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東都洛陽
從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到唐宣宗即位(846年),被藩鎮割據、宦閹善政、群臣黨争、異族邊侵、民變頻頻攪得焦頭爛額、窮于應付的唐朝統治者,竟然還“好整以暇”地斷續耗費60多年,争辯東都洛陽太廟的存、毀!按我們現代人的觀念,唐後期統治者的腦袋是不是都被驢踢了?曾繁華似錦、萬國來朝的大唐,已陷入分崩離析的深淵!在這危急之秋,不勵精圖治,尋思破解内外交困的良策,卻白白耗費60多年的寶貴光陰,争辯這無聊無用的問題?您如果這樣想,唐武宗等或許會集體鄙視你:您真以為哥幾個是在争辯些雞毛蒜皮、無聊無用的事嗎?哥表面上争的是洛陽太廟的存、毀,實則争的是關乎大唐振頹起弊、生死攸關之事!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真有這麼玄乎嗎?
一、李唐洛陽太廟建、毀問題的由來
北京 清代太廟
太廟,是曆代皇家用來祭祖的禮制建築的統稱。按禮書記載周代禮制,太廟隻能建于京師。盡管目前考古發現表明,禮書記載與真實的周禮不符,極可能是禮書作者的虛構或臆想。但對奉禮書為經典的古代中國來說,這不是事,禮書所載反被視為古禮實錄和聖賢訓誨,曆代大緻遵而不改。即便有的朝代不遵禮書,如西漢前、中期有“郡國廟”,直到漢元帝始遵禮書所載,予以廢棄。曹魏雖有許、洛、邺、谯、長安“五都”,但太廟僅建于洛陽。隋炀帝雖以長安為都,又以洛陽為“東都”,但未在洛陽修建太廟。
唐初雖廢棄洛陽東都地位,以長安為京師。但洛陽作為掌控關東、運河西輸的重要戰略支點,還是引起了統治者的高度關注。唐高宗恢複了洛陽“東都”名号。垂拱四年(688年),唐睿宗下诏,在洛陽修建高祖、太宗、高宗廟。武則天以周代唐,改東都為“神都”,作為武周首都。唐中宗複國後,又改武周太廟為李唐太廟。
安史之亂,洛陽太廟毀于戰火。因戰事繁忙,無暇顧及,洛陽太廟成為軍營,供奉其中的曆代先帝神主亦散落不見。直至代宗大曆年間,才尋覓齊全。因無處放置,暫置于供奉“玄元皇帝”(老子尊谥)的太微宮内。
二、唐德宗至唐宣宗五朝的争辯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禮官奏議重建洛陽太廟。很多臣僚雖支持此議,但在具體方式上卻産生嚴重分歧。有人主張:重建太廟,将先帝神主供奉其中,按時祭祀。有人主張:雖可重建洛陽太廟,供奉神主;但平時不行祭禮,皇帝東幸洛陽,才行祭禮。有人主張:雖可重建洛陽太廟,但原供奉其中的神主應埋于它處;皇帝東幸洛陽時,用齋車将長安太廟中的先帝神主載至洛陽太廟祭祀。歧論分出,并無定論,最後或許還是沿襲舊制了事。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年)四月,歸崇敬上奏,認為洛陽太廟不合傳統禮制,建議毀棄。或因他人微言輕,此議未被采納。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東都留守鄭絪奏議,洛陽太廟不合祖制,應予毀棄。因他官高位顯,其論迅即激起熱議。太常博士王彥威等認為,《召诰》、《洛诰》等儒家經典明确記載,周在豐、洛皆建有太廟。因此,洛陽太廟的存在,合乎周禮,應予保留。王彥威的提議雖得到許多臣僚贊同;但在具體實施方式上,又基本落入建中元年諸議窠臼中,鮮有新意。
今人還原的唐代祭祀
唐文宗大和年間(827年—835年),又诏諸臣重議。一太學博士所奏洛陽太廟不供奉先帝神主,皇帝若至洛陽,攜長安太廟神主随行的提議(實則仍是建中元年諸議之一),被朝廷采納。此議雖表面上保留了洛陽太廟,但因其中不再供奉先帝神主,也不再舉行常規性的祭禮,洛陽太廟實際上已被毀棄。
唐武宗會昌六年(846年),洛陽太廟的存、毀再次引起朝臣熱議。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恢複洛陽太廟。唐武宗、吏部郎中鄭亞等皆贊成此議。
