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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小說都是一口氣完成的,這讓我成為一個吝啬時間的人。
一般情況下,一部小說完成前我不會出去旅行。如果有約定好的行程,我會計算好居家的時間,夠寫多大篇幅的作品。假如我正在寫一部小說,碰到必須旅行的急事,我會非常懊惱,甚至痛苦。假如作品已經寫了超過一半,這部作品的語感語調已經形成,那我又會感覺好些,否則等我旅行回來,再坐到寫字台前,我就想放棄,因為語調跑調了、語感淡薄了。
類似的事情發生了六七次,我現在抽屜裡還放着五部“流産”的長篇小說,都是寫到一半就被迫停手,要麼去應付“不可抗力”的旅行,要麼去對付修改劇本這類有合同拴着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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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2歲到部隊文工團,跳了八年舞蹈。舞者經曆對我寫作有多大程度的影響,我無法準确說明。但我想,藝術形式都是相通的,美感不可能被失控的創作者創作出來。好的藝術品都是激情與理性的理想結合,所謂“始于激情,終于理性”。舞蹈的節奏感、韻律、動與靜的配合、控制能力,不可能不影響我的寫作。
音樂感也同樣,一篇好的文字,一定有好的音韻,中國古代的作家、詩人,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的傳統,多朗誦《古文觀止》裡的文章,多背誦唐詩宋詞,讓中文的音樂感沁潤自己,就會漸漸形成文字音韻和節奏的本能。所以我是常讀古詩的。
當然了,很多作品的視覺,比如畫面感、意象,實際上都是作家不自覺的,作家如果自覺了,就會寫出非常做作的東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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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出國去哥倫比亞藝術學院讀小說寫作系。課堂上,老師們讓我們口述故事,會一直呼喚我們睜開心靈的那雙眼睛,“Canyouseeit?Areyoulookingatit.”他們總是這樣啟發學生。如今想來,在學校的三年寫作培訓,對我調動文字的畫面視覺有一定的作用。
很多人說,國内的影視導演都很喜歡我的作品,實際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如果一定要分析原因的話,除了剛才所說的畫面感和視覺,我覺得還有一點,那就是我很注重塑造人物。我希望用人物來産生戲劇,因為一個人物的獨特性格,一定會和他周遭的環境和人際關系産生戲劇沖突,那就會有戲劇。大概導演們能夠看到我小說中人物的那種立體感,根據人物性格産生的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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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故事,是講給自己心裡唯一的評判者聽的,那個評判者隻有一個标準:寫得對勁還是不對勁、誠實還是不誠實,對勁了、誠實了,評判者認為這僅僅是“好”的開端。我心裡那個評判者是公正的,也是很難欺騙的,因為它是我的審美直覺和道德良知。
我父親活着的時候,他是我的第二個評判者,他去世之後,我仍然把他當作一個在天上的評判者,隻是一個不再出聲的評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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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年來,我的生活沒有太大的變化,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跟外界是隔絕的。我寫小說,一直都是用手和筆在筆記本上做筆記,然後再用電腦來寫。
我覺得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他本身在經曆一個普通人的生活。我現在在德國生活,平時自己買菜做飯,和女兒的學校打交道,始終保持一種平常人的心态,能感受到的也是平常人的生活經驗和情感經驗。
有時候,除非是刻意地去體驗生活,尋找寫作素材,否則我沒有什麼機會走到真正的社會底層,也很難沉下心去市井裡做一個普通人。反而在國外,我的整個心态特别平常心,我就是一個母親、一個主婦、一個妻子、一個靠寫作來謀生的寫作者。
秉持着這樣的心态,盡管我的作品曆經了各種媒介的叠代和共同呈現(就像你們所說的),我也根本沒有感覺到自己在寫作上的變化。現在各種各樣的媒介都在替代文學,文學也在借助其他媒介發展,在越來越先進、越來越拟人化的高科技面前,文學還有什麼地位,我很少去這樣想。寫作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必須、一種存在,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都在寫作的過程之中,從22歲到現在,一直沒有改變過。
要說變化和不同,我的小說創作和劇本創作确實很不一樣,但我沒有覺得我的劇本創作會影響小說創作,反而前者會為後者輸送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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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寫小說就有這種感覺,過程是艱難的,充滿激情的,每天都處在一種超于自己生命力的高度生命力和創作力的感覺裡,有時候也有“心中有,筆下無”的那種無力、無助、甚至痛苦的感覺,直到寫完的那一天。寫完掩卷以後,又會特别失落,産後抑郁症似的。
這可能就是一種非常可悲的悖論吧,人的終極滿足到底是什麼?可能都是在過程當中。大概搞創作的人在創作的過程當中,創業的人在創業的過程當中是最享受的。
【跟着名家學寫作·嚴歌苓】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