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曆史：我們需要工作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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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人類的曆史有30萬年。如果要對這段漫長的曆史劃分階段的話，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上半階段是占據了95%時間，幹最少的活就能保證自己過上好生活的前匮乏時代；下半階段則是大部分人要為了生活日夜操勞的匮乏時代。那我們什麼時候能進入珍惜空閑時間勝過金錢的後匮乏時代？這就是南非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 (James Suzman) 的新書《工作：從石器時代到機器人時代的深度曆史》想要回答的問題。本文是對這本書的評論，文章來自編譯，篇幅關系，我們分三部分刊出，此為第二部分。

劃重點：

人類的根本經濟問題不是稀缺而是飽足

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維持工人就業和工資增長

生命的目的是死亡

停滞将标志着資本主義發展走向終點

如果你打算靠問大家偏愛什麼來弄清楚為什麼自己想要那些東西的話，大多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會嘲笑你到無地自容。就像蘇茲曼所指出的那樣，凱恩斯沒那麼草率。他對人類欲望本質的洞察具備了人類學的精明。他把欲望分為兩種類型，他稱之為 “絕對”的需求（"absolute" needs）與 “相對”的欲求（"relative" wants）。比方說，對于城市居民來說，絕對的需要也許包括潔淨水、公寓、運動服公交車卡等。而相對的欲求指的是那些有社會地位含義的東西，如奢侈品和常等。不可能每個人都是上層人士，就像不可能每個人都高于平均水平一樣。跟基于社會地位的欲求無止境不同，絕對需要是有限的。

事實上，曆史悠久的技術進步已經讓我們以這種方式滿足絕對需要成為可能：手段越來越輝煌，需要的工作時間卻越來越少。凱恩斯預言，到了他孫子的那一代，我們就将擁有很多的建築、機器與豐富的技能，足以克服任何真正的資源匮乏，從而滿足我們的需要。（包括像21世紀對智能手機這樣的新需求）。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欲求可能仍未滿足。但在凱恩斯看來，欲求主要是對地位的渴望，而不是對财産的渴望。就算你給每人一雙古馳休閑鞋也沒用，因為一旦人人都穿古馳的話，那就沒法成為地位的象征了。隻有減少不平等的程度才能緩解整個社會對地位的焦慮，因為這樣一來每個人的相對地位就沒那麼重要了。凱恩斯認為，随着生産能力的提高與絕對需要得到滿足，大家就會那麼沮喪，也不用那麼賣力了。相反，人們會把多餘的精力放到各種“非經濟目的”上。凱恩斯繼續指出，在未來的後稀缺社會裡，大家也許會非常享受工作，而且每周隻需要工作15個小時就行了。

在蘇茲曼看來，凱恩斯對未來工作時長的看法純屬偶得。蘇茲曼指出，凱恩斯“首次描述他的經濟烏托邦時”，對狩獵采集者社會的研究不過是新興的社會人類學裡面的冰山一角。直到凱恩斯去世20年後的20世紀60年代，我們才了解到，在曆史大部分的時間裡，作為狩獵采集者的人類其實每周隻需要工作15小時左右。凱恩斯對未來後稀缺時代的願景，其實更像是前稀缺曆史的複蘇。人類的“根本經濟問題”根本就不是稀缺，而是飽足。

2017年，蘇茲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原始富足》（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在書中，他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一旦日常工作對我們的身份不那麼重要之後，我們可以向狩獵采集者的祖先那裡學些什麼？

他的續作《工作》這本書的關注重點正好相反。盡管内心告訴我們工作沒必要那麼努力，但為什麼我們還是牢牢抓住自己基于工作的身份不放？在凱恩斯打比方的孫輩（他沒有直系後裔）長大，變老，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很久，我們還是得繼續長時間的工作，我們消耗的東西越來越多，給生物圈帶來的威脅也越來越大。顯然，蘇茲曼寫道：“人類，還沒有準備好申領共同的養老金。”那為什麼我們不用不斷增加的收入來換取更多的空閑時間呢？

《小康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這本書是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作品，這是他在1958年對戰後美國經濟的研究成果。在書中，他為上面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答案。他提出，有人在操縱我們，讓我們把相對的欲求當作絕對的需求，凱恩斯低估了我們被操縱的程度。通過廣告的手段，像德比爾斯這樣的公司在我們身上制造出我們之前沒有過的欲望，然後他們告訴我們，如果想要滿足這些欲望，我們就得買他們的産品。由于我們買像鑽石這樣的高價物品主要是為了保持或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按照當時的流行說法，你得“趕上瓊斯家”（keep up with the Joneses，比别人比闊）——可一旦有太多的人都有了這些東西，它們就會失去神秘感。然後，新的、更難得到的寶石必定會取代已經舊的、已經失去光澤的寶石。

