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曆史：我們需要工作嗎？（一）

神譯局是36氪旗下編譯團隊，關注科技、商業、職場、生活等領域，重點介紹國外的新技術、新觀點、新風向。

編者按：人類的曆史有30萬年。如果要對這段漫長的曆史劃分階段的話，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上半階段是占據了95%時間，幹最少的活就能保證自己過上好生活的前匮乏時代；下半階段則是大部分人要為了生活日夜操勞的匮乏時代。那我們什麼時候能進入珍惜空閑時間勝過金錢的後匮乏時代？這就是南非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 (James Suzman) 的新書《工作：從石器時代到機器人時代的深度曆史》想要回答的問題。本文是對這本書的評論，文章來自編譯，篇幅關系，我們分三部分刊出，此為第一部分。

劃重點：

我們什麼時候才會重新珍視空閑時間勝過金錢

狩獵采集是現代人無法實現的理想

掌握了火幫助人類獲得了極大的空閑時間

人類的需求與欲望是無限的，但資源是有限這個假設是錯誤的

我們對自身的悲劇本質是怎麼理解的？我們把氣候變化失控的時代叫做“人類世”，這個詞已經告訴了你所需要了解的一切。人類顯然是貪得無厭的消費機器；我們正在吞噬着整個生物圈。這個詞似乎表明，全球經濟的無情擴張（是化石燃料的開采與燃燒使之成為可能）已經深深植根于我們的 DNA 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試圖扭轉全球變暖的進程很可能是白費力氣。但是，沒完沒了的經濟增長真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決定性特征嗎？

在人類曆史最長的一段時期裡，人類一直過着狩獵采集者的生活，我們既沒有經曆過經濟增長，也不擔心經濟增長的缺席。我們不需要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東西每天工作很多個小時，如果說我們有的話，我們的本性，就是幹最少的活來保證自己過上好生活。

這是南非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 (James Suzman) 的新書《工作：從石器時代到機器人時代的深度曆史》(Work: A 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 的核心主張，他在書中問道，我們還能不能學會像祖先那樣生活——也就是說，珍惜空閑時間勝過金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他踏上人類存在的300個千年之旅。

一路上，蘇茲曼充分借鑒了自己學到的東西。自 1990 年代以來，蘇茲曼就跟納米比亞東部的布須曼人（Ju/'hoansi，祖籍在非洲南部的喀拉沙漠）生活，并撰寫相關論文。布須曼人是全球僅存的少數狩獵采集者之一，盡管現在已經沒有多少布須曼人用傳統的方式覓食。

在《工作》這本書裡，蘇茲曼不怎麼提到的是他曾在鑽石開采公司戴比爾斯（De Beers）擔任企業公民總監，後來又擔任了該公司的全球公共事務總監。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是2007年。大概在同期，為了讓戴比爾斯可以進行采礦作業，博茨瓦納政府把布須曼人驅逐出喀拉哈裡沙漠，此舉遭到了公衆的強烈抗議，作為回應，該公司把一個礦床的所有權賣給了競争對手GemDiamonds。2014年，GemDiamonds曾在布須曼人之前的一個狩獵地開設過一座礦山。公司後來關閉了這座礦場，2019年又把礦場賣掉，據報道，該公司在這個項目上損失了1.7億美元。

蘇茲曼在戴比爾斯的工作——這家公司花費巨資在廣告上說服世界的中産階級，作為最常見的寶石之一的鑽石，實際上是最稀缺的——可能仍然給《工作》留下了印記。蘇茲曼解釋說，他的事業“主要目的”是“放松稀缺經濟學對我們生活的束縛”，從而“減少我們對經濟增長的相應和不可持續的關注。” 這是一項引人注目的幹預，盡管它揭示了當代經濟學和人類學作為思考我們這個氣候緊急情況時代的指南的局限性。

不管怎樣，蘇茲曼與De Beers的雇傭關系也許還是會給《工作》這本書留下了印記。畢竟，盡管鑽石是一種最常見的寶石，但這家公司曾投入巨資做廣告宣傳，讓全世界的中産階級相信鑽石是最稀缺的寶石之一。蘇茲曼解析道，他的事業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稀缺經濟對我們生活的束縛，從而消除我們對相應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的關注”。 但這是一種引人注目的幹預，揭示出以當代經濟學與人類學作為思考氣候危機時代的指南所存在的限制。

