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儒與法的“愛恨情仇”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趙慕宇

二十世紀以降，深受西方沖擊的中國學界，始終面臨“何以自處”的問題——西方的崛起，無疑映襯着落後的東方帝國。然而，西方在近代的領先，一定意味着東方的衰落嗎？抑或是中華帝國自身制度導緻的周期性毀滅？

著名社會學家趙鼎新教授的《儒法國家：中國曆史新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套新穎而完整的闡釋邏輯。他以“儒法國家”的概念統攝中國曆史，意在說明自漢代以來，儒法體制為中央集權帝制帶來很強的彈性與韌性，使其能夠與儒家精英階層合作，改良而非推翻政治格局；同時，促成政治與意識形态統一，轄制并利用軍事力量。

在深入理解儒法體制前，有必要理解本書所使用的理論體系。首先，曆史是積累性構造，競争所産生的制度化，是曆史變遷的主要動力；其次，本書運用邁克爾曼的四項權力——即經濟、軍事、政治、意識形态為基本框架，分析其互動關系，及其對曆史造成的影響。

《儒法國家：中國曆史新論》趙鼎新 浙江大學出版社

封建危機：擴張與貴族

西周時期，分封制和宗法制維持周王室的統治。周代最初為防禦而建立大小不一的據點，随後其中強大者吞并弱小者；強大國家接着發展為多城邑國家，國君所居為“都”，小宗管轄城市為“邑”；到東周時期，多城邑國家憑借實力控制更多領土，最終轉變為領土性國家，這便是“五霸七強”的形成軌迹。

整個東周時期，最重要的變化是西周封建制瓦解。趙鼎新認為，東周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霸主時期（前770—前546），這一時期諸侯野心膨脹，擴充領土的目的是成為能夠支配其他國家的霸主，除楚國外，所有國家都扮演着周王室保護者的角色。霸主體系下，國君勢必依靠更多官僚進行管理，作為國家官員的世卿貴族擁有領地和武裝，最終，大宗巨室勢力越來越強勁，使原有體制瓦解。

轉型時期（前545—前420）始于封建危機的深化，終于官僚制領土國家的出現。沒有霸主遏制後，小國貴族公然擴充自己勢力，以擠壓國君的權威。在這一時期，土地私有制、官吏選拔、軍事組織、商業活動等，都在發生變化。最終以法家改革為标志，進入全面戰争時代（前419—前221）。

全面戰争時代，幾乎完全擺脫封建制限制，諸侯國通過改革，創建“全權國家”，使國家最大限度增加财政稅收和軍事力量。此時戰争主要是追求經濟利益和攫取政治霸權，其核心目的是擴張領土和削弱敵人，因此，戰争變得極為殘酷，幾乎大部分男性人口都會被動員。

不難發現，由春秋到戰國，實際上是封建制崩潰的過程，而促成這一變化的是國家的擴張以及貴族世家的膨脹。根據本書統計，貴族勢力的增強與該國政權的繼承危機呈正相關關系，魯、齊、晉這樣封建危機最劇烈的國家中，有半數國君于在位期間被殺。

世卿貴族的強大，主要是由于軍事擴張後，新拓展疆土需要有效管理。因此國家版圖越大，封建貴族的勢力就越大。比如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晉”事件，既是春秋、戰國的分界，也是貴族争權的著名事例。楚國大夫申無宇所總結的“尾大不掉”，可謂是對貴族膨脹的精準描述。

封建危機中的貴族地位變化使官僚制和郡縣制也得以發展。國君把擴張的領土新派給制定官員來管理，“縣”作為行政與軍事單元出現。一縣之長的全面負責，為之後的帝國政治結構奠定了基礎。

秦國之興：法家的凱旋

各諸侯國因封建制的瓦解，使貴族掌權成為常态。然而，處于邊陲的秦國，卻因為“落後”，政治結構相對簡單，貴族階層勢力有限，易于形成“強國家、弱貴族”的格局。正是這一點使其在全民戰争中脫穎而出。

秦國沒有“傳統”的包袱，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法家改革。商鞅變法的目标，就是建立一個能緊密控制臣民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打造一個可組織、可延伸的軍隊，最大限度汲取人力、物力赢得戰争勝利。

相比于“集約型技術”，即更少勞動投入換取更多産出，法家所采取的是“粗放型技術”，即通過更廣泛、更嚴密的勞動力資源獲取産出，這種模式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國家。針對魏特夫“水利工程促成集權制度”的觀點，趙鼎新認為，水利工程不是原因而是結果——正是由于強大的組織性，“強國家”傳統的諸侯，才能修築為戰争和生産而準備的水利工程。

秦始皇陵銅車馬展示秦國威勢

此外，法家所打造的國家，具有“重農抑商”色彩。法家認為，商業繁榮會導緻國家軍事力量的衰弱，農業生産更有助于國家在戰争中赢得勝利，而農業所創造的定居人口，為國家提供了穩定兵源。在秦始皇上位的過程中，商人呂不韋至關重要，最終卻被清剿勢力。這一事例也是法家治國下，商人難以逃脫的宿命——“商人通過走進國家體制内部來獲取權力，這就導緻國家建構與商人群體之間出現了零和博弈的局面。”實際上，在古代皇權社會，這一矛盾始終存在。

