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文人書法之卅三 仕途失落書以娛

仕途失落書以娛

　　晚唐時期政局動蕩，文士們雖仕途多有不順，不乏憂國憂民，然亦于事無補。于是一些著名文士終日偏向詩書聊以養閑度日。杜牧、劉禹錫、柳宗元等不僅詩文聞達當代，對書法亦抱有濃厚的興趣，他們以不計工拙的心情，或日臨古帖以自娛，或詩書往來以相酬，俨然宋人遊戲筆墨的況味。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今屬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縣）。他是匈奴族後裔，七世祖劉亮随魏孝文帝遷洛陽，始改漢姓。父劉緒因避安史之亂，舉族東遷，寓居嘉興（今屬浙江）。劉禹錫出生在嘉興。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後裔，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曾任太子賓客，世稱劉賓客。與柳宗元并稱“劉柳”。與白居易合稱“劉白”。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為監察禦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叔文敗，坐貶朗州刺史，在貶官期間，在揚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寫了《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劉禹錫作《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答謝白居易，再道貶朗州司馬，居十年。置之郎署，複出刺播州。裴度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分司。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

　　劉禹錫被貶官後，開始走上“窮愁着書”的道路。在貶所，他除了寫詩抒發胸中的憤懑；還研習書法，常臨池以遣悶，惜其墨迹罕存，但筆者尚能從其酬唱間可見一斑。如他在《酬柳柳州家雞之贈》詠道“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姜芽斂手徒。”又在《答前篇》有論：“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窗且當勤。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猶有《答後篇》可見其更喜臨池“昔日慵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興，為報元常欲抗行。”然成就主要呈現在其書論《論書》一文上，意在論述書法的地位問題，言書法“藝者何？禮、樂、射、禦、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遊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又雲：“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議能。”以撥正當世日漸輕薄書法之時風也。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漢族，出生于京都長安，祖籍河東（今山西省.永濟市運城、芮城一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愚溪”。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為考進士，文以辭采華麗為工。貞元九年（793）中進士，十四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為藍田尉，後入朝為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敗，貶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貶永州司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師，不久再次被貶為柳州刺史，政績卓著。憲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其“韓柳”、“唐宋八大家”之名天下共知。

　　柳宗元不僅是唐代的文學家、思想家，而且還是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摯友劉禹錫在《傷愚溪三首》中的第二首便稱頌他為草聖，其推崇的程度已為至高無上：“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唯見裡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詩前有序曰：“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勝地，結茅樹疏，為沼（水旁加止），為台樹，目日愚溪。柳子沒三年，有僧遊零陵，告餘日，愚溪無複曩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為七言以寄恨。”唐盧攜《臨池訣》認為羲、獻之法遞經永禅師、張旭、徐浩諸人傳諸皇甫閱，“閱以柳宗元員外為入室”，故其得古法真傳。唐趙璘《因話錄》謂“子厚善書，當時重其書，湖湘以南士人皆學之”，足見其成就之高，影響之廣。

　　柳宗元工書法，精于草書，并且在草書藝術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這絕不是劉禹錫因了友情而故作溢美的的褒詞，而是實際情況如此，據實所做的筆錄。與柳宗元生活在同一時代的趙璘所著《因話錄》可證，該書卷三稱柳宗元“尤長于章草，為時所寶”。至今永州朝陽岩石壁上仍留有柳宗元之《漁翁》一詩的摩崖石刻的重模，因為它用的字體正是章草，這與趙璘的記述正相吻合，決不是偶然的，足可鐵證。柳宗元對章草尤為喜愛，不是一成不變的兼收并蓄，而是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形成了别有新意、另具新風的柳體。從朝陽岩石壁上柳宗元書法模刻可以看出，整幅字中有的草，有的行，有的楷，有的隸，而篆書筆意則包含在每一筆畫之中。集行、草、楷、隸、篆五體為一爐。這就是說柳宗元的章草已不是原來章草的臨摩翻闆，而是翻新創造的另鑄體勢，這樣才“為時所寶”而成為一代草聖。柳宗元于書法理論亦有建樹，著有《筆精賦》一篇，大略謂“勒不貴卧，仄常患平，弩過直而力敗，趯當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蒼皇而疾罨，磔厲趯以開撐。”《舊唐書》、《新唐書》有傳。傳世書迹有《龍城刻石》、《般丹和尚碑》、《南嶽彌陀和尚碑》、《下殇女子墓磚記》等。其妻弘農楊氏，從父弟宗直亦有善書之名。

　　　　　　　　　　　　　　唐 柳宗元 龍城石刻

　　《龍城石刻》唐柳宗元書。行書。拓本。8行，行4字。唐元和十二年(817)刻。石存廣西馬平縣柳侯祠内。明天啟三年(1623)年龔重得之于井中，并刻跋，龔重刻三言詩六首十八字。乾隆四十二年(1777)宋思仁重于石下刻跋。今刻石殘存23字。毋庸懷疑盧攜的論斷，柳宗元這件殘筆缺字的作品折射出來的确實是二王的理韻。酣暢潤秀的運筆傳達出諸如《蘭亭》、《洛神》那些精妙作品中所特有的超拔不群的風采。我們不能不佩服這位大文豪雄視古今的藝術審美眼光，及其高超的藝術創造才華。與二王不同的是用筆結字更加縱心所欲，如“驅”、“厲”、“鬼”、“出”等字險勢叠生，不大因循二王的法度，但卻有一種翩跹交錯的美感，令人目眩神搖，擊節贊歎。

