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濤：說人話，說實話，說家常話，說中肯的話，說有個性有水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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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邊小劄

穆濤會說“五句話”

北京日報 |2022年11月25日

蕭躍華

　　穆濤的《先前的風氣》，鈎沉稽古，發微抉隐，談及如何繼承和發揚先秦、兩漢的良好政風、民風、學風、文風，讀史講緻用，溫故為知新，寫出了“直接對應着漢代的文風”的百餘篇短文，結集出版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授獎詞稱其文将“曆史的省思、世相的洞察與思想者的話語風度熔于一爐”。

　　這位燕趙之士深耕三秦大地29年，熟讀先秦、兩漢經史子集，本職為《美文》執行主編。他有具體的衡文标準：“我覺着，會說五句話，差不多就是一流文章，這五句話是，說人話，說實話，說家常話，說中肯的話，說有個性有水平的話。”這“五句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賈平凹贊其文“今天看有意思，明天看有意思，後天看還會有意思”。

　　說人話，說實話，說家常話

　　說人話，說實話，說家常話即心底生出、自然而然的話，有世俗味、煙火氣、常人體溫的話。一個人活着，氣色好，有生氣，有正氣，或活得發達了，生出大氣象，形成大氣場，離不開五谷雜糧墊底。一個在家裡、在朋友間、在社會上雲山霧罩的人，是不招人待見的。一個人叙述人生的體會和感悟，用大而空那套玩意兒，聽着熱鬧，但語無歸宿，如靈魂懸浮半空，找不到承載的東西，會沒着沒落的。

　　西安有句土話：“聽聽哭喪的聲音，就知道了誰是閨女，誰是兒媳婦。”一個人怎麼說、說什麼，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紀曉岚《閱微草堂筆記》寫身邊事眼前事，“冷眼看世事，但心是熱的。文風也樸實，筆下全是老百姓的大實話，不扭捏文人腔，不高瞻遠矚地提升境界”（《大實話》）。世道裡有人心。“孔子的自我評價是：'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不是故意低姿态，是老僧的家常話呢。”（《世道》）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心始動人。他們的著作曆經歲月篩選流傳下來，還将繼續流傳下去。

　　文章還是樸素的好。穆濤寫伯樂賈平凹的《以前》，不粉飾，不矯情，不虛僞——“他嗜賭，隻是赢的時候少，手藝弱些，但經濟上不受大損失，超過一百元，手就不往兜裡掏了。他擅長賒賬，他不說賒，叫挂賬。挂得多了，我買回一個小黑闆，放他書櫃裡，每次用粉筆記上：某日欠×××元。下次再聚，他先擦了黑闆上的字，再動手洗牌。”“打牌的時候賭錢，預測的時候賭物，這是他定的潛規則。我有好幾件收藏被他抱回了家裡，其中挺心痛的一個大的石印章，石頭有齊腰高，石質沉着，淺褐顔色，尤其刻工好，刀法刻意講究，他叫了兩個人來擡，下樓的時候，我沿途護送着，見我陰沉着臉，他還嘲笑：'一個小副主編，家裡藏這麼大個印，你想奪權呀。’”讓他心疼的東西也不少。

　　這樣的文章真實、有趣、耐看，無損伯樂的光輝形象。

　　蘇東坡跋座師歐陽修書雲：“此數十紙，皆文忠公沖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穆濤其文，無論讀人的《收藏》《千字文》《另一支筆》，還是讀史的《黃帝的三十年之悟》《采風是怎麼一回事》《會說話》，皆有“沖口而出，縱手而成”的流風遺韻。

　　說中肯的話

　　說中肯的話即正中要害、扼要懇切的話，“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話，“為社會，為國家多做有益處有功德的事情”（《坐船和吃飯》）的話。穆濤的散文像雜文，文中或結尾處三言兩語，話裡有話，直抵人心，但少了魯迅的嬉笑怒罵、橫眉冷對，不知是時代變化，抑或性格使然？

　　穆濤認為：作家最珍貴的是特立獨行和文化良知。作家說真話是底線，寫文章要有真知灼見。作家的責任和價值，就在于找出生活“五彩缤紛”背後的真相。文學雜志應該關注社會進程，應該傾聽思想的車輪與路軌相互摩擦所發出的聲音。人世間的好文章，就是要寫透天是怎麼磨煉人的。

　　這麼說，也這麼幹。

　　他特别關注社會風氣的涵養。我們老祖宗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有大規矩的。周文王确立了以禮入教，以德治國，以人心和諧維護穩定的治國理念。董仲舒奠基了儒學在中國文化裡的核心位置。即使再偏僻的山村，再沒念過書的人，儒家“仁義禮智信”那些基本常識也是熟稔的。不管如何改朝換代，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鄰裡往來，都有規矩。七十二行，也各有行規。四大文明古國唯我獨存，恐怕這是長壽基因之一。

