，改變科學對男女差異的理解方式。1894年，德國醫學教授阿諾德·阿道夫·貝特霍爾德（Arnold Adolph Berthold）開展的一項奇怪實驗預示了這些變化。此前他一直在研究閹割的公雞，俗稱閹雞。切除睾丸會讓公雞的肉質變得鮮嫩，因此成為一種受歡迎的美味。除了肉質的差别，活閹雞看上去也不同于普通公雞，它們會更溫順。此外，閹雞頭頂的肉冠比普通公雞更小，下巴底部紅色垂肉尤為下垂，這樣能看出二者的差别。

對貝特霍爾德來說，問題在于為什麼會這樣？

他取下正常公雞的睾丸，移植到閹雞身上，看看會發生什麼。他發現閹雞的外觀和叫聲明顯又開始變得像普通公雞了。睾丸在它們體内存活，而且又開始生長。這一結果令人震驚，但當時沒有人理解其中的原因。睾丸中到底有什麼東西，幫助閹雞看似變回了正常公雞呢？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進展緩慢。1891年，在另一項不同尋常的實驗中，一位來自法國的大學教授查爾斯-杜阿爾德·布朗-塞誇德（Charles-Édouard Brown-Séquard）終于開始觸及這一謎團的根源。他懷疑雄性動物的睾丸中可能含有某種影響雄性氣質的未知物質。

随後，在試圖用艱難的方式證明其假設的過程中，他多次向自己體内注射一種混合試劑，該試劑通過碾碎豚鼠和狗的睾丸，混合其中的血液、精液和汁液而制成。他宣稱（盡管其研究發現從未被複制過），這種混合試劑增強了自己的體力、耐力和精神狀态的清醒程度。

《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興奮地報道了布朗-塞誇德的發現，将他合成的物質稱為“重獲新生的五角星”（譯者注：五角星在神秘學領域中被視為完美人的象征）。随後又有研究者利用豚鼠卵巢中的雌性汁液進行了類似實驗，并宣稱看到了相同的女性化效應。随着時間的推移，所有來自雄性和雌性性腺中的秘密汁液都被理解為一系列特定的化學物質，叫作“荷爾蒙”。

我們如今知道，性腺中發現的性激素，隻是整個人體産生的50種以上激素（hormones，即荷爾蒙）中的一小部分。沒有這些激素我們無法生存。它們就像我們身體系統的潤滑劑。激素被描述為化學信使，在身體各處傳遞消息，從而确保人體正常運轉，包括發育和維持穩定的體溫等。從胰島素到甲狀腺素，這些激素幫助身體調節各個器官的功能。性激素則對性發育和生殖起到控制作用。兩種最主要的雌性荷爾蒙是雌激素和黃體酮（孕酮）。除了其他方面，雌激素是引起女性乳房發育的因素之一，黃體酮幫助女性的身體為懷孕做準備。雄性荷爾蒙被稱為雄激素，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睾酮。

甚至在人出生之前，性激素在決定一個人的男性或女性長相方面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在子宮裡，所有胎兒在生理上都是從女性開始發育的。泰恩 河 畔 紐 卡 斯 爾 醫 院 内 分 泌 醫 學 顧 問 理 查 德·昆 頓（Richard Quinton）說：“胎兒默認的發育模闆就是女性。”大約在卵子受精七周時，睾丸産生的睾酮開始将男胎從生理上轉變為男孩。昆頓補充說：“睾酮讓我外表上看起來是男性。”與此同時，另一種荷爾蒙阻止這個新生的男性胚胎長出子宮、輸卵管和其他女性器官。随着年齡的增長，荷爾蒙在青春期和青春期之後再度發揮作用。

因此，性激素的發現成為理解身為一個男人或女人意味着什麼的裡程碑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今供職于荷蘭特文特大學的社會研究員内莉·奧德索恩（Nelly Oudshoorn）的研究工作顯示，在20世紀20年代，荷爾蒙研究在制藥産業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熱潮。一夜之間出現了一種科學理解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方式。經過一番努力，制藥公司相信自己可以将性激素分離出來，并将其工業化生産，從而使人變得更男性化或更女性化。

内分泌學，作為一個嶄新的、充滿争議的激素研究領域，正在變成一門大生意。科學家們拼命找尋能夠定義雄性或雌性的化學物質，他們收割了數噸動物的卵巢和睾丸，收集了數千升馬尿。荷蘭歐加農（Organon）制藥公司主管将分離激素的過程描述為“在孕馬尿中尋找黃金”。

