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奎良 || 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及其革命哲學

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及其革命哲學

張奎良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完成了劃時代的哲學革命，作為其結果，又創立了嶄新的革命哲學；實踐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這一不朽勳業的輝煌結晶。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哲學新創，實踐唯物主義是曆史唯物主義深刻的哲學底蘊，隻有實踐唯物主義導緻曆史唯物主義并與之相結合，才構成馬克思完整的哲學革命觀，真正反映馬克思哲學革命變革的實際曆程。所以我們看到，在1844年以前，馬克思雖然在許多論著中都闡發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一唯物史觀的重要思想，但由于缺少實踐唯物主義作為其内在的哲學根基，因此，這些思想始終是零散的，一直停留在經濟與政治關系的第二層次中，沒能觸及到社會物質生産領域。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提出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以後，馬克思以實踐為中心，找到了生命需要一物質生産一經濟關系一政治關系一意識形态這一現實人構成的基本鍊條，并在《神聖家族》、《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态》等著作中不斷充實完善，從而才形成了唯物史觀這一“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37頁）。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在提出市民社會決定國家以後還要經過幾年的時間和幾本書的錘煉才最終确立唯物史觀的原因。

這個事實說明，實踐唯物主義作為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不僅具有世界觀的意義，它更重要的思想成果是産生了唯物史觀。馬克思哲學革命及其革命哲學就是由實踐唯物主義導緻曆史唯物主義完成的。所以不能抛開唯物史觀孤立地闡發實踐唯物主義，那是有始無終，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反之，也不能抛開實踐唯物主義孤立地闡發唯物史觀，那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二者的一緻和結合，是理解馬克思哲學革命的關鍵。

馬克思的哲學革命根源于他的革命使命。馬克思是具有思想家和革命家兩種禀賦的曠代天才，但是他“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以某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的事業，……這實際上就是他畢生的使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575頁）。馬克思把“批判和實際鬥争看做同一件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8頁），哲學批判和哲學革命是馬克思參加和指導無産階級革命事業的一種方式。所以馬克思剛一邁進哲學舞台，就确立了為“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善”（同上書第40卷7頁）即“為建立一個新世界而積極工作”（同上書第1卷414頁）的目标。但是為要建立新世界，首先就要“揭露舊世界”(同上），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同上書416頁），“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同上）。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具有批判的革命的功能，特别是在宗教的實質被揭穿以後，批判社會現實，“揭露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曆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頁）。因此，對馬克思來說，哲學的批判使命和他自身肩負的革命使命是完全一緻的。馬克思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無産階級，而“哲學把無産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産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同上書15頁）。

但是以往的哲學根本勝任不了時代所賦予它的革命使命和革命功能。舊哲學的最大弊病在于它脫離現實，脫離實踐，單純追求理性上的邏輯嚴整，現實不論其如何都被納入到體系的框架中。因此，舊哲學就其出發點來說，都是颠倒的，是體系對現實的強制。抽象性和思辨性使它不可能把哲學的原則和理想變為生活的現實。當時的德國哲學就是一個典型，其本身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蘊含着與現實的對立和對未來的理想；另一方面，“這一切都是在純粹思想的領域中發生的”(同上書20頁），德國人隻是“在思想中、哲學中經曆自己的未來的曆史的”(同上書7頁）。隻有批判和變革社會現實，真正實現哲學理想，才體現了對舊哲學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的否定；反之，隻有否定其抽象性和思辨性，才可能把哲學變為現實。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不在現實中實現哲學，就不能消滅哲學”，“不消滅哲學本身”，就不能“使哲學變成現實”（同上書7一8頁）。

馬克思對德國哲學的批判及其“實現哲學”和“消滅哲學”的思想，揭露了舊哲學的要害：輕視實踐，缺乏實踐功能，隻注意“解釋世界”，而不知怎樣去“改變世界”。哲學要發揮其批判的革命的本性，必須摒棄抽象性和思辨性，面向生活，訴諸實踐。這是對千百年來舊哲學傳統的徹底否定，是哲學發展的方向性的轉折，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就是從賦予哲學以實踐功能開始的。

