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一賢相——子産》第三十二章 反違正道 令民不惑
第三十二章 反違正道 令民不惑
是否相信鬼神存在，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重要區别。春秋時期，人們是相信鬼神存在的。孔子曾說過“敬鬼神而遠之”。直到漢朝的王充，才明确提出無鬼論和神滅思想。王充認為：“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為要駁斥“人死為鬼，有知，能害人”的謬論，王充還以人的睡眠作比：“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論死》）
子産與孔子一樣都是“有神論者”，可子産在對待鬼神的态度上卻沒有孔子開明。孔子對鬼神“敬而遠之”，根本不談鬼神方面的問題。《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還記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産則不同，他不但“語”鬼神，而且“高談闊論”。魯昭公七年（前535年）也就是鄭國發生鬧鬼事件那一年（“鬧鬼事件”持續時間長、影響大，已經傳到晉國），子産去晉國，晉大夫趙景子向他請教與“鬼”相關的問題，子産首先十分肯定地回答人死後能變鬼，然後講了為什麼能變鬼等一些問題，言之鑿鑿，煞有介事。不過，盡管子産是個有神論者、且沒有孔子開明，但他卻能用一種“不合常規”的、變通的方式，處理與“鬼”有關的問題，出人意外地收到安定人心的效果。那他是怎麼處理“鬧鬼事件”的呢？問題因“鬼”而起，先從“鬼”說起。
前面說過，良氏一族是鄭國大族，始祖為子良，世稱公子去疾，是一代明君鄭穆公的庶子。靈公死後，“鄭人立子良”，子良堅辭不就，“乃立襄公”。子良之子叫子耳，也就是“五族之亂”中和子産父親子國一起被害的司空子耳。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叫良宵，世稱伯有，子展之後任鄭相，魯襄公三十年（前543年）那次“驷良之争”中，被驷氏宗主驷帶殺害。良氏一族，“從政三世”，伯有一死，淡出政壇，宗廟也被廢止。
伯有死後八年，魯昭公七年（前535年），伯有卻神奇地“複活”了，他成了可怕的“厲鬼”。《左傳》記載：“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多麼吓人！鄭國民衆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時，大家因為“伯有”而相互驚擾，如果有人突然叫一聲：“伯有來啦！”衆人會信以為真，馬上四散奔跑，不知躲到哪裡才安全。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這是因為：去年，“鑄刑書之歲二月”，有人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伯有一身戎裝，披甲而行，逢人就說：“（今年）三月二日，我将殺死我的仇人驷帶。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還要殺死（公孫）段。”到三月二日那天，驷帶真的死了，不早不晚，果如“夢”言。那個“夢”傳了整整一年，紛紛揚揚，國人皆知，弄得人心惶惶，民不安生。現在，“夢”已成真，“國人益懼”：本來就恐懼，現在更加恐懼。
還有更吓人的：到“夢”中所說“明年壬寅”即魯昭公七年（前535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孫段也真的“應驗”而死。伯有“殺死”驷帶，是有生死之仇。可公孫段之豐氏，盡管其祖與驷氏、罕氏同出一母，但二人并無血海深仇。這伯有好厲害、好殘忍呀！不管有仇無仇，想殺誰就殺誰呀，那下一個呢？因此“國人愈懼”：國都内的人們越發恐懼，比上次更甚。
這放在今天，世人絕不會相信，付之一笑而已，更不會傳播這樣的“謠言”。可那是二千多年前，聖人孔子及其高足，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大大小小的國君，公侯伯子男，卿士大夫，這些受過貴族高等教育的人，都對鬼神深信不疑，何況庶氏百姓？
怎麼辦？不能讓國人終日惴惴不安、生活在恐懼之中。子産有辦法，這個辦法一實行，結果怎麼樣？“乃止”：謠言止息了，人們恐懼情緒平息了。子産用的這個辦法放到現在，人們肯定會認為是荒腔走闆：這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孫段卒，到二月，“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那時不是哪個家族想立宗廟就能立的，必須身為大夫才有資格立廟祭祀自己祖先。公孫洩是魯襄公十九年鄭國所殺子孔之子，良止是伯有之子。子産把這兩位前執政大臣的兒子一并“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杜注）。結果“變戲法”似的，風平浪靜，什麼謠言呀，也不傳播了，百姓民衆也不恐懼了。