在30萬年的曆史裡，人類有95%的時間都是以狩獵采集為生，吃的是水果、蔬菜、堅果、昆蟲、魚以及一些野味。自從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國富論》以來，大家基本上算是想當然地認為，對于我們祖先以及剩下那些像他們一樣生活的狩獵采集者來說，活着就是一項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活動。蘇茲曼解釋說，近代的那些狩獵采集者似乎“一直處在饑餓的邊緣，并飽受饑餓的折磨”。

對采集狩獵者生活的這種貶損了西方旅行叙事題材小說以及民族志研究的廣泛的支持。們把當代的狩獵采集者看作是活化石，也就是早期時代的上古神器。但在現實當中，這些狩獵采集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他們是設法在不利的曆史條件下生存。跟殖民帝國以及後殖民國家一樣，農業區的不斷擴大猛然将大多數的狩獵采集者逐出了自己長久以來的家園，迫使他們進入到更邊緣的地區。西方的報道讓大家誤以為，這些被剝奪了權利的難民，他們的生活就像他祖先自古以來的生活一樣，而事實上他們的生活往往要比祖先艱難得多。

也有一群思想家的看法不一樣，為往往充滿蔑視的主流觀點提供了一個跟現實吻合的替代方案。比方說，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就認為，狩獵采集是現代人無法實現的理想，而不是我們不堪回首的起源故事。20世紀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與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延續了這一傳統。他們通過證明狩獵采集人擁有複雜且充滿智慧的文化，從而反駁了種族主義的人類進化階段論。這些思想家是蘇茲曼觀點的重要先驅，但是在《工作》這本書裡面，他卻将他們的想法束之高閣。

相反，蘇茲曼關注的是相對較近的 “狩獵之人”（Man the Hunter）。在1966年由美國人類學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等共同組織的這場會議上，标志着人類學家對作為經濟參與者的狩獵采集人的看法有了決定性的轉變，而也這正是蘇茲曼想強調的一點。李一直對非洲南部叫做！Kung的布須曼人做研究。李證明了！Kung隻是 “稍微下了點功夫”去弄到食物，從而擁有比西方先進工業社會的人更多的 “自由時間”。他認為，在曆史上大部分的時間裡，人類大概都是這樣的。

該發現的潛台詞之一，是對于李的同事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謂“石器時代經濟學”，自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家的看法都是錯的。通過利用現代研究方法，社會科學家已經證實李和薩林斯基本上是正确的（盡管他們可能低估了狩獵采集者的平均工作時間）。對于早期人骨的化學分析已經有力地證明了，早期人類并不是一直都徘徊在饑餓的邊緣。相反，盡管隻有少量石器和木器，他們吃得仍相當不錯。那究竟是什麼讓早期人類過得如此相對輕松舒适呢？蘇茲曼解釋說，早期曆史的轉折點在于人類學會了對火的使用。這讓早期人類有了“近乎無限的能量供應”，從而減輕了他們的負擔。

火讓食物變得容易消化，猛犸象或者一堆胡蘿蔔如果是烤着吃的話，烤的過程中所産生的卡路裡量要遠高于生食。有能力獲得這些額外的卡路裡讓人類在進化上比其他靈長類動物更有優勢。黑猩猩所有醒着的時間都用來覓食了，而早期人類每天隻需要幾個小時去的就能獲取所需的熱量。

掌握了火因此幫助人類獲得了極大的空閑時間。蘇茲曼認為，正是因為空閑時間的增加，所以有了之後人類文化的進化。在閑暇之餘，人們可以長時間跟他人一起玩耍，從而幫助語言、叙事與藝術的發展。此外，人類也有了要照顧那些“太老無法養活自己的人”。這種特征沒有多少其他物種能具備。