簡言之，法家将秦國打造成一部高效率的戰争“機器”，這一點也被認為是“秦王掃六合”的重要原因。但是，僅關注成功者的經驗是偏頗的，其他六國何以失敗，也需着重對比研究。

其實，最早進行法家改革的不是秦國而是魏國，魏國處于四戰之地，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種處境也逼迫魏國最早破局，開啟戰國時代的攻伐。而魏國失敗的原因，主要是不利的地緣政治條件以及沒能維持與韓、趙的聯盟。

趙國與魏國有着相同的困境，趙國與他國接壤土地極多，還必須面臨北方匈奴日益高漲的威脅。其次，趙國農業産量遠不及秦國，最顯著的例子是長平之戰中廉頗堅守戰術的“破産”，一部分原因就是糧草難以支撐趙國在上黨前線的消耗。

齊國作為貴族傳統悠久的國家，始終難以像秦國一樣徹底改革，其政治體制具有極強的折中性。齊國甚至在法家工具理性、儒家道德、道家自然中達成某種平衡。齊國雖有地利，最終卻沒有轉化為軍事優勢。

楚國的貴族與王室也在維持一種相對平衡狀态，而這種政治平衡逐漸演變為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成為保守主義的根源。楚國是各大國中唯一允許貴族具有大量私人武裝的國家。

此外，戰國時期的國家關系，也處于霍布斯式的混亂狀态，六國之間彼此猜忌、互相算計，生怕某一國獨大，為蠅頭小利而相互攻伐，最終也難以形成合力。

秦國在封建瓦解中的“後知後覺”，恰恰減輕了貴族政治的影響，從而最大程度打造出君主制集權，法家思想及其改革，獲得了最終勝利。

儒法調和：穩定的結構

秦國統一天下，看似無比強大，但全面戰争時代沿襲下來的政治體制，帶有很強的不穩定性。秦朝對自己發展出來的高效能組織及嚴苛手段過于自信，因此也不屑于與社會精英合作。諷刺的是，導緻秦國崩潰的原因恰是社會管控能力強所導緻的苛政——秦始皇在當時能夠征發全國15%的人口為其修築工程。這一調動即便是現代國家，也要頗費周章。

漢高祖奪取天下後，漢初政治進行了兩項變更，一是用黃老之術恢複民生，二是郡縣制與分封制并行。漢高祖之所以建立同姓封國，原因在于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優勢還沒有得到“短命”秦朝的充分印證，另一方面緣于分封制也是防範、限制呂後等外戚勢力的手段。

顯然，随着後來“七國之亂”的爆發和平複，政治軌迹再一次回歸到中央集權制。彼時漢朝面臨三個重大問題：其一，人口生産恢複後，商人和地主利益膨脹，造成土地兼并；其二，随着削藩推進，官僚選拔沒有穩固的體系；其三，黃老之術和法家，都不能為國家提供一套支撐其合法性的意識形态，無法為政權和精英群體提供堅實的思想基礎。

在此背景下，董仲舒發展出的理論，被統治者所重視。他提出長幼有序、尊卑有别，君主處于權力頂端，法律刑罰維持社會秩序的觀念。這無疑是一種綜合性意識形态，也便是所謂“帝制儒學”。

董仲舒

“帝制儒學”不僅為儒家思想延續“壽命”，更重要的是易于被精英階層接受，它鑄就了君主與臣屬的共生關系，是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态權力真正結合。由此，皇帝接受儒家的教育，官僚體系既受到君主的絕對支配，也憑借“道統”獲得批評權力。有漢一代，注重道德的選官方式，正是這種意識形态的延伸。

老子言“反者道之動”，不難發現，正是由于法家的嚴苛性質，漢朝統治者進行了儒家的調和。自此之後，“儒法國家”體制形成，并一直延續至近代。儒家之所以能夠後來者居上，是因為它提供了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維護了道德秩序，不斷強化穩固的社會制度，為國家選取官僚，同時又使君主有力掌控着官僚系統。

實際上，儒法體制并非沒有受到過挑戰。比如南北朝到隋的分裂時期，正是由于軍事權力失控，導緻攻讦頻發。強大的軍權獲取政權，卻又擔心另一個軍閥取而代之，政權與世家大族若即若離的不穩定關系，最終難以形成官僚體系。唐代初期的科舉制和府兵制，對于穩定政權起到極大作用，背後原理也是恢複到儒法國家的結構——軍事權力得到轄制，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态結合，重新占據主導權。

儒法國家的概念，最終也引領我們反思近代的變革。在趙鼎新看來，西方的崛起恰是因其競争和沖突未能被有效制度化，資産階級擁有更多自主權，引發新秩序的建立。而中國封建曆史上體制的循環，仿佛是一種“螺旋式”的自我重複，即便沒有十九世紀的西方沖擊，清朝也依然會爆發矛盾。

本書對儒法國家形成過程具體而微的分析，十分精彩，同時能夠利用社會學、政治學的框架與概念，進行結合式研究，讀罷令人豁然開朗。也許，正如本書所堅信的那樣，曆史的積累性和斷續性，才是它最迷人的地方——所有看似堅固無比的事物，都有其難以察覺的發端以及煙消雲散的終結。（責編：張玉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