差不多10年之後，建立在性激素基礎上的治療手段開始出現，而此類治療手段所承諾的療效似乎無所不能。在存有大量曆史醫學文獻的倫敦韋爾科姆（Wellcome）圖書館的檔案中，我發現一本大約在1929年發行的廣告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是由倫敦的米德爾塞克斯腺體研究實 驗 室（Middlesex Laboratory of Glandular Research）制作的。該廣告頗為自豪地宣布，“生命之火”終于能得到延續了，“從健康動物（如公牛、公羊、種馬）體内提取出新鮮的腺體性激素可以用于治療”男性的陽痿、性冷淡和不育。含有雌性激素的療法自稱對女性也有同樣的效果，有望治愈更年期、月經不調和各種其他症狀。

當然，激素療法不可能完全達到這些大肆鼓吹的效果，但它們也不僅僅是一種潮流。盡管證據隻是來自道聽途說，但它們似乎确實對某些症狀有效。1930年，《柳葉刀》（Lancet）上的一篇文章報道了一位接受睾酮治療的男性患者，他覺得自己的“肌肉變得更強壯，而且感覺更加好鬥，差點和同事發生肢體沖突”。另一位60歲的男性，“一天可以打36洞高爾夫球，感覺不到過度疲勞”。于是，人們逐漸将睾酮與被認為屬于男性的特質聯系在一起，比如侵略性、身體力量、高智商和男子氣概等。

人們對使用雌性激素的女性也展開了同樣的研究。1931年，研究人員簡·凱瑟琳·西摩（Jane Katherine Seymour）在《柳葉刀》上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雌性荷爾蒙與女性氣質和生育有關。她還說，在它們的影響下，女性“會傾向于形成一種更被動和更情緒化，以及更缺乏理性的生活态度”。

在内分泌學的早期階段，關于男性或女性氣質意味着什麼的設想來源于維多利亞時代。随着荷爾蒙的發現，科學家有了一種解釋刻闆印象的新方式。例如，按照羅德島布朗大學生物學和性别研究教授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的說法，英國著名婦科醫生威廉·布萊爾-貝爾（William Blair-Bell）确信，女性的心理取決于“體内分泌物的狀态”，這種狀态使其“保持在正常的行為範圍”。所謂正常的行為範圍，在當時指的就是做一個妻子和母親。如果女性僭越了這些社會邊界，像他這樣的科學家就會說一定是她的荷爾蒙水平出了問題。

換句話說，研究人員認為，性激素不止影響到生殖行為。它們是按照當時的标準讓男人更男性化的原因，也是按此标準讓女人更女性化的原因。以這種方式推理，科學家們設想性激素屬于每種性别所獨有的。男性荷爾蒙，即雄激素隻能由男性産生；女性荷爾蒙，即雌激素和黃體酮，則隻能由女性産生。畢竟，如果性激素是男性和女性氣質的關鍵所在，怎麼會有其他方式存在？

1921年，一項有趣的實驗暗示出，科學家們關于性激素所做的一切假設可能都是錯誤的。

一位來自維也納的婦科醫生透露，用動物睾丸提取物治療雌兔會改變其卵巢的大小。随後，令科學家們震驚的是，他們開始認識到女性體内的雄激素和男性體内的雌激素含量都很高。1934年，德裔婦科醫生伯恩哈德·桑德克（Bernhard Zondek）在研究種馬尿時報告說，“用高雄激素水平來定義男性是矛盾的”。實際上，研究發現，馬的睾丸是迄今為止雌激素含量最高的來源之一。

正當内分泌學家自認為已經掌握了性激素的效用時，這一發現讓一切都陷入了混亂，而且還引發一個值得關注的兩難問題：如果雌激素和睾酮決定了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為什麼男性和女性都天生同時具有這兩種性激素？生來是男是女又意味着什麼？

有一段時間，某些科學家認為男性體内可能會出現雌性激素，因為他們都吃過帶有雌性激素的東西。這種離奇的“食物假說”（Food Hypothesis）最後被抛棄了，因為人們逐漸明白，雄性和雌性性腺實際上自身都可以産生出兩種性激素。另一些人則認為，雌激素對男人來說唯一的作用就是剝奪他的男性氣質，使其更女性化，甚至有可能走向同性戀。

科學家着實花了一些時間才接受這個事實：這些性激素其實同時在兩性當中發揮着協同作用。内莉·奧德索恩描述了這種轉變對科學理解性别方式而言有多麼重要。就好像忽然展開了一道光譜，在這個光譜之中，男人可以更女性化，女人也可以更男性化，而不是彼此簡單對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實驗生物學研究所的赫伯特·埃文斯（Herbert Evans）将這一時期描述為“混亂的時代”，1939年，正是在這一時期的末尾，他在著作中承認：“看起來男性特質或女性特質似乎不能被視作意味着某種荷爾蒙存在或者另一種荷爾蒙缺失……盡管我們對此已經有所了解，但隻能說，其中的差異仍然不完全清楚。”