火的使用也通過另外的方式幫助我們成為更有社會性的生物。最近出土的證據表明，早期人類并不像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長期以來所認為的那樣，終其一生都是在一個小群體之中生活。當食物相對匮乏時，大家會保持足夠遠的距離，從而保證食物更容易獲取。相比之下，當食物充足時，早期人類就會大量聚集一起，形成某種社會形态，盡管是暫時的。在土耳其東南部的哥貝克力石陣（Göbekli Tepe）那裡，考古學家就發現了一個由洞穴與巨石組成的大型複合體。石陣經曆了很多次的建設與重新掩埋，最早要追溯到1萬年前，比農業社會出現的時間還要早很多。

種種發現為一個令人驚訝的論點提供了支撐，這個觀點将颠覆我們對過去人類深度曆史的所有看法。狩獵采集者并沒有“飽受系統性膳食性缺乏之苦”，也不是幹到累得要死也得不到可持續的安全感。相反，他們的後代，也就是農業時期的人類才有這樣的遭遇。用托馬斯·霍布斯的名言來說，跟狩獵者相比，農民的生活方式“肮髒、野蠻且短暫”。就像蘇茲曼所解釋的那樣，對于狩獵采集者和早期農民各自的命運，我們這種理解上的變化，導緻人類掌握了火之後（蘇茲曼的看法）三個重大轉變——農業、城市和工廠變得更難以解釋。這些東西的出在不能當作人類擺脫經濟貧困的進步故事來講了。

要想知道為什麼有關人類起源的辯論這麼重要，你隻需要翻開任何一本經濟學教科書的第一頁。第一頁你就能看見關于“稀缺性的假設”，也就是人類的需求與欲望是無限的，但資源是有限的理論。每當你打開銀行app，發現裡面的錢隻能負擔起你放在網上購物車裡面的一部分東西時，你就能體驗到這個原則的真實性。這就會導緻一系列沒完沒了的算計。為了擁有這個，你必須放棄那個。

經濟學的自我定位是研究在稀缺性限制下我們的選擇方式是如何促進生産能力的分配的。經濟效率的每一次提高都能稍微放松一下這些限制，以便我們當中的部分人能夠負擔得起稍微多滿足一點自己的欲望，同時又不會剝奪他人滿足自身需求的能力。在全球的窮人實現基本的經濟保障水平之前，為什麼少數富人卻能夠滿足自己的衆多奇思妙想，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經濟界。但經濟學家向我們保證，不管怎樣，解決全球貧困問題唯一的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就是進一步的經濟增長。

這就是經濟學家之所以把我們的曆史說成是經濟擴張的長篇故事的原因，好像作為人類，我們的任務始終都是要掙紮擺脫貧窮，獲得更多的東西。用這樣的方式去看待世界，會給我們對很多問題的思考産生巨大影響，包括氣候變化，威脅人類福祉的生态威脅，比如過度砍伐及捕魚等。如果應對這些威脅意味着少做一點的話，那在經濟學家的眼裡，這種制約隻能表現為一種退化，必遭人性的反抗。

對人性的這種解釋支撐着标準的經濟學觀點，蘇茲曼掌握的人類學證據正好可以讓他反駁這種觀點。在現實當中，稀缺性的假設隻适用于人類存在的特定時期。在人類曆史絕大部分的時間裡，人類都認為自身的物質需求是有限的。家庭圍繞着滿足這些需求進行分工，活幹完之後，人類就收工了。

當人們發現自己擁有大量的東西時，他們往往不會把這些東西看作是為經濟擴張服務的，而是用來舉辦大型聚會，就像在哥貝克力石陣發生的事情那樣。在許多文化當中，在節日贈送甚至儀式性地毀掉自己的财産，是展示自己财富的常見方式。世界各地的人還在把微薄的收入花在精心策劃的婚禮和葬禮上面，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這是一種反常。

對蘇茲曼來說，人類學對我們的前稀缺時代的洞察為經濟學的後稀缺傳統提供了支撐，他把這個跟凱恩斯的工作進行了關聯。凱恩斯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就是在經濟衰退期間，國家應該搞赤字支出，而不是平衡預算。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在提出這個觀點時，凱恩斯不僅希望能夠穩定西方經濟，還希望超越這個，進入到後稀缺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裡，人類意識裡基本上已經沒有經濟困擾這個東西了。凱恩斯斷言，要想考慮這樣一種替代方案的話，經濟學家就必須重新思考經濟學的本質。

譯者：boxi

本文來自翻譯, 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