　　穆濤充滿憂患：“我們用三十多年時間實現了經濟大進步，但這些年，中國人傳統行為裡善良淳厚的那些東西随風消逝了多少呢？”（《師和傅》）他知道社會風氣的涵養，成就甚難，進化甚緩。但如亂砍濫伐，水土流失，則如江河決口，水之就下，退化甚易。鄉下人蓋房子，是重視打地基的。舊秩序被砸爛之後，用新道德“能支撐得住廣廈千萬間嗎？”穆濤之問，多少有些賈誼《陳政事疏》“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的悲催，但心系社稷是殊途同歸的。

　　他特别關注中國标準的确立。世界上強大的民族，都是用本民族的思維方式思考事情和做事的。漢唐盛世，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都有自己的标準，而且是清一色“中國制造”。清王朝閉關鎖國，自取其辱，自取滅亡，一批批有識之士走向世界，學東洋，學西洋，學蘇俄，“師夷長技以制夷”。改革開放，我們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結合新的實踐，進行新的創造，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我們在某些尖端科技領域，在解決“挨打”和“挨餓”問題後還面臨國際輿論場“挨罵”的被動局面。

　　穆濤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一次次呐喊：“泱泱大國，沒有自己的标準是真正可怕的。我們現如今國運昌達，經濟上是世界老二了，但這個排名标準是人家的，不止于此，金融、環境、教育乃至文學，太多的行業标準都聽命于人，這真是值得思量再思量的事。”（《活力源》）他一次次疾呼：“我們今天的文學研究領域，有點類似當下的汽車制造業，整條生産線，包括發動機都是進口的，國産貨不具規模，多項指标也不過關……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是給文學定标準、立規矩的，中國文學的根，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中國人的精氣神。裁剪唐裝，用量西裝的尺子不一定合适。”（《文學标準和文學生态》）穆濤深知大學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學領域，關乎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根本。強大的文化是強大國家之本，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态占不了上風，不太可能實現大國夢。他秉承傳統文章警世道、醒人心的文風，力所能及地在文壇發表自己的看法，洋溢着清正之氣、赤子情懷。

　　說有個性有水平的話

　　說有個性有水平的話即說自己的話，說讀者豎大拇哥的話，說聽衆自發鼓掌的話。散文的核心是言之有物，有見地有分量最要緊。個性和水平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共同提高。

　　穆濤擅長說文解字。試舉三例：“儒”這個字的結構，一邊是人，一邊是需，内涵有兩層意思，一是自己需要，再是被旁人需要；“氣”這個字，繁體的寫法是“氣”，下邊有個米字底，一個人的氣象是要有米谷做基礎的；“道”這個字，頭在上，腿腳在下，思想與踐行融為一體，空想，瞎琢磨，或本本主義，唱高調都不是道。《匠》《靜雅》《秩序》《清談和清議》……穆濤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通過解字釋詞生發議論，沒有學究氣，也不掉書袋，令人恍然大悟、茅塞頓開。

　　穆濤擅長今古對照。他寫漢代養殖大戶蔔式兩次捐資武帝北伐、南征，當上了京官，後因妄議車船稅，名噪一時的愛國擁軍模範改任閑職去了；說雍正也搞形式主義，明知當時辦案刑訊逼供是常态，手書“忠誠敬直勤慎廉明”八字方針，诏令衙門張挂萬事大吉。《劉邦的新農村建設》《事關唐朝的三個問題》《官職》……如此一喻，原本闆着臉孔，缺情少趣的曆史活蹦亂跳起來了。

　　穆濤擅長言人之所未言，抄錄兩段，附骥議論以飨讀者：

　　《去欲的态度》：“一個人活到六七十歲，把人生的基本東西看透了，但活明白了就退休了，隻好把'人生經驗’傳遞給下一代。這個節骨眼上，老天爺又加裝了一個'代溝’的裝置，孩子不吃老子那一套，所有的事情要重新來過，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把人生的跟鬥再重新跌一圈。”杜牧《阿房宮賦》的豹尾最有嚼頭：“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地“再重新跌一圈”和“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的過程。

　　《曆史的學名叫“春秋”》：“中國的皇帝，因為是家庭承包制，業務水平差别比較大，像抛物線，高和低的落差很懸殊。但中國的宰相們，基本保持在一條相對高的水準線上。好皇帝和劣皇帝，差别在業務能力上。好宰相和劣宰相，差别不在業務能力，而是心态、心地和心術。”政治裡的好和劣是複雜的，心态、心地、心術更複雜。北宋新黨、舊黨之争，曆經三代皇帝也未能平息朝廷惡鬥。王安石為相，對舊黨趕盡殺絕；司馬光為相，對新黨趕盡殺絕，甚至對提不同意見的“難友”蘇東坡也忍下手。皇帝、宰相如此，北宋國運可知。“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複。”這大概是曆史的可怕之處、魅力之處吧！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口舌之徒可争。“誇一個作家，最了不起的'授獎辭’，是說他'得風氣之先’或'開一代文風’，意思是說他和這個時代的文風不太一緻。”（《讀文件》）如果散文界多些這樣風格的作家，是文學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