這種思想變化的影響頗為驚人。身為女人或男人意味着什麼，這個概念本身就很有争議。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已經開始探索性和性别認同的邊界問題。大約在同一時期，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開始書寫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個性氣質，以及文化而非生物學可能會如何影響每個人所具有的個性。1949年，她在研究薩摩亞部落（Samoan）時寫道：“薩摩亞男孩從來就沒有必須展現陽剛氣質的過度壓力，而雄心勃勃、善于管理的女孩，在婦女群體忙碌、有序的生活中也有許多出路。”她還注意到，巴布亞新幾内亞的蒙杜古馬部落（Mundugumor）文化還塑造了更具典型男性氣質的女性。

如今，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贊同米德的觀察，但她的觀點确實預示着社會正在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科學推動的。達爾文信奉的那些來自維多利亞時代的正統觀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人們不再能夠清晰定義性别。兩種性别之間互有重疊。女性和男性，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正在轉變為一種動态的描述，這可能既是由養育塑造的，也是自然形成的。

這場關于“身為女性意味着什麼”的科學概念革命，在20世紀60和70年代及時出現，這是繼幾十年前為女性赢得選票之後的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此時，女性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正在入大學之門，并有越來越多的人畢業。她們正在成為研究人員和教授，從而有助于女性研究進入另一個時代。新的觀念挑戰了長期存在的叙事。

新一代的科學家們正在沿着前人的道路前進，這條道路正是由敢于挑戰達爾文的女權主義先驅甘布爾在上個世紀開創的。

時間來到今天。

關于性激素的刻闆印象依然存在。但是，這些舊觀念不斷遭到新證據的挑戰。按照理查德·昆頓的研究，關于睾酮的常見假設已經被證明大錯特錯。他說，睾酮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女性，“實際上并未感覺到或者看起來缺少任何女性特質”。

前華爾街交易員約翰·科茨（John Coates）是劍橋大學專門研究風險承擔和壓力生物學的神經科學家，2008年，他決定看看“股市交易大廳是充斥着睾酮的男子氣概能量庫”這句俗話到底有幾分真。他從交易員那裡采集了唾液樣本，并發現當他們的睾酮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時，收益也高于平均水平。2015年，一個來自英國、美國和西班牙的大型科研團隊進行了另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睾酮不會讓交易員變得更具進攻性，隻是讓他們稍微樂觀了一些。而在預測股票未來價格的變化時，這可能會讓他們冒更多的風險。

類似地，理查德·昆頓也宣稱，雖然刻闆觀念認為睾酮會使人有暴力傾向，但他并未在自己的病人身上看到睾酮和進攻性之間的關聯。他告訴我說：“我不清楚這種觀點是從哪來的，來自都市傳說嗎？”

人們開始對先天與撫育之間的平衡有了一些更深入的理解。至少在學術圈，社會性别（gender）和生理性别（sex）被視為兩個不同的概念。生理性别從科學角度對大多數人進行區分。它經由一系列基因和荷爾蒙，以及更為明确的身體特征來定義，包括一個人的生殖器和性腺等[盡管有一小部分人是生物學意義上的間性體（intersex）]。與此同時，社會性别是一種社會身份，它不僅受到生物學的影響，而且與外在因素，諸如家庭教養、文化和刻闆印象的影響有關。社會性别的定義來自外部世界對何為男，何為女的表述，這使它具有潛在的可變性。

許多人生物上的性别和社會性别是不一樣的。不過對此類研究我們仍然處于初期階段。最大的問題依舊沒有答案。性激素平衡所帶來的影響是否已經超越了性器官，深入我們的心靈和行為，導緻男女之間具有明顯的差異？這對我們如何進化又帶來怎樣的啟示？傳統中父親養家糊口，母親做全職主婦的刻闆模式，是否真的像達爾文設想的那樣，屬于我們的生物組成部分？或者是人類獨有的複雜社會結構？對性别差異進行研究既影響巨大，又充滿争議。正如20世紀對荷爾蒙的研究挑戰了關于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大衆觀念一樣，科學現在正迫使我們拷問自己的方方面面。

事實一旦湧現出來，就非常重要。在一個如此多的女性仍然遭受性别歧視、不平等和暴力的世界中，各種事實能夠改變我們看待彼此的方式。有了出色的研究和可靠的數據（以及明确的事實），強者會變弱，弱者也可以變強。

安吉拉·薩伊尼，牛津大學工程學碩士，麻省理工大學研究員，英國科學記者、節目主持人，曾出版：《極客帝國：一個宅在實驗室裡的古怪民族如何撼動世界》。同時為《科學》《連線》《衛報》《新科學家》等各大刊物供稿。她也是BBC電台的節目主持人，曾獲得由英國科學作家協會和美國科學進步協會頒發的獎項，并被評為歐洲年度科學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