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曆史：我們需要工作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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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人類的曆史有30萬年。如果要對這段漫長的曆史劃分階段的話，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上半階段是占據了95%時間，幹最少的活就能保證自己過上好生活的前匮乏時代；下半階段則是大部分人要為了生活日夜操勞的匮乏時代。那我們什麼時候能進入珍惜空閑時間勝過金錢的後匮乏時代？這就是南非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 (James Suzman) 的新書《工作：從石器時代到機器人時代的深度曆史》想要回答的問題。本文是對這本書的評論，文章來自編譯，篇幅關系，我們分三部分刊出，此為第三部分。

劃重點：

自動化也許是通往後稀缺未來入口的關鍵

人類似乎看不到工作有終結的機會

關鍵是改善經濟與社會的不平等

為什麼這個後稀缺的未來并沒有到來呢？顯然，凱恩斯對改變政府在資本主義經濟當中的作用需要采取的措施過于樂觀。他是一名理想主義者，因為他認為改變世界主要是通過改變觀念而不是物質利益。别的經濟學家對于後稀缺社會的看法卻沒那麼天真。加爾布雷思談到了支持生産政治的“既得利益”。穆勒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思想與馬克思非常接近，他說“所有的特權階層和權勢階級都會為了一己私利而運用手中的權力”。社會精英們永遠也不會放棄當前的經濟增長引擎，讓公共權力而不是私人投資者掌舵，除非迫不得已。

蘇茲曼還批評凱恩斯的這個看法：認為經濟精英會帶領我們走向 “應許之地”，但在他看來，“野心勃勃的CEO和有錢人”的權力會逐漸消失。蘇茲曼把《工作》寫成一本試圖覆蓋人類經濟生活的權威巨作，不過《工作》這本書的一個重大失察是對“富人”總是比“窮人”獲得和持有更多權力缺乏興趣。

直到最近，曆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都認為經濟階層是跟特定技術突破（比方說農業或者城市生活的出現）同步出現的。蘇茲曼引用了部分考古學證據，用來證明了這個論點的不正确。他寫道，很多早期的農業社會甚至城市社會仍然采用“斷然的平等主義”， 包括“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的類城市聚落，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

不過，在用這些解釋反駁之後，蘇茲曼繼續提出，經濟精英的誕生隻是另一項科技發明——書寫技術的副産品，他認為，随着勞動分工變得愈發複雜，作為貿易重要性不斷加大的結果，抄寫員與商人獲得了權力 。

為什麼把書寫作為經濟精英起源的說法不能令人信服？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已經給出了解釋。文字腳本的形成不可能催生統治，因為書寫是統治的主要産品之一。征服者早在5000年前就開發出了文字系統，好用來對所征服的民族做财産統計以及征稅。征收到的稅收反過來又讓征服者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成為迷你皇帝。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中東的阿拉伯世界）最早的獨立效果很脆弱，非常容易垮台，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帝國不斷壯大，并征服了全球。

蘇茲曼把火、農業、城市與工廠列為人類曆史的關鍵事件。但國家的出現也是人類曆史的劃時代轉變，重要性堪比其他四個事件：從深度曆史的角度來看，“富人”決定國家政治規則，以及阻止“窮人”奪取權力（即便在代議制民主制度下）的能力，必須被當作延緩我們走向後稀缺時代的重要力一。由于缺乏政治理論，《工作》這本書到最後幾乎完全回避了該如何實現這種轉變的問題。

在這本書的最後幾頁裡，蘇茲曼 “建議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把征稅的重點從收入轉向财富”，以及“把我們賦予人民和公司的基本權利擴展到生态系統、河流以及關鍵栖息地。"但蘇茲曼并沒告訴我們哪裡可以找到支持這些政策的選區，或者怎麼創立朝着這些目标努力的聯盟。《工作》這本書缺少了政治顯然跟它對另一中關鍵技術變革的處理方式有關，不是文字的出現或國家的形成，而是生産的自動化。在蘇茲曼看來，自動化是解釋人類當今經濟問題的關鍵，也是打開通往後稀缺未來入口的關鍵。

《工作》的核心是這樣一種理論，即自動化與人工智能已釋放出大量的過剩精力，這些精力需要找到一個發洩的方式。在蘇茲曼看來，在美國等國家雇傭了超過 90% 的勞動力的服務業的擴張，就是“這樣一個事實的結果，即無論何時何地總會出現大量的持續的精力過剩，而人（以及其他生物）已經找到了創造性的方法來消耗這些精力。” Suzman 認為，自動化解釋了為什麼不平等會從 1980 年代開始惡化：當時，“技術擴張”已開始“蠶食勞動力，導緻财富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蘇茲曼引用卡爾·弗雷（Carl Frey）和邁克爾·奧斯本（Michael Osborne）的一項著名研究，聲稱當前的工作裡面有47%最早會在2030年之前被自動化淘汰。

如果蘇茲曼說的是真的話，要想進入後稀缺時代，與其說需要改變政策，不如說需要一場文化革命。這可能就是為什麼蘇茲曼沒有把重點放在具體的政策處方上，而隻是表達了希望出現文化革命催化劑這樣的想法。比方說“迅速變化的氣候”，“被系統性的不平等點燃”的民衆怒火，又或者病毒大流行等，希望這些能讓大家醒悟過來。