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内容是給哲學注入實踐性，但是這場革命卻是在唯物主義陣地上發生的。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面臨的哲學使命不是一般地批判唯心主義，這已經由費爾巴哈完成了，雖然他對唯心主義的批判還不徹底，在“上半截”即社會曆史觀上還保留有唯心主義，但他畢竟在唯物和唯心這個根本問題上，區分了哲學營壘，結束了“黑格爾主義”的長期的“獨占統治”，恢複了唯物主義的權威。同理，馬克思當年面臨的任務也不是一般地批判形而上學，闡發唯物辯證法，因為這已經由黑格爾在唯心主義形态下卓越地實現了。雖然他的辯證法是片面的、不徹底的，但他畢竟不自覺地猜到了事物的辯證運動，并以百科全書式的博學把它叙述出來。至于将辯證法和唯物論相結合，創立辯證的唯物論和唯物的辯證論，這雖然也是重要的哲學工程，但在前驅者們已經留下唯物論和辯證法現成遺産的情況下，二者的結合在内容上并不全是創新的問題，因而也是不難做到的。德國工人狄慈根通過自學，獨立地發現了唯物辯證法這個“最好的勞動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39頁）的事實，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馬克思理論活動的事實表明，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結合，既不是純粹邏輯上的理性發現，也不單純是舊唯物主義在自然觀上向辯證法靠攏。對馬克思來說，這首先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社會生活和曆史實踐中證明這種結合的正确性和真理性。馬克思從人的實踐活動和實踐本性出發，發現了唯物史觀，而唯物史觀同時也就是曆史的辯證法。在馬克思心目中，首先是在社會曆史領域中充分體現唯物論和辯證法的一緻性，唯物史觀就是曆史的唯物主義和曆史的辯證法有機結合的典範。隻有對人類曆史所持的唯物的、同時又是辯證的理解，才是對形成整體的唯物辯證觀的最有力的推動。事實也表明，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唯物史觀是中心點，馬克思從未以追求唯物論和辯證法相結合為目的而付出超越唯物史觀的特殊努力。唯物史觀的誕生也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結合的完成。所以，馬克思當時的思想興奮點不在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結合上，他更關注并能有所作為的是如何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唯物論，弘揚它的革命内涵，使唯物主義真正成為一種具有實踐功能的革命學說。這就要改造傳統的舊唯物主義，在充分體現和融彙辯證法與唯物論相結合的前提下，把唯物主義推向實踐形态。

馬克思的哲學革命之所以在唯物主義的基地上發生，是因為唯物主義學說蘊含着豐富的革命内涵，具備轉變為革命理論的内在基礎。馬克思說：“并不需要多大的聰明就可以看出，關于人性本善和人們智力平等，關于經驗、習慣、教育的萬能，關于外部環境對人的影響，……等等的唯物主義學說，同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着必然的聯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6頁）許多有影響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理論都是從唯物主義學說中衍生出來的。“傅立葉是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學說出發的。……比較有科學根據的法國共産主義者德薩米、蓋伊等人，像歐文一樣，也把唯物主義學說當做現實的人道主義學說和共産主義的邏輯基礎加以發展”（同上書167-168頁）。

問題在于，舊唯物主義把自己蘊藏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力完全窒息了。它的超實踐的存在方式，使其飽含的革命内容隻“停留在理論的領域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50頁），它們“隻是希望達到對現存事實的正确理解”（同上書47頁），從來也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革命原則付諸實踐，“推翻這種現存的東西”(同上）。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将唯物主義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實踐活動的層次，這是唯物主義哲學内蘊的革命思想的大解放。從此，通過實踐的中介，唯物主義與革命和共産主義聯系起來，并相應産生了劃時代的革命哲學。馬克思說實踐的唯物主義者也就是共産主義者，并認為其全部使命就是使現存的世界革命化，其道理正在于此。

