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因何變淡？農業社會的春節在衰落，工業社會的春節尚未興起

我要的明明是一雙手，可來的卻是一個人

——亨利·福特

春節，是中國人民最重要的傳統節日，甚至沒有之一，每年春節，中華大地上都會上演當前人類社會中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春運。回家過年，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願望。

但是，與人們對于回家過年強烈願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一段時間裡人們普遍讨論的：“年味變淡。”

“年味”是一個複雜概念，到底何為年味，雖然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真要其下一個定義，恐怕很少有人能給出确切答案，“年味”這個概念也難以被量化，沒有人能說出低于哪個标準，就可以稱為“年味變淡”。

人們說年味變淡，更多是出于個人的主觀感受，那麼，人們的哪些行為會讓人發出年味變淡的感慨呢？

首先是對春節期間一些特定習俗的重視程度的減弱，在傳統春節的習俗中，哪一天該幹什麼，不能幹什麼都有規定，但是如今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對于這些規定的重視程度遠不及以前的人高。

其次是春節時間的縮短，在之前，春節從臘八便已經開始，到正月十五才結束（甚至有些地方認為到二月二才算真正結束），而如今，在年輕人的認識裡，春節隻有七天，或許再加上正月十五元宵節，較傳統意義上的春節時間上有明顯縮短。

臘八粥

再者，如今的年輕人對于春節期間的串門，尤其是血緣關系較為疏遠的親戚（所謂七大姑八大姨）之間的走動，不但沒有多大興趣，反而還有一些抵觸情緒。

春節，在我國傳統習俗的孕育之下産生，習俗屬“上層建築”範疇，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的原理，文化、習俗這些上層建築都要随着生産力、生産關系的改變而改變。

産生于農業社會的春節，與當前這個工業社會之間出現不适應已經成為一種必然。但也不必為它感到遺憾。

春節這個中華民族傳統節日在其數千年的曆史中，各種習俗也幾經更叠，但隻要其精神内核仍在，春節便會一直傳承下去。

春節期間包括年輕人在内的所有中國人的旺盛的回家的願望，這才是春節的最寶貴的精神内核，隻要它存在，春節的土壤就不會消失，在中國逐漸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一些為農業社會量身打造的習俗可能會衰落甚至消失，這是不可避免的，但與此同時，與工業社會相匹配的新的春節習俗也将出現。

很多人感覺年味變淡，是因為中國的進入工業社會的速度太快，舊的屬于農業社會的習俗加速衰落，新的屬于工業社會的習俗尚未興起，随着與工業社會相匹配的春節習俗的出現，“年味”便會再次濃郁起來。

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流域，早在先秦時期，黃河流域的居民就開始進行類似于春季的祭祀和慶典，其寓意是祈禱神明保佑來年風調雨順、糧食豐收。

這些的大典通常在一年之初（歲首）舉行，根據《史記》記載夏朝時就有由國君帶領王公貴族而進行的春季大典，平民百姓也相繼效仿。

随着王朝的更叠，對于“歲首”的定義有過更改，但大多集中于元月（一月）和臘月（前一年十二月）。

唯一比較奇葩的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以十月為一年之初。

《秦時明月》秦始皇形象

秦帝國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開端，但也是一個異類，秦帝國不甚重視春季與文化上的特立獨行有關，其摒棄儒家，以目的明确的法家思想為主導，這樣的作為讓其能夠在有明确目标的時候不斷變強，最後完成一統天下的壯舉，但也在目标消失後迅速土崩瓦解。

秦國滅亡後，原楚國人劉邦通過學習秦制打敗了同為楚國人的項羽，真正開啟了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王朝的時代，而春節的雛形也是在漢代初步形成。

劉邦出身市井，沒有秦始皇等秦國統治者的制度傲慢，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外儒内法”的治國思想就起源于漢代，并被後世大一統王朝的統治者沿用。

對于民間廣泛存在的春季祭祀，劉漢王朝的統治者當然也要加以重視，漢武帝時期，将新年第一天稱為“正旦”，這一天皇帝和文武百官要舉行盛大典禮，以示對于新的一年裡國泰民安的期望，在這個盛大典禮上，大臣們要向皇帝送上新年賀詞，可看做最初的“拜年”，皇帝則要宴請百官，可看做最初的“年夜飯”，宴會上會有盛大的歌舞表演。同時，立青幡、占蔔、祭拜祖先等活動也在這一時期出現。

