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中國古典小說的魅力
清代沈謙 《紅樓夢賦圖冊·海棠結社賦》
清代佚名 《彩繪全本西遊記》
[讀書者說]
周汝昌先生課講得好，早在四川任教期間即有口碑。當年的華西大學學生在回憶中說：“周老師上課時一口京片子，講得抑揚頓挫，娓娓動聽。有一次周老師說中國語言這個寶庫，其中有無窮無盡的源泉，有魅力無比的珍寶。”“周老師用英語上課，一口流暢悅耳的英語，我們聽得如癡如醉……”1954年北上調動之前，四川大學給出的鑒定公函，強調周汝昌先生是最會講課因而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
周先生晚年講學的風采神情，通過電視留下珍貴影像。北京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課》，即是根據先生央視《百家講壇》講座音像轉變而來的課件文本。雖然講課時的聲音、手勢、姿态、表情在文字文本中難再呈現，即興式的漫談風格，從容不迫的語氣乃至言語中的神韻還在。音像節目經過先生的女兒倫玲女士的完整記錄與出版編校者的細心整理，加上後來撰寫的書前小引、課後小記、講後感言的提示、擴充與歸結，竟然轉換成具有獨立價值的專業著述，的确令人欣慰。
求信為本，信美結合的“文本”
周先生的央視講座，以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四大名著”即《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紅樓夢》為題目。整理後的文本，共有六講。其中《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三書的分量僅有三分之一，先生的主業即紅學研究的對象《紅樓夢》一書占三分之二。然而給人的感覺，并無輕重不均之感。周先生在開篇“小引”中聲明，講座的重心不放在“傳達知識上”，不講一般性常識，隻想“把聽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調動起來，大家一起動腦筋，想問題，并引發出聽衆以前未曾想到的、新的意義和體會”。通覽課件文本後所得到的體驗，所獲得的啟示，所生發的感想，确已超出題目之限。
周先生一直被視為考證派大家，然而先生卻極為重視觀念的梳理。史官文化背景下的中國小說，與追求哲學之真的西方小說本不相同。先生在開篇第一講，便提出文質之分、信美之别做學理鋪墊。先生一再強調，史作為外史、野史、稗史的小說，以求信為本，曆史真實基礎上的藝術加工，方能使其成為文學作品。先生認為，用小說通俗形式，叙家國興亡、人間恩怨與天國奇想，也是“四大奇書”稱“奇”的緣由。從本源而觀，即使在中國的小說傳統中，《紅樓夢》亦是一個特殊存在。《紅樓夢》之所以成為“亘古未有之奇書”，成為中華文化史上一個最奇特“文本”，原因同樣在于信美結合。
方法、觀點與精神脈絡
重視方法論，是周先生講課的另一大特點。關于“四大名著”，周先生講創作方法，講研究方法，也講閱讀欣賞的角度與門徑。衆多方法中，先生最重視創作過程的關聯、閱讀的比較與研究的綜合。周先生當然明白，“四大名著”并不在同一個層面，然給人的感覺，是不斷強調四者之間的聯系。講《紅樓夢》過程中，先生不時指出此書與《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三部小說的前後關聯及相通之處。先生以為，《西遊記》“石猴”得道與《紅樓夢》“石兄”下凡故事有關聯，天地人“三才”背景下的曆史、社會與文化聯系，也是聯結“四大名著”的紐帶。在與其他三部小說的比較中，先生特别看重《紅樓夢》“波浪式”推進的結構特點，重視前三部小說的正面描寫與《紅樓夢》特殊筆法的區别。先生指出，三部小說正面閱讀即可，解讀用“一手兩牍”筆法撰就的《紅樓夢》，功夫主要在文字背後的考證與索隐。《紅樓夢》前八十回真本與後四十回僞續的比較，是先生講解的要點。《紅樓夢》文本的翻譯過程中語言比較，中西“悲劇”比較等，同樣為先生所關注。融傳統考據、義理、辭章之法為一體，對文本作綜合性考論、分析、闡釋，将史實考據，精神體悟與藝術賞會融會貫通，既是先生的治學之法，也是講課之法。
觀念梳理與方法提示之外，對一些關鍵性問題，周先生也有自己的解釋。《水浒傳》為愛國遺民之作，成稿于宋代，不能晚于元代，是先生結合文本語言、内容做出的考論。與其他三部小說在宋元以降民間積累基礎上形成大不相同，《紅樓夢》是個人自覺創作的結果，曹雪芹其書其人自然成為先生的講論重點。先生講《紅樓夢》創作曆程，尤其重視内證與外證的結合。說明作者曹雪芹家世背景、成書過程及文本内涵的同時，批書人脂硯齋也是講論要點。1949年12月發表的《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文中，周汝昌先生首次提出脂硯齋文本角色是史湘雲這一觀點。先生認為，作為曹雪芹的合作對象，脂硯齋不同于金聖歎；脂批并非一般小說評點，而是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芹一脂”，雖是天作之合，脂硯即湘雲這一結論的主要證據則在佚失的“舊時真本”中，非經探佚鈎沉難以認證。這一點，先生的講論同樣沒有忽視。