就世界觀的分屬來說，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他曾多次表白自己的唯物主義立場，聲言：“當我們真正觀察和思考的時候，我們永遠也不能脫離唯物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3頁），列甯也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就是唯物主義”（《列甯選集》第2卷442頁）。但是馬克思所堅持的唯物主義不是傳統的舊唯物主義，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種“新唯物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8頁），或稱“實踐的唯物主義”（同上書48頁）和“共産主義的唯物主義”（同上書50頁）。這種嶄新形态的唯物主義決不是馬克思随口說出來的新哲學的另一種稱謂，而是近代以來唯物主義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在馬克思看來，唯物主義在近代曆史發展中經曆了三種形态：

首先是純粹的唯物主義，這是經過中世紀長期冬眠以後近代早期的唯物主義。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說：“唯物主義在它的第一個創始人培根那裡，還在樸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發展的萌芽。物質帶着詩意的感性光輝對人的全身心發出微笑。”但是，“唯物主義在以後的發展中變得片面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鮮明的色彩而變成了幾何學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運動成為機械運動或數學運動的犧牲品，幾何學被宣布為主要的科學。唯物主義變得敵視人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3一164頁）這就是馬克思自我說明的純粹唯物主義的含義。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把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與之對比，提出了純粹唯物主義概念，他說：“誠然，費爾巴哈比'純粹的’唯物主義者有巨大的優越性：他也承認人是'感性的對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50頁）看來，馬克思以人為尺度，稱把人淹沒在物中的早期唯物主義為純粹的唯物主義。

其次是直觀的唯物主義，即馬克思稱之為“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同上書18頁），費爾巴哈就是直觀唯物主義的代表。這種唯物主義高揚人的地位，認為哲學必須以人為本，比起“敵視人”的純粹唯物主義來，是長足的進步，也是哲學發展的合乎規律的進程。但是這種唯物主義對人的理解是表面的、膚淺的，它隻看到人的感性存在，不了解人的感性活動，因此，它也就不能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形成的社會關系中來認識人。如馬克恩所說：“費爾巴哈從來沒有看到真實存在着的、活動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同上書50頁）。與費爾巴哈的主觀願望相反，抛開實踐及社會關系來觀察人，不但不能提高人，反而會貶斥人的主體地位，把人看成如同物一樣的純粹的“感性對象”。不但如此，由于直觀唯物主義輕視實踐，否認實踐活動的巨大意義，它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曆史演進的實質和規律。“在他那裡，唯物主義和曆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同上），“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曆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讨曆史的時候，他決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同上）。直觀唯物主義的這些缺陷表明，盡管它與先前的唯物主義相比是一種曆史的進步，但整個說來，由于它忽視實踐，所以仍屬舊唯物主義範疇。

要向前推進唯物主義就必須在直觀唯物主義已經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跨越它的曆史局限性，把實踐引入唯物主義中來。唯物主義的第三個形态，即實踐的唯物主義，就是揚棄費爾巴哈的直觀唯物主義而産生出來的。

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直接發端于對費爾巴哈人本學的批判。費爾巴哈的人本學是馬克思主義以前舊唯物主義的最高成就，同時它也集中地體現了舊唯物主義的缺點。費爾巴哈“緊緊抓住自然界和人”，既堅持了舊唯物主義自然本體論的曆史傳統，同時又從自然界上升到人，努力實現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統一，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為哲學的人學化做了最後的沖擊。但是十分可惜，由于費爾巴哈不了解人與自然的統一的基礎是實踐，沒有把感性“看作實踐的、人類感性的活動”（同上書17頁），所以，“在他那裡，自然界和人都隻是空話。無論關于現實的自然界或關于現實的人，他都不能對我們說出任何确定的東西”（同上書第4卷236頁）。列甯批評費爾巴哈的人本學是“狹隘的”，指出：“無論是人本主義原理，無論是自然主義，都隻是關于唯物主義的不确切的膚淺的表述。”（《列甯全集》第38卷78頁）費爾巴哈人本學要求哲學必須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這當然是對的，但是，他從自然中推出人以後就停在唯物史觀的門口，不再繼續前進了。馬克思說：“費爾巴哈對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僅僅局限于對這一世界的單純的直觀，另一方面僅僅局限于單純的感覺：費爾巴哈談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現實的曆史的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48頁）承認人又不理解人，“承認現存的東西同時又不了解現存的東西”——馬克思認為這正是“費爾巴哈和我們的敵人的共同之點”（同上書47頁）。恩格斯說：“但是費爾巴哈所沒有走的一步，終究是有人要走的。……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由馬克思于1845年在《神聖家族》中開始的。”(同上書第4卷237頁）