在其後的魏晉隋唐時期，随着時代的變遷，又有一些新的習俗加入了進來，如魏晉時期的懸桃符，隋代的除夕守歲和唐代的元宵燈會等。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元宵燈會

而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春節習俗大多成型于宋代。

臘八喝粥、年前掃塵、換門神、貼春聯、初一祭祖、拜年 、十五吃元宵等習俗都成型于宋代。

某種意義上講，宋代的春節已經與我們今天的春節相差無幾了，為何春節的諸多習俗成型于宋代，這要從趙宋王朝的特殊性說起。

宋朝在我國古代封建王朝中也算是一個頗為特别的朝代。

宋代有很多矛盾之處，地理上趙宋王朝并未控制幽雲十六州，戰争上對外戰争方面屢屢失利，但經濟上卻又十分發達。

如果把目光集中在宋代百姓身上，又會發現一個矛盾的地方：宋代農民起義極多，幾乎年年都有，但是宋代農民起義的規模都不大，像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漢末的黃金起義、唐末的黃巢起義以及後世的紅巾軍起義、李自成起義、太平天國運動這樣的大規模起義在兩宋都沒有發生過。

宋代農民起義頻發的原因是宋代是中國封建王朝中唯一一個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這樣的施政方針就導緻了土地很容易集中于少數大地主手中，廣大農民隻能淪為一無所有的佃農，這些一無所有的佃農一旦遇上災年的情況，立刻會陷入生存危機，于是農民起義頻發。

宋代農民起義都規模小的原因是宋代統治者對于農民起義大多采用安撫為主，鎮壓為輔的政策，如果農民是因為沒飯吃而發動的起義，宋朝統治者大多會動員當地地主捐糧來安撫起義的農民，農民們有了飯吃通常也就不會再造反了，《水浒傳》中宋江之所以心心念念朝廷招安，正是因為“招安”是一個趙宋王朝的常規操作，起義“随意”，招安也“随意”是趙宋王朝的一個特點。

有些時候，起義人數過多，即便地主捐糧也不足以喂飽所有人，這時宋廷就會把這些起義者招募到軍隊中，相當于變相給這些人飯吃，一方面這确實解決了走投無路的農民的吃飯問題，但是另一方面，這也導緻了宋軍盡管規模巨大，但戰鬥力堪憂。

趙宋王朝因失去了所有遊牧區域，其發展隻能是農耕文明的内向發展，這一時代的文化，也會擁有最重的“農耕性”，這就是趙宋王朝的本質。

結合趙宋王朝的地理環境和宋代農民起義特點，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趙宋王朝形成了一種與農耕文明極度匹配的一套從上到下，相互依存的内向的農耕禮法體系。

形成于這一時期的春節諸多習俗，不可避免地被刻上了深刻的農耕烙印。

宋代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範沖淹在其家鄉設立了族田制度，族田産生的收益要用來供應族内年輕人讀書，供養族内老人生活，這種族内的相互依靠的體系是宋代農耕性的一種體現。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形成于宋代并一直沿用的春節諸多習俗：拜年、貼春聯、祭祖、吃團圓飯。

這些習俗都有着十分明顯的加強家族内、宗族内或鄰裡間關系的作用。

在交通、通訊并不便利的農耕時代，人們的生活的好壞，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親戚、鄰裡願意為他提供多大的幫助，所以這些習俗被一代代傳承。

宋以後，中國社會越發保守和内斂，農耕文明的優點是穩定，缺點是沒有想象力，而且發展很容易遇到天花闆，農業社會的人們活動範圍都較小，接觸到的人大多也是親戚和鄉鄰，身邊人是否認可對于一個人來說極為重要，甚至可以說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就在中國人以複雜的人際關系維持一種共生關系的時候，大洋彼岸的英國人卻點燃了工業革命之火。