加爾布雷思在1950年代寫道，我們之所以會選擇這種非理性的、無限度的生産觀，原因很清楚：重點其實不是為了滿足大家的需求（不管怎樣，大多數其實都是制造出來的欲求），而是為了維持工人就業和工資增長。換句話來說，擴大生産起到了幹擾的作用，這樣大家就不那麼關注經濟再分配這個棘手的問題了。隻要人人的收入都在增長，我們就不會那麼關心誰比誰得多的事情了。

但在實際工資停滞不前、不平等加劇的時代，加爾布雷思的解釋不再站得住腳。就像蘇茲曼的解釋那樣，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看到的是 “大脫鈎”的現象，也就是富人的收入增長出了加速度，但其他人的收入增長卻急劇放緩。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本該引起對富裕國家無限制增長政治的質疑，可平均每周的工作時長并沒有縮短——事實上，美國的反而延長了。

蘇茲曼借鑒了一位同行的工作作為加爾布雷思的補充。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這本書中，已故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詳細介紹了充斥在經濟當中的大量毫無意義的工作。比如那些整天按按鈕，勾選複選框的人，各種各樣的應聲蟲，這些并不能給經濟帶來真正價值。可是，格雷伯提出，我們的經濟非但沒有淘汰這類工作，反而似乎播撒到每一個角落。格雷伯猜測，狗屁工作的擴張是經濟金融化的間接後果。随着經濟變得更注重抽傭而不是新的生産，社會看起來更像是新封建主義（neo-feudal）而不是資本主義，也就是說，精英雇傭了一堆沒有用的下屬，以展示他們财富。

對于這種為了提供就業而安排的工作（make-work）的非理性形式為什麼會在經濟當作擴散，蘇茲曼有自己的答案，不過他是從一個奇怪的角度來審視問題的。他認為，自農業革命以來，我們之所以即便已經不需要工作也仍繼續工作，是因為宇宙的自然法則使然。這個答案非常奇怪，因為它是從生命本身的背景條件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最近趨勢。基本上，蘇茲曼的觀點認為，就像對其他所有生物所做的設定那樣，大自然也給我們設好了程序，通過把體内剩餘的能量消耗出去來處理剩餘能量。由于精力過于充沛，但有沒什麼可做的，我們就通過工作來釋放在内心積聚的緊張情緒。

蘇茲曼得出這個結論似乎是通過這個論據：既然不多幹而把時間花在追求快樂上（比如跟朋友呆在，做飯吃飯，唱歌睡覺）是人類的天性，那既然我們現在并沒這麼做的話，一定有一些更深層次的機制在發揮作用，促使我們去幹活，直到精疲力竭，而不是把過剩的精力用來追求快樂。在蘇茲曼看來，這種更深層次的機制最終必定是處在生物學本身這個層面上。

在一段很容易讓人到弗洛伊德對死亡沖動的描述的文字裡，蘇茲曼推測“生物系統”很可能同樣是自發湧現的，因為“它們在耗散熱能的效率方面比很多無機形式都要高。”事實證明，生命體就是一個創造熵，或者制造無序的省力裝置，被物理系統用來加速宇宙的熱寂。蘇茲曼認為，生命更深層次的目的，也就是作為“熵，洛基（The Trickster God，欺詐之神）”的工具，正在以我們才剛開始理解的多種方式呈現出來。

比方說，自從達爾文做了研究以來，我們一直以為雄性孔雀那華麗的尾羽是為了争奪配偶的而進化出來的結果。可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羽毛更漂亮的鳥類在跟和羽毛沒那麼好看的同類競争時，并沒有取得交配優勢。蘇茲曼斷言，像孔雀尾巴這種耗能高的進化特征，除了為了消除能量過剩而“消耗能量”以外，别無他用。富足滋生賣弄。