看到這一招如此靈驗有效，遊吉感到很奇怪，就問子産這是為什麼。子産解釋說：“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意思是：讓他們這些鬼，各歸于自家宗廟，就不會做厲鬼到處遊蕩，吓人為祟了。
遊吉又問：“那為什麼要立公孫洩為大夫，使有宗廟呢？”是呀，伯有死後為厲鬼，到處害人，可子孔并沒有成為厲鬼，更沒有“殺人”，為什麼要并立子孔之子公孫洩為大夫、使其有宗廟而讓子孔也得到祭祀呢？這确确實實是個問題，真不應該“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為說明這一問題，我們捋一下曆史事實。
子孔和伯有雖然都做過宰相、也都死于非命，但緻“死”事件的性質不同：伯有死于家族私鬥，但曾“伐舊北門”。“舊北門”是國都的城門。你攻打驷氏家族府邸是家族之間的事，“伐舊北門”則是針對國家的行為。因此“驷帶率國人以伐之”，響應者：“國人”，不僅是驷氏一族；動詞是“伐”：正義行為，也反證伯有“伐舊北門”是不義行為。
而子孔呢？子展、子西帶兵攻打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純門之師”，屬于“叛國罪”。但屬于陰謀範疇，僅有犯罪動機，并未形成犯罪事實。因而孔子修《春秋》定性為“鄭殺其大夫”；而伯有之死，則書曰：“鄭人殺良宵”，不稱“大夫”，直呼其名，這是對他的貶斥。
你這一捋，不是越說越糊塗嗎？子孔稱為“大夫”，依禮應該被其後人建廟立祀；伯有不稱其為“大夫”，大壞蛋，不應該立其子為大夫使有宗廟。子産這不是反着來的嗎？在那個年代，這樣“反着來”，正是子産高明之處。我們聽聽子産、遊吉二人的對話，就明白子産良苦用心了，還會明白子産這樣做究竟“高明”在何處。
子産向遊吉進一步解釋說：“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這段話讀着拗口，意思深奧難懂，但非常珍貴。經學家們很關注，各家見解不一、見仁見智，各有各的道理。取衆家之長歸納于下，當然也摻雜有鄙人一愚之得：
伯有無義，活着禍國，死為厲鬼害人，若單獨立伯有之子為大夫，使伯有歸于自家宗廟享受祭祀，則是惡人沒有惡報、反而善報，民衆對國家治國之道會感到困惑、疑惑。并立子孔之子公孫洩，國家以大仁大義之名，讓被殺的正卿後代都有官職俸祿、重回貴族行列，這正是曆代傳承而被冠以美名的“繼絕世”。以此解說民心，令民不惑，大家認為禮（理）當如此，謠言也就不禁而自止了。
這是對“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的闡釋。為什麼不走“正道”，該立的立，不該立的不立；反而不該立的立，該立的還要借不該立的光才立：如此“反着來”呢？子産說：
“處理政事有時應當 '反違正道’，以取媚（愛）于民。（因為）民衆不愛戴你執政者，也就不會相信你；你執政者不能取信于民，民衆也就不會擁護你、事事聽從于你。”
這是對“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的解釋。
子産這種對待厲鬼害人的方式，可以說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打的旗号，是“以大義存誅絕之後”（杜注），這是明的，光明正大；實際上是讓伯有之厲鬼有安身之處，不再到處遊蕩、吓人為祟，這是暗的，也正是子産此舉的真實意圖。說起來是“反違正道”，實際上有“合理内核”：官員愛民、傾聽民衆呼聲、辦事順乎民意，且能取信于民，就能很自然地導民以正途：讓百姓擁戴執政者，與國家保持一緻。子産這樣做，就思想觀念說，不科學；但就其政治手段及效果說，則是務實的、高明的，是為實現安定民心之大目标而通權達變的。據此可以說：子産是當時信鬼神而重民的政治家、思想家。當然，正如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陳戍國教授所說：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
春秋時期，不像戰國時期那樣“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以戰，殺人盈城”，全靠拳頭說話，全靠槍杆子說話。盡管禮崩樂壞現象屢屢發生，但禮樂文明基本上還是處于社會主流狀态。子産是知禮的，他在“禮”的方面有哪些作為、效果如何呢？請看第三十三章 春秋尚禮 天經地義。
《春秋第一賢相——子産》撰者長葛高根明（豫許昌長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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