英國原本與歐洲大陸一樣都屬于小農經濟，新興的工業資産階級要完成工業化集體大生産首先要做的就是讓農民與土地分離，進入城市成為出賣勞動力的工人。

英國政府和權貴們用非常殘忍的方式完成了這一過程，這些失去土地的可憐農民的血汗卻孕育出了效率更高的工業文明。

“羊吃人”的英國圈地運動

工業文明講求效率，每個人分工明确，在亨利·福特發明生産線後，這一點尤為突出。

生産線上的産業工人們一天隻重複同一件事，這樣的工作枯燥和簡單，如果按照資本家的理想，工業社會人的最佳狀态就是完完全全的工具人，除了吃飯睡覺，便是在生産線上工作。

在講求效率的工業時代，單個的個人日趨原子化，人不必有太多社會關系，隻需要扮演好其工具人的角色即可。

但人終究是人而不是機器，人與他人聯系的述求是客觀存在的，這種述求在資本家殘酷剝削的背景下，讓西方出現了工會等市民自治組織，并以這樣的方式建立新的聯系。

中國的工業化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後期，但是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工業發展緩慢，社會整體而言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業社會，新中國成立後，經過30年的努力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工業生産規模有限，工人數量雖然較建國前有明顯增多，但此時中國的農民數量仍舊明顯多于工人數量。

中國真正開始開規模工業化、城市化是從改革開放開始的，旺盛的需求催生出了農民工這一特殊的兼具工人和農民兩種身份的特殊群體，在中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進程中，這一群體的數量達到了數千萬，他們為中國的城市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城市造富效應的作用下，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大約在本世紀初，市民的數量（包括部分沒有城市戶口，但是長期居住在城市的人）開始超過農民數量，之後這個差距越拉越大，202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了百分之六十。

在改革開放四十幾年裡，中國依次完成了三次工業革命，走完了西方三百多年才走完的路，如今中國的超大城市與國際一流大都市比也不遑多讓，其産生的巨大的财富和資源聚集效應是農村完全無法比拟的。

于是，對于生活在中國農村的居民來說，千方百計維持好與那些可能關系并不是很親近的親戚和鄰居的關系可能不再是過好生活的唯一選擇，來大城市淘金似乎是更好的選擇。

一種習俗必須有與之相匹配的社會土壤的長期滋養才能長期存在，一旦這種滋養它的社會土壤消失，這些習俗也将變成無根之水，随着社會土壤的改變，習俗也會随之發生改變。

中國的工業化速度太快，很多習俗還來不及随之改變，以過年為例，在大部分企業春節放假時間為七天的情況下，那種過年從臘八就開始，一直持續到正月十五（或二月二）才算結束的觀念也勢必受到強烈沖擊。

至于拜年的流程，春節期間的一些約定俗稱的習慣，也勢必在講究效率的工業化社會的沖擊下走向簡化。

當然，工業社會對于春節這種與農業社會相匹配的習俗的沖擊也是相對的，不同地區、以及同一地區的不同家庭，對于春節中各類習俗的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

南方和北方相比，南方的宗族觀念更重，所以南方的春節也顯得更為熱鬧，“年味”也更重一些。

“年味”變淡是一個相對概念，近些年，人們确實對于春節中一些習俗重視程度降低，但是并不意味着春節這種傳統節日将會消失。

一方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從農業社會走來，農業生産所帶來的糧食是一切文明發展的前提，即便已經全面進入工業社會，人類也不可能與農業完全隔離，美國的感恩節最初也有慶祝豐收、祈禱豐年的意思，是個不折不扣的農業節日，即便在美國完全進入工業社會後，感恩節仍舊被保留，隻是其中的一些習俗發生改變。

另一方面，雖然工業社會的特點是個人原子化、家庭小型化、人與人之間關系弱化，但是人作為社會性動物仍有相互聯系的述求，隻不過聯系的對象可能會發生改變。除無法父母、兄弟姐妹等絕對無法割舍的強血緣關系外，城市中生活的人們可能會淡化與七大姑八大姨這樣弱血緣關系的親屬之間的聯系，但同時可能會加強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間的聯系。原本那些與農業社會等級制度相匹配的習俗會被淡化甚至消失，而新的在平等關系下産生的習俗可能會出現。

尤其是在年輕人對于資本将人工具化越發反感，愈發呼籲回歸人的本性的今天。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是近些年春節的常用流行語，其背後是人們對于那種抛開财富地位的平等關系的渴求。

春節這個已經在中華大地流傳了數千年的節日不會消失，隻是有些習俗可能改變，但無論習俗怎麼改變，渴望團圓的精神内核不會改變，每年春運，無論年輕人嘴上怎麼說讨厭那些多事的七大姑八大姨，但是回家的列車上又總是人山人海，無論在什麼社會，春節都寄托着中國人的一個共同願望：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