但蘇茲曼對自動化的看法是錯誤的。他沒有注意到弗雷與奧斯本的研究存在局限性，兩位作者也公開承認了這一點。這項研究并沒有區分部分自動化的工作與完全自動化的工作，也沒有說明工作會被削減的時段（如果會被削減的話）。後續研究表明，隻有14%的工作可能會在未來幾十年内被自動化淘汰，這個比例低于過去幾十年被完全自動化的工作。

事實證明，用熵來解釋服務業的擴張也是一樣的糟糕。醫院與學校的就業率穩步上升并不是為了發洩我們多餘的精力，而是因為這些職業不大會随着時間的推移而被自動化掉。我們希望提供的醫療保健服務越多，就需要雇用更多的醫生、護士以及家庭健康助理。

鑒于還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去做，人類根本沒法意識到工作會終結。相反，進入後稀缺時代需要我們重新組織工作，讓工人對工作更滿意，同時也能更好地滿足我們的需要。這種重組必然會是一個複雜的政治進程，需要設立新的機構來樹立起對專家的信任，同時讓專家建議經過民主審議。我們不可能按個按鈕就能抵達後稀缺時代，相反，我們必須通過明細的勞動分工來進行協調。很不幸，在這方面我們能從老祖宗那裡學到的東西很有限。

有一批人類學家正在收集現有的證據，力圖證明人性這個東西，跟經濟學家長期以來引導我們所相信的有着截然的不同，蘇茲曼、斯科特、格雷伯，以及格雷伯的合著者大衛·溫格羅就是其中之一。我們人類有能力“管理好自身的物質欲望”，但就像蘇茲曼所建議的那樣，隻有我們把當下難以為繼的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程度給解決好了才有可能。不過，如果我們像蘇茲曼那樣，從人類富足的前稀缺時代尋找鼓舞人心的例子的話，結果可能會讓我們對進入後稀缺時代的機會變得更加沮喪，而不是樂觀。

畢竟，作為蘇茲曼調查的核心，狩獵采集者主要是靠薩林斯所謂的《通往富足的禅宗之道》（Zen Road to Affluence）：把物質财産限制在可攜帶的範圍内。就好比如果你要長途跋涉穿越沙漠，任何太大、沒法随身攜帶的東西都不值得擁有。同時，為了在這些旅行中維持平等地位，采集覓食者要進行“需求共享”。每個人都有權索要他人的财産，而且一般來說，他們提出的要求也都很合理。在當今這個社會下，我們根本就沒有機會再回到那樣的遊牧生活方式，也不會接受對自己個人财産進行如此嚴格的審查。

最重要的是，蘇茲曼在《工作》中所關注的采集覓食者群體是圍繞着所謂的 “即時回報 （immediate-return）”經濟來組織生活的，他們不會為第二天做好計劃，更不用說明年了。（格雷伯和溫格羅所描述 “延遲回報（delayed-return）”采集覓食者社會更複雜些，可能有更多的例子，但沒那麼平等）。相比之下，生産我們認為對繁榮至關重要的商品，包括為數十億人提供暖氣、電力與交通，而且要以可持續的方式做到的話，就需要大量規劃。如果人類學家所記錄的前稀缺時代的生活形式是後稀缺時代生活的關的話鍵，那我們似乎注定要失敗了。現有傳統的後稀缺性經濟學在對未來社會建模方面一樣存在不足。

20世紀，我們見證了用公共替代方案限制甚至取代私營一盈利為目的的經濟增長引擎的若幹嘗試：比方說上世紀中期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以及赫魯曉夫時代的蘇聯社會主義。但這兩者最終都陷入到長期停滞，并随後引發社會危機。

鐵幕兩邊背後的技術官僚均試圖坐在中央站點管理日益複雜的經濟，就像通過遙控器去遠制一樣。這麼做是不可能實現後稀缺時代的，因為這會導緻懸而未決的緊張局勢加劇，大量民衆變得不滿。技術官僚收集信息，提供激勵措施，去生産那些強勢社會角色操縱或忽視的東西。由于對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多的話語權，大量的人脫離了工作與社會，或者起來反抗。在西方，其結果是通貨膨脹與罷工；在東方，則是是經濟短缺與民怨。

與其試圖找回失落已久的過去，或者跟對人性的最新看法保持一緻，不如建立新的體系，為我們前往21世紀新的目的地提供便利。我們要設定的航線不應該是去火星，去跟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與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去度假，而應該是後稀缺時代的地球，在這樣一個地球上，馬斯克和貝索斯的财富将被沒收，并用于更好的目的。為了實現這一目标，我們需要克服仍折磨着90%的人的那種極為普遍的不安全感，同時也要減少和改變我們的工作。

反過來，為了實現這一目标，我們就得改變投資的功能，就像凱恩斯所建議的那樣，不僅要把投資變成公共的，而且是民主控制的。在擺脫了“稀缺經濟學”的束縛之後，我們将以新的方式為 “洛基”——熵服務，多餘的精力不僅可以用來追求效率的提高，或用來制造工程師設計出來的又一把“阿舍利手斧”，而且還可以用來為其他各種目的服務，比如正義，可持續性，科學與文化，以及舉辦聚會。

譯者：b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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