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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擺脫“有高層,無高管”困境?

來源/ 姚昱全,喬諾組織活力首席專家,原跨國公司幹部與人才管理部部長

在後疫情時代,社會各行各業受到影響。面對諸多不确定性,管理者需要更加準确、高效地進行決策。在經營過程中,由于需要決策的事情太多,企業家們不得不向下授權,以提高經營效率。

企業發展前期,多數是靠老闆的市場敏銳度,快速取勝。但随着規模的擴大,将權力集中在個人身上進行決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風險。因為個人決策可能受到個人偏見和信息不足的影響,導緻決策不準确或不全面。

此外,個人如果缺乏管理經驗和專業知識,也可能導緻決策失誤,甚至導緻公司遭受巨大損失,給公司帶來嚴重後果。

01

集體決策機制誕生的背景

任正非也曾因為個人決策的失誤,導緻華為錯過重要機會。

90年代末,華為因為資金限制,面臨一個重大選擇:在GSM和CDMA兩個主流通信技術中,該選擇哪個?期間華為内部進行了激烈的讨論,包括不少高層認為應該慎重考慮CDMA,這些建議被任正非一口回絕,而選擇了前者GSM。

這個技術方向的決策,導緻GSM無法在國内取得市場份額,而等到華為開始重視CDMA時,已經為時已晚。

“小靈通”是一代人的回憶,也是轟動一時的時代技術

在當時,華為内部也有建議做小靈通項目,然而,任正非判斷小靈通PHS技術生命周期短,注定形不成氣候,同時忽略了中國電信想通過PHS技術,來曲線進入移動市場的需求,于是親自否決了該項目。

這個決策導緻華為錯過了小靈通市場的巨大機會,UT斯達康由此賺得了幾百億的市場份額。

如今,華為手機是衆多手機品牌中的佼佼者。而在2002年國際通信展的一次讨論中,面對高管提議進入手機市場,任總強烈反對,當場表示:華為不做手機這個事,已早有定論,誰再胡說,誰下崗。

這個決策,導緻華為2012年以前,在手機行業中一直默默無聞。

華為在2002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2001年公司做了擴張性預算,業績目标330億,但隻完成了220億。

任正非在文章《一江春水向東流》中說道:“2002年,公司差點崩潰了。公司内外矛盾交集,我卻無能為力控制這個公司,有半年時間都是噩夢,夢醒時常常哭。”

面對糟糕的市場,華為做出了内部反思。

一、在經營方面:

低估了“冬天”的寒冷:在世界網絡泡沫破滅的背景下,華為仍然做出了樂觀的市場預期和擴張性預算,最終導緻實際銷售目标遠遠未達到,巨大的費用對公司經營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盲目逆勢擴張:搶占發展中國家市場的業務策略、研發上向高端路由器和無線通信領域發起沖擊、大規模招聘人才等,此類逆勢高投入對公司,對現金流提出了極大的挑戰;

機會誤判:對高性價比的國際競争策略、對市場機會的誤判。

二、在管理層面:

權系一身的高風險決策:華為當時高度依賴一把手決策,但事實證明,這犯了經驗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

高管團隊“強執行、弱戰略”:高管團隊形成了依賴“英明領袖”的慣性思維,隻扮演堅定不移的執行者角色;

高管能力與業務發展不匹配:随着企業國際化的擴張,和全球市場地位的提升,高管團隊卻沒有得到很好的鍛煉和提升。

此外,任正非帶頭開展自我批評,及時地糾正錯誤,不再固執己見,并意識到集體決策的重要性。

為此,華為專門邀請顧問公司幫助設計公司組織結構,顧問公司發現當時的華為“竟然隻有高層,卻沒有中樞機構,不可思議”,而且高層隻是空任命,不運作,所以開始建立高層經營管理團隊EMT (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


02

從個人英雄走向集體智慧


為了逐步擺脫對任正非個人的高度依賴,并在實戰中考察培養并選拔接班人,華為接受了建立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經營管理團隊)的建議。

一、EMT

華為在2005年開始運作EMT,首先确定由8名核心管理者,來擔任EMT成員,并以輪值主席的方式進行運作。作為最高權力機構,EMT對公司經營成敗負責。這是對過去以任正非為核心的決策模式的重大改變。

因為EMT是由公司最高層高管集體議事、集體決策,所以這樣的運作方式,能夠更有效地整合不同想法,保證決策的基本正确,并且可以根據需要,邀請其他主管和專家參與決策,以實現群策群力。

二、EMT+MC

當業務多元化後,原先的集團EMT“管不過來”,華為在2011年演進為“1+4”模式,即1個集團EMT+4個集團MC(跨部門委員會ManagementCommittee),共同形成集團權力機構。

