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戰争模式已悄然轉變，無人化成了未來的必然趨勢？
納卡沖突中，阿塞拜疆無人機對亞美尼亞軍隊的“暴雨”式攻擊，向人們展現出了智能化戰争的身影。
事實上，美軍MQ-9“死神”無人機問世以來，在全球的多次獵殺行動，已經預示着信息化戰争正在向新的戰争形态發展。
作戰系統中的物聯網體系悄然轉變成了智聯網系統，無人化智能作戰系統越來越成為戰争各方的新寵。
盡管也有學者将智能化戰争，看成是信息化戰争的高階形式，而不是獨立的戰争形态。例如，軍事科學院賀福初院士就将智能化視為信息化的一個新變種。
但是，他也認為，當前的智能化是一種從屬于信息化的低級智能化，未來的仿人腦信息處理系統将使得生物智能全面融入并超越現代信息技術。
也就是說，即使當前的智能化戰争實踐尚不能體現出理想中的智能化戰争理念，但智能化戰争形态一定會出現。
那麼，戰争形态為何會演進到智能化階段呢？主要原因有三個。
一、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是智能化戰争迅速萌生的直接支撐
恩格斯說過，“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于軍事目的并且已經用于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
正如黑火藥的出現，使人類戰争發展到熱兵器形态；蒸汽機和内燃機應用到軍事上後，戰争形态便進入到機械化時代；計算機網絡技術通過放大和強化機械功能，又促使人類戰争邁向信息化階段。
人工智能技術又升級了計算機網絡技術，使計算機更具有自主思維，由代替和延伸人的手腳轉向代替和延伸人的大腦和認知。
從宏觀上說，當前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将至少會從3個方面改變戰争面貌。
第一，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增強人的勞動能力。反映在作戰中，就是可以強化士兵的戰鬥能力和指揮官的作戰指揮效能。
早在2007年，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研發的“深綠”智能指揮系統就能幫助美國陸軍和海軍指揮員及參謀人員在關鍵時刻迅速決策，使他們保持先于敵軍的命令循環優勢。
第二，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跨越溝通障礙。反映在作戰中，就是可以在不同的體制編制和語言系統的友軍之間，實現指揮上的互聯互通與協同作戰行動。
美國開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 AI）開發的第四代語言預測模型（GPT-4），就包含有和人腦突觸一樣多的100萬億個參數，甚至可以創建人工智能系統之間的新語言，從而縮短指揮流程，提高不同軍隊之間的聯合作戰效能，打造作戰的自适應模式。
第三，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增強虛拟體驗，反映在作戰中，就是可以強化作戰經驗、總結多樣化戰法、設計新的作戰模式。
類似于大家聽說過的元宇宙一樣的虛拟概念，必須要依托于人工智能技術才能轉得起來。有組織的軍事性元宇宙體驗，可以通過沉浸式訓練和模拟作戰，提升部隊作戰能力。
因此，多模态人工智能已經受到軍事仿生學的關注，因為它可以充分模拟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方式。
開放人工智能公司開發的達利（Dall-E）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統還可以從文本描述中生成不同的對應圖像或視頻供人類選擇。
因此，蓬勃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是智能化戰争形态得以萌生的直接動力，将智能化作戰從想象逐步變成了現實。
二、全球和區域競争，是智能化戰争加速演進的政治誘因
戰後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以及戰争與沖突的源頭，至少與兩大主義有關：即杜魯門主義和杜勒斯-艾森豪威爾主義。
杜魯門主義于1947年提出，與馬歇爾計劃互相配合。構成了戰後美國亞歐政策的基調，标志着冷戰的開始。