　　杜牧（公元803－約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漢族，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是宰相杜佑之孫，晚唐時期人。杜從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進士，授宏文館校書郎。後赴江西觀察使幕，轉淮南節度使幕，又入觀察使幕。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司勳員外郎，黃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職，最終官至中書舍人。晚唐傑出詩人，尤以七言絕句著稱。擅長文賦，其《阿房宮賦》為後世傳誦。杜牧人稱“小杜”，以别于杜甫。與李商隐并稱“小李杜”。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别墅，故後世稱“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善書，尤擅行書。其書字體姿媚，用筆勁健，轉折處如孫過庭《書譜》。杜牧墨迹僅存《張好好詩并序》一帖傳世。

　　《張好好詩并序》杜牧詩書，書寫于835年，紙本墨迹，行書，縱28.2厘米，橫162厘米，麻紙四接，四十八行，每行八字不等，卷前有宋徽宗趙佶書簽“唐杜牧張好好詩”，并钤有宋徽宗的諸玺印，保存着當時内府裝潢式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宣和書譜》、《悅生所藏書畫别錄》、《平生壯觀》、《大觀錄》、《吳越所見書畫錄》、《石渠寶笈·初編》等書著錄。刻本有《戲鴻堂帖》、《秋碧堂帖》等。《張好好詩并序》墨寶，曾遞藏于宋賈似道、明項元汴、張孝思、清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間入藏内府。該卷曾被清遜帝溥儀攜出宮外，流散民間後歸張伯駒所有。1956年張伯駒先生将其捐贈政府，此珍貴文物重為故宮博物院收藏。杜牧《遣懷》詩有句雲：“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倖名。”後《揚州夢》劇本以此命意，着意渲染，牽合杜牧與名奴張好好的一段風流韻事。《張好好詩》詩載杜牧《樊川集》中。

　　　　　　　　　　　　　　　　　　　　唐 杜牧 張好好詩

　　此詩卷内容為五言古詩書，是為歌妓張好好而作，杜牧較多地接觸到一些封建社會中的下層婦女——歌女和舞女，了解和熟悉她們的辛酸遭遇。張好好容顔嬌美，流落風塵，杜牧的《張好好詩》叙述歌妓張好好得不幸遭遇和作者“感舊傷懷。”書法雄健姿媚，筆勢飛動，深得六朝人遺風，更與其詩文相表裡。《宣和書譜》一書評杜牧書法：“氣格雄健，與文章相表裡”，杜牧詩文、書法有統一的風格。曆代評之甚多，清包世臣贊曰：“用筆之法，見于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尚有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緻。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真際，知識固自不同。”清包世臣跋杜牧之《張好好詩》雲“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藝舟雙楫》）其又雲：“花到十分名爛漫者，菁華内竭，而顔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疏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敝也。書之爛漫，由于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爛漫之弊至幅後尤甚。戲鴻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緻散亂，而不爛漫者，氣滿也。氣滿由于中實，中實由于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裴休（791-860）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今山西運城聞喜人），但《唐書本傳》作孟州濟源人（今屬河南省）人。曾為監察禦史，宣宗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大曆十年（856）改任節度使，曾節度潭州。封河東縣子，後曆昭義，河東，鳳翔，荊南四節度。卒後葬甯鄉縣西密印寺側端山，贈太尉。善文章，工正書，以歐、柳為宗，風格遒媚有體法。寺刹多請其題額，河南廬山亦多題銘。其對佛教信仰相當虔誠，與禅宗有深厚因緣。裴休在禅宗史上，與當代的龐蘊、白樂天、李翺、陸亘大夫等居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與沩山靈佑同門，精通《華嚴》教旨與禅宗心要，由于撰寫《傳心法要序》，與黃檗希運也有殊勝的因緣。為晚唐著名書家，傳世書迹《圭峰禅師碑》及宋禦府藏行書《判疏言狀》。

　　　　　　　　　　唐 裴修 定慧禅師碑（局部）

　　《定慧禅師碑》全稱《唐故圭峰定慧師傳法碑》，亦稱《圭峰碑》。唐大中九年（八五五）十月立，裴休撰并書，柳公權篆額。碑現存陝西戶縣草堂寺。碑高282cm，寬134cm，正書，三十六行，行六十五字，額篆書九字。此碑筆筆謹嚴，清勁潇灑，結構尤為精密，取法于歐、柳，是唐碑珍品。米芾《海嶽名言》評：“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怪。”葉昌熾《語石》雲：“《圭峰禅師碑》尚存，其書遒緊而無蘊藉，學之易滋流弊。細參之，其運筆之操縱、結體之疏密，與誠懸昕合無間。”金代禮部尚書趙秉文這樣描述此碑：“下馬來尋題壁字，拂塵先讀草堂碑。平生最愛圭峰志，唯有裴公無愧辭。”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稿》謂：“清勁潇灑，打得率更筆意。”康有為評其書：“并以遒勁取勝，皆有清整方勁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