企業規模擴大後,部門牆不自覺加重,跨部門協同變得異常困難。因此MC是淩駕于各産業之上的跨部門委員會,可以基于全流程指導和協調,保證業務流程端到端的協同運作。

MC成為了保證公司業務目标達成,和治理理念落實的重要組織載體。

三、AT和ST

同時,華為在各級部門成立了AT和ST組織。

--AT--

AT(Administrative Team)行政管理團隊,由部門一把手和其他管理者共同構成,是各産業管“人”的平台。

作為經公司授權的行政管理團隊,AT主要負責各級幹部任用推薦、員工評議和員工激勵等内容,保證了重要人員管理工作的客觀性和規範性,提高了決策質量。同時,還可以有效傳承公司的核心價值觀,做實業務主管是人力資源管理的第一責任人。

AT會議運作機制包含會前、會中、會後三個階段。

在AT會議前,主要工作是議題規劃及會議材料預審。

議題規劃包括,确定年度重點工作和議題沙盤,确定會議的主要議題和議程。其中,議題沙盤是對會議議題進行預演和模拟,幫助确定議題重點和議題路徑;會議材料預審包括對會議材料進行審核和修訂,确保會議材料的準确性和完整性。

在AT會議中,需要控制與會人員數量,鼓勵積極發言,以及集體決策。

為了保證決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首先采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即當某項決議獲得絕大多數成員的贊同時,才可向下進行,而且,通過的決議需要獲得2/3以上成員的贊同才能生效。

在AT會議後,主要包括決議發布和跟蹤落實情況。

在決議發布之後,應該進行簽字存檔,尤其是重要議題必須錄音存檔,以便日後回顧和參考。紀要錄音也要存檔,以便記錄會議的具體内容。最後,實時跟蹤落實情況,确保決議得到有效實施。

AT組織通過選對人、評價人、激勵人,保障了AT會議的高質量和高效率,使人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和能力。

同時,對于傳承公司“以奮鬥者為本”的核心價值觀,打造價值鍊循環,激發隊伍活力起到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經過多年的實踐和優化,它的運作越來越嚴密有序、富有時效。

--ST--

ST(Staff Team)業務管理團隊由AT+核心員工組成,是各産業管“事”的平台。

端到端流程的重要環節,在相關MC跨部門委員會集體制定的路線和方向下,通過強化ST的運營管理和能力建設,來保證對委員會所作的跨部門決議加以有效落實。

EMT輪值、MC、AT和ST等各級組織的成立,代表了華為的權利結構,從集權到高層民主再到全體民主。

這種管理模式減少了對個人的依賴,減少了決策失誤,增加了組織的可靠性,同時有效地培養了各級接班人梯隊。


03

集體決策的價值


任正非的經營哲學,帶領華為走向一個又一個高峰。但個人的智慧永遠是有限的,于是華為不斷叠代出EMT、AT/ST等集體決策的完整組織與機制。

集體決策也确實提高了華為的戰略能見度,确保更好的決策質量和更少的風險,增強了國内、國際市場預測的準确性,讓其在競争激烈的市場中始終保持領先地位。

通過集體決策,可以幫助公司形成制度,讓一群聰明人在讨論重大權利的時候,互相提醒,互相補充,達成相對最優的結果。

同時,通過分權、制約、三權分立等手段,可以使權力的行使更加有效和可控,不僅可以防止個人濫用權力,有效減少個人決策帶來的風險,還可以提高組織的可靠性和穩定性,保證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而且,對于集體決策機制的運用,還能夠培養企業的接班人,有助于提升高管的戰略層能力,讓高管能夠更好地調整公司的經營方向。也可以讓員工更好地發揮所長,降低高管的工作壓力,提高工作效率。

那麼,集體決策機制人人适合嗎?

不一定,因為集體決策存在以下弊端:

一、能力要求高

從個人決策到集體決策,如果管理團隊中的成員能力不足,可能會導緻決策質量低下,甚至影響整體組織的運作效率。因此,集體決策對團隊成員的管理能力,要求較高。

二、決策效率偏低

集體決策鼓勵各個領域的專家、員工的積極參與,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讨論過多,盲目讨論的情況。這樣不僅浪費時間,還會降低決策效率,從而限制了管理人員在必要時做出快速反應的能力。

三、建設周期長

在開展集體決策前,需要時間建立會議運作機制,包括制定規則和流程、培訓團隊成員等。尤其是當團隊成員能力不足時,這個過程會更加耗時。

而且,會議運作機制需要經過不斷地調整和改進才能跑通,導緻整體建設周期長。

但總的來說,集體決策利大于弊。

華為的繁榮發展,集體決策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它既發揮了大平台的優勢,又讓不同的業務發展充滿活力,既夯實了集團統治,又放開了各業務的分治發展。

集體決策是公司治理的進步,從個人英雄主義,走向更為穩健的團隊決策模式,從而保障公司行穩緻遠。通過集體決策,可以提高決策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充分考慮,降低決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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