至20世紀70年代末，杜魯門主義在亞歐地帶形成了廣泛的政治和軍事影響。
最大的影響之一就是朝鮮半島分裂和台海兩岸現狀，同時也促進了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變化，間接為今天的美國作為域外國家推行所謂的“航行自由”奠定了曆史基礎。當然，也促使歐洲世界在很長一段時期内緊跟美國腳步。
相比之下，1957年形成的杜勒斯-艾森豪威爾主義則更具中東性，其本質仍是馬歇爾計劃的延伸。
正是在這一主義的影響下，美國于1958年入侵黎巴嫩，走出了艾森豪威爾主義的第一步，逐步掌握了石油貿易權，控制世界能源命脈，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
值得注意、但今天卻常被忽略的是：幾乎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提出相應的主義或價值觀。
為了延緩自身衰落進程，美國也在刻意挑起大國間的新一輪戰略競争。
因此，想要準确認識技術與戰争形态演進的關系，必須要考慮到主要國家在全球和主要區域的競争情況。
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盡管存在戰略互補性，但至少在一段時期内，也存在戰略利益的結構性沖突。
區域内外國家戰略上的重疊，也導緻了多樣化的沖突與合作并存。
為了增強在全球和部分區域的競争力，各主要國家紛紛關注具有颠覆前沿性的新技術革命進展，在當前突出表現為人工智能技術。
作為新的産業經濟增長點的智能化技術，一方面促進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深化，另一方面也為智能化戰争實踐提供了經濟基礎，擴展了軍費增長空間。
在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與能力建設方面，大國競争背景下的民用智能化技術發展也對軍用智能化技術積累有着促進作用，從而催化着智能化戰争。
美國的“第三次抵消戰略”就是圍繞人工智能技術創新而展開。
可以說，世界主要國家都已經認識到，加快布局人工智能産業發展，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核心支撐，由大國競争而引發的人工智能技術主導下的軍事競争與戰争模式競争已經是不争的事實。
三、制權多樣化，刺激着戰争形态向智能化方向發展
盡管1991年爆發的海灣戰争被視為信息化戰争的開端，但很顯然的是，海灣戰争也有着智能化的一面，典型的智能化成分即是盟軍在作戰中使用的C3I系統，它使得各個作戰分系統得以綜合集成為系統的作戰體系。
随後爆發的一系列戰争或帶有戰略性的斬首等特種作戰行動，包括2019年10月美軍三角洲特種部隊獵殺伊斯蘭國組織領導人巴格達迪、2020年1月美軍無人機對蘇萊曼尼的刺殺行動在内，都從不同側面展現出智能化戰争的面貌。
美軍“流浪者”（Nomad）先進離艦電子戰系統、“粗齒鋸”無人戰車、360“不屈”武裝偵察直升機等智能化武器系統，是對傳統信息化武器系統的智能化改造。
正是在大量的戰争和軍事實踐基礎上，美軍對傳統的軍事制權也有着新的認識，也帶來了世界軍事學術界對在智能化戰争中究竟如何獲取優勢制權的讨論，進一步促進了戰争形态向着智能化方向發展。
冷兵器戰争和機械化戰争時代出現了制陸權理論、制海權理論和制空權理論，在信息化戰争到來後，又迅速出現了制電磁權和制網權理論，缺乏制電磁權和制網權，難以獲得制陸權、制海權和制空權。
然而，智能化戰争的逐步萌生和發展，又出現了制智權、制腦權、制數權等新的制權理論。可以說，制權在逐步泛化。
但也很顯然的是，缺乏制智權、制腦權、制數權的結果，隻能是喪失制電磁權和制網權，進而喪失全部的制權。
也就是說，智能化戰争時代的制智權、制腦權、制數權成了多樣化制權體系中的核心制權，技術優勢國也就自然而然地推動着軍事變革進程。
大國為赢得制勝主動權而展開的軍事博弈，促使着戰争向着智能化形态前進。
可見，生産力躍升和經濟發展帶來的技術形态時代性變革，使得智能化技術成為當前先進技術的代言詞，并從産業經濟領域外溢至戰争和軍事領域，使得作戰模式和戰術樣式均發生了颠覆性的變化。
可以預見的是，智能化戰争終将會脫離信息化戰争的母胎，從襁褓中成長為新的戰争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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