在蘇茲曼看來，人類生活也體現了同樣的原理。人們在某些地質層中發現了大量的 “阿舍利手斧（Acheulean hand-axes）”。我們的祖先顯然養成了一種習慣，那就是用力敲岩石，直到把一頭削尖。早期人類在歐亞大陸和非洲各地制造并丢棄了大量這樣的工具。問題是，作為手斧來說，阿舍利手斧其實是沒有實際用處的。根據荷蘭人類學家·科比（Raymond Corbey）與人合著的一篇很有趣的論文，蘇茲曼認為，就像孔雀的尾巴一樣，這些斧頭的主要用途是為了消耗多餘的能量。生命的機理對我們的程序設定就是這樣，跟孔雀一樣，當我們“精力過剩”時，我們就"按照墒之定律，去幹活，把它給消耗掉"。

蘇茲曼繼續道，在農業的起源，以及後來“城鎮與城市”的建設中，同樣的熵定律也在發揮作用。那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也就是告訴我們到了一定時候就不要再工作的人性，已經被要我們幹到死的更深層的天性覆蓋掉了？

蘇茲曼認為，就像弗洛伊德的“愛神”（生的本能）與“死神”（死的本能）之争一樣，這兩個定律也在争奪在我們内心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說，一方面，技術突破讓我們越來越接近于完全的生産自動化，從而讓大多數人都不再需要工作。這就是我們人性的一面，有突破到凱恩斯所謂的後稀缺社會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當今人類社會的政府還是像近代史的任何時候那樣，仍對經濟增長與創造就業不忘。”這種執念體現出了更深層次的生命力，可能會通過制造氣候失控來毀滅人類。

有個問題令蘇茲曼感到困惑，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至今仍未到達凱恩斯的後稀缺未來？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整整兩代的經濟學家。蘇茲曼的回答盡管很有啟發性，但到頭來并不能令人滿意。所有的生命可能都得遵從熵的旨意，去消耗掉剩餘的能量，但人類肯定可以找到其他辦法來做到這一點。比方說，人們可以圍繞着舉行聚會來組織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繼續充當晚期資本主義工作機器的齒輪。但是社會之所以維持現狀，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們最好從凱恩斯本人身上尋找答案。凱恩斯遠沒把一周工作15個小時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進化結果。在寫完關于他的孫輩的可能性的論文後，他把餘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解釋那些阻礙人類到達後稀缺未來的力量上。

凱恩斯認為，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增長速度已經沒法維持對勞動力的高需求，這種現象被他的弟子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稱為“長期性經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凱恩斯說，在我們生産出的建築、機器和設備還遠未能滿足全人類的需求之前，這些固定資産的投資回報率就已經低于能抵消給私人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所需的水平。換句話說，在我們遠未到達後稀缺時代之前，資本主義繁榮的引擎就開始失控了。其結果不是人人都不用工作那麼多了，而是很多人都不能充分就業，而剩下的又工作過度。

鑒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率就一直在下降，不難理解為什麼現在有更多的經濟學家認同凱恩斯的說法。由于到位的生産能力已經那麼多了，購買新工廠與設備的回報率已經降到很低的水平。私人投資者越來越不願意對經濟擴張投資，所以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下降，平均失業率上升。

各國政府面臨讓停滞不前的經濟重回正軌的巨大壓力。為了恢複經濟增長率，一個接一個的國家試圖通過加大支出、放松經濟管制、減稅等舉措來吸引私人投資者加大投資。這種做法不僅增加了低質量工作的數量，并導緻不平等加劇，可對于恢複經濟增長的引擎卻幾乎沒什麼作用。

凱恩斯認為，停滞将标志着資本主義發展走向終點，有這種想法的并不是他一個人。但跟其他的悲觀科學實踐者不同的是，跟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樣，凱恩斯把停滞看作是一個機會，而不是一場悲劇。穆勒在19世紀40年代曾預期經濟增長會結束。他認為：“迄今為止，所有的機械發明是否減輕了任何人類的日夜操勞呢？這是要打上問号的。” 一旦私人投資的洪流變成涓涓溪流，穆勒稱之為進入“靜止狀态（stationary state）”時，社會也許就會開始利用自身的财富來改善普通的生活。為此，我們需要增加公共投資：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減輕他們的勞動負擔，并轉變所有權結構，創造合作經濟。

凱恩斯一度被誤傳，說他主張在出現停滞的情況下，通過政府刺激私人需求，可以讓資本主義經濟複蘇。其實恰恰相反，正如經濟學家詹姆斯·克羅蒂（James Crotty）所指出那樣，凱恩斯承襲了穆勒的傳統，自稱為“自由社會主義者”。他設想在經濟停滞後，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的公共投資，從而取代私人投資成為穩定經濟的主要動力。這種公共投資的目的不是為了吸引私人投資，而是通過直接提供公共産品來改善社會。

譯者：b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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