分析“四大名著”讀者階層的不同社會屬性，是周先生小說研究的既有思路。作為包含人生、家庭、社會、制度、倫理、道德、信仰等層面的集大成之作，《紅樓夢》是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比起一般性泛泛常識性内容羅列，先生極為看重“四大名著”的精神價值。用小說“通俗”形式，為人間衆生“說法”，是周先生關于《紅樓夢》的基本認識，此一認識也可視為關于“四大名著”的論評。周先生以為，《三國演義》的“義”，《水浒傳》的“忠”，《西遊記》的“真”，歸結為《紅樓夢》的“情”，此一結論，也是理解“四大名著”的精神要旨。先生用《大唐三藏聖教序》“截僞續真，開茲後學”論證《西遊記》之“真”，進而與《紅樓夢》之“斥僞存真”貫穿起來，同樣令人稱奇。在周先生看來，《三國演義》中的“群英”，《水浒傳》裡的一百零八個綠林好漢，《紅樓夢》“情榜”中的衆金钗之間，存在明顯的繼承關系。以“才人”之“命運”做總結，也是周先生對于“四大名著”精神主脈把握的結果。
本土話語體系重構的典範
周汝昌先生的古代文學、古典小說學與紅學研究，已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然而先生還有另外的追求。1995年夏，周先生在《北京大學學報》第4期發表《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引起學界廣泛關注。這篇曾經飽受非議的文章，實是先生基于學術反思而發的紅學學科重建宣言。生于本土的“紅學”與西方文藝理論指導下的“紅樓夢研究”的區别，新時期之初即為先生所指出。《中國古典小說課》講解中，先生再次提出“紅學”在古典小說研究中單獨成“學”的問題。課件收尾處，先生在“文化小說”歸總的基礎上，将上古、中古與近古三個曆史時期與甲骨學、敦煌學、紅學“三大顯學”聯系起來，背後的深意更耐人尋味。
近代以來，伴随着外來文化的沖擊，華夏傳統學術體系迅速崩解。包括“紅學”研究在内的人文學術研究，從概念、範疇、觀念、方法、問題意識、具體模型到論說方式，幾乎全是模仿西方的結果。以“四部”之學為基本架構的中華傳統學術在吸收外來優秀學術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實現轉型，是時代的大課題。這項大課題在“五四”時期學衡派的逆勢奮争中已提端引緒，在陳寅恪先生“新宋學”體系建構的設想中已呈現出大體格局。實際上，本土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構建近年來之所以成為熱點，也有曆史因緣與内在理路可尋。相對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雖也有一般性共相存在，以語言文字為基礎材料的民族特色最為明顯。學術體系乃至學科體系構建，均建立在本土話語體系建構的基礎之上。相比于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建構，話語體系構建尤為關鍵。
一般認為，話語體系是通過語言符号建立起來的表達與接受、解釋與理解、評價與認同體系，其中概念、範疇、表述、理論、邏輯等要素最為基本。其實即興式漫談與既有講稿在先的區别，周先生一開始即有清醒認識。看似随意的漫談，不僅思路清晰，對于語境預設、語詞選擇、言說方式把控，均成竹在胸。如此觀，話語體系構建在周先生那裡，的确是自覺行為。
《詩經》時代即已成形的漢語“雅言”，經過“五四”以來“白話”運動的沖擊與歐化風潮的洗禮，本該形成通俗且科學的新的中華語言體系，然而經曆過各種幹擾之後，漢語的粗鄙化與僵硬化趨勢日益明顯。從學人代際角度觀察，周汝昌先生無疑屬于古今中西交彙時代成長起來的學人。先生一生屢經動蕩，早年間形成的語言表達習慣并未改變。詩人之才、史家之學、儒者之心集于一身的周汝昌先生，不僅建構起自己的傳統小說學研究和“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為主體的紅學學科體系，學術語言運用也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作為老輩學人，先生講課使用的是典雅的白話，又是通俗的雅言。随時化用的古語已變為有生命的今言，純正的漢語在先生的口中又是可與英文對譯的學界通用之語。如此靈動而富有個性的課堂語言，在先生是學術講解、文化傳播與精神啟示的媒介；由講課記錄整理而成的《中國古典小說課》文本，則是隐含着學術體系、學科體系構想的本土話語體系重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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