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臣對此予以反駁。他們認為,周之所以在鎬京、洛邑兩都皆建太廟,是因其時遷都未決的結果,洛邑宗廟不合周禮,主張保留洛陽太廟的臣僚不可援此為例。況且,洛陽太廟系武後善政時所建,非高祖、太宗舊制,應予毀棄。太常博士顧德章對此深表贊同。
唐武宗以為,顧德章等見識淺薄,不足為訓。诏令有司擇吉日重建洛陽太廟。
不久,唐武宗去世,重建洛陽太廟事一度暫停。唐宣宗即位後,決定繼續保留洛陽太廟。至此,唐後期圍繞洛陽太廟存、毀而斷續長達六十多年的争議,始告停歇。
三、洛陽:維系大唐後期命脈的關鍵支點
貫穿唐德宗至唐宣宗五朝六十多年的洛陽太廟存、毀之争,表面上看,不過是一些拘泥儒家經典記載的所謂周禮的臣僚,認為洛陽太廟的存在,不合周禮,因而一再上奏,挑起朝廷上的熱議。争辯雙方引經據典,争執不下。唐德宗、唐武宗、唐宣宗之所以堅持保留洛陽太廟,遵循儒家經典記載、遵守祖制固然是重要緣由,但也很有可能與幾位皇帝對長安、洛陽戰略地位的清醒認識密切相關。
唐代長安城
關中地區地勢形勝,物産豐饒,自秦據關中,統一六國,關中地區就成為欲成帝業者的首選之地。劉邦在比較長安、洛陽優劣後,毅然舍洛陽而選長安為都。西漢末年,赤眉入關。敗走關東前,焚毀長安。劉秀中興,遂以洛陽為都。自此,長安雖被東漢末漢獻帝(被董卓劫持至長安,以此為都)、曹魏(五都之一,名不副實)、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定為都城,但都難現西漢長安的繁華風貌。
隋、唐統治者皆源出西魏北周“關隴集團”,承襲祖業,自以關中為本,以長安為都。曆經幾代人的艱辛創造,長安風采斐然,是當時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大型都市。不過,關中地區及長安日益嚴峻的生态惡化、物産稀薄、轉輸艱難、僻居西北一隅等現實,給統治者造成了極大困擾,給民衆生活帶來極大不便。即便在唐高宗、玄宗等盛世時期,長安地區的君臣吏民也常因糧食匮乏,而被迫頻頻至洛陽就食。因此,隋炀帝、唐高宗皆以洛陽為東都。唐高宗、玄宗等統治者在洛陽定居的時間,甚至比在長安的時間還要多。至唐後期,長安,乃至關中地區的衰敗更是難以扭轉。在天災人禍裹挾下,關中地區人煙日漸稀疏,經濟、文化日益滞後。
唐代洛陽城模型
隋唐時,以洛陽為中心的關東地區經濟整體協調性和平衡性,已較關中地區具有無可比拟的優越性。它可有效控制、影響關東地區,至唐後期,更成為唐朝廷與東南地區尚在一定程度上願意臣服朝廷,向朝廷源源不斷供應糧饷的藩鎮保持聯系,獲取東南藩鎮政治、财賦支持的重要政治、經濟、軍事戰略支點。不誇張的說,洛陽已成為唐後期維系帝國命脈的城市,處于風雨飄搖中的唐朝後期統治者自然不敢等閑視之。
文史君說
衆所周知,安史之亂被唐朝廷勉強平定後,愈演愈烈的藩鎮割據、宦閹擅權、群臣黨争、邊患侵擾、民變頻頻,……樁樁件件,将曾繁華似錦的大唐幾乎推入分崩離析的深淵。對唐朝後期統治者而言,耗費六十多年的時間,汲汲于洛陽太廟存、毀争議中,不可以依我們現代人的功利觀念和标準,将其定性為無聊、無用之舉。李唐後期統治者用這場曠日彌久的争辯,既向世人昭告統治者遵循禮經所載聖賢訓誨,恢複屢遭變亂而毀壞殆盡的忠孝倫理,重建禮秩的信念和決心,也是曆代統治者對唐朝後期洛陽維系帝國命脈的重要戰略地位有清醒認識和判斷的結果。
參考文獻
(西漢)戴聖編:《禮記》,《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
(後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郭善兵:《中國古代帝王宗廟禮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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