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舟拓 百歲圖 浙江省博物館藏
我國的傳拓技藝是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所形成和沿襲下來的一種手工工藝。傳拓技藝是用傳拓工具将紙、墨覆蓋于被拓器物,并将其上的銘文或紋飾拓印下來的一種方法,它發端于東漢末年,為中華文明的傳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無數珍貴的流散文物、古代文獻和書法藝術因此項技藝而被發現并得以流傳,且至今仍在考古、文博、古籍等領域發揮着無法替代的作用。傳拓時由于所拓器物的不同,其形式與内容也有着極為豐富的表現形式。
唐拓 溫泉銘 法國國立圖書館藏
依所拓内容可分為平面拓、立體拓、穎拓等;依拓制技巧可分為撲拓與擦拓等。而且不同的傳拓技法也造就了不同風格的拓本,例如輕薄淡雅的蟬翼拓,烏黑發亮的烏金拓,以朱砂上墨的朱拓、色彩豐富的彩拓,以及專門拓制造像的高浮雕拓等。雖然傳拓技藝門類繁多,但其工藝過程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同時也是我國人民智慧的結晶。
姚華穎拓 魏神瑞元年造像 端方舊藏
傳拓技藝自發轫之時,便在傳承中不斷地得到豐富。據《資治通鑒》一書記載:“漢靈帝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鹹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辜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可見東漢末年刻碑之風興盛,因碑文多為名家所寫,且刻工精良,出于對碑上文字的需要,開始發明了影寫,即用薄紙覆蓋在石刻文字上悉心描摹,并逐步發展到傳拓這門技藝。
周希丁拓 清代翁方綱銘 刻瘗鶴銘硯 徐世章舊藏
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現的“傳拓”一詞,是在《隋書·經籍志》中。《隋書·經籍志》的作者是初唐的魏征等士人,書中記錄了隋代及以前的典籍沿革與保存收藏情況,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在其注釋中有這樣一段話:“後漢镌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書。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邺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元年,又自邺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内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寝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因而此處“相承”“傳拓”兩詞的作用也揭示出兩者的共生性,即傳拓是最好的相承,而知識的相承則離不開傳拓。伴随着宋代金石學的發展,出現了一批重要的金石學研究專著及學者,如劉敞、呂大臨、歐陽修、李清照、趙明誠等人,也使傳拓技藝又有了新的提高。
傅大卣拓 紅山文化玉柄形器 傅增湘家族舊藏
與傳拓相伴而生的金石學發展到清代進入了鼎盛階段,在六舟和尚、陳介祺等人的推動下,書法題跋、花鳥補繪興盛開來,傳拓技藝也逐漸由一門單項技藝轉化為一門綜合藝術。而潘祖蔭、吳大澂、端方、王懿榮等文官熱衷于古代金石器物的研究,出現了多部金石學研究專著,對此項技藝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六舟和尚不僅将傳拓與繪畫融合,還創造出“八破圖”的藝術表現形式。将破碎不全的古舊書畫、拓片、古書等文房雅物,通過複雜的重疊堆積關系來構成畫面,頗具現代三維視覺藝術的特點。能夠以傳拓的方式來表現與錦灰堆類似的傳統題材,無疑是六舟和尚的創新。陳介祺的貢獻在于不但直接參與傳拓,更能以其豐厚的學養将傳拓技藝理論化,成為一門學問。他在同潘祖蔭的通信中研讨傳拓操作中遇到的問題,包括用紙、用墨、用水、捶拓技巧乃至器物的保護等,而潘祖蔭據此将書信中的内容彙編成書,成為《傳古别錄》一書,這是傳拓技藝史上的開山之作。
謝海元拓 西周晚期四虎鎛
及至晚清民國時期,近代考古學已在中國誕生,金石學也逐漸融入其中,傳拓技藝在此過程中仍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并出現了如姚華、張海若、溥心畬、周希丁、馬子雲、李鴻業、萬育仁、傅大卣等前輩名家。
馬國慶拓并題 六丁六甲龍泉寶劍
近年來,為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展示中國技藝的豐富内涵和獨特魅力,國家和相關機構對傳拓這一古老的文化遺産越發重視,國家圖書館、中國典籍博物館、天津博物館、中國農業博物館、恭王府博物館等單位紛紛舉辦相關展覽。同時湧現出了如裴建平、馬骥、謝海元、馬國慶、黃振海、傅萬裡、賈文忠、郭玉海等專家學者,并有為數衆多的傳拓工作者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文物、文獻事業奉獻出技藝與才華。現如今多地區将傳拓技藝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
萊子侯刻石初拓本 廣東崇正 2016 年春拍品
2019 年 4 月,上海靜安區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二批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性項目名錄,其中就有傳統美術項目類的“海派傳拓技藝”,足見傳拓技藝已經迎來了新時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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