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就已經揭露了布·鮑威爾一夥敗壞黑格爾“現象學”的實質，首次提出了“現實人”的概念，指出，他們的唯心主義思辨伎倆就是“把現實的人變成了抽象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46頁）。但是，馬克思對費爾巴哈人本學及直觀唯物主義的批判和對新哲學世界觀的闡發，還是集中體現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這兩篇論著标志着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完成。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雖很簡短，但意義重大，恩格斯稱之為“包含着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是非常寶貴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08-209頁）。如果說這個提綱僅僅是“一份供進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寫成的筆記”（同上），那麼半年以後馬克思恩格斯為了“共同鑽研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思想體系的見解之間的對立”(同上書207頁）而寫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态》，就應該說是表明他們新世界觀的成熟文件了。馬克思說這本書“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同上），這也意味着他們的哲學建構曆程已經終結，新的哲學“見解”即新世界觀已經形成，因此才有可能取得新的立足點和提供新的思想武器來對從前的哲學信仰進行清算。貫穿在這兩個文件中的新思想或新世界觀就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所說的“新唯物主義”或《德意志意識形态》所說的“實踐唯物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唯物主義”。

新唯物主義是相對于舊唯物主義而言的，隻有在和舊唯物主義的比較中才能看出新唯物主義的内容和實質。馬克思與恩格斯論述的角度不同，他認為舊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不是恩格斯後來在《費爾巴哈論》中所說的機械性、形而上學性和非曆史性，而是“對事物、現實、感性，隻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同上書第1卷16頁）。于是如何看待實踐在哲學世界觀中的意義和地位就成了新舊唯物主義的分界線。舊唯物主義抛開實踐，對事物隻從客體的或直觀方面去理解，而新唯物主義則突出實踐，對事物則從人的實踐活動和實踐主體方面去理解。對舊唯物主義特别是費爾巴哈直觀唯物主義輕視實踐的批判和對新唯物主義強調實踐的肯定貫穿整個提綱，涵蓋了認識、教育、宗教、人的本質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為了突出費爾巴哈所不理解的“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直接把這種新唯物主義稱為實踐的唯物主義，指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産主義者說來，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同上書48頁）從此馬克思不僅有了成熟的實踐唯物主義思想，而且找到了總括這種思想的科學概念。實踐唯物主義概念的提出，表明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改造的完成和新的哲學世界觀的誕生。

實踐唯物主義之所以具有世界觀意義，是因為它确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以人的主體地位為前提，以人的實踐活動為中心，把事物、現實和感性當作人的實踐對象、實踐過程和實踐結果來理解。實踐唯物主義作為唯物主義哲學的最高形态，遵循唯物主義的一般原則，承認“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同上書50頁），但是馬克思緊接着又指出：“這種先于人類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費爾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個自然界，也不是那個除去在澳洲新出現的一些珊瑚島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對于費爾巴哈說來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同上）現實世界都是經過人的實踐的敲打錘擊，早已失去原來自在的面貌，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産物和結果。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說:“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産物，是曆史的産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同上書48頁）由此馬克思得出結論：“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産，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同上書49頁），現實世界就是與人的實踐活動相關聯而存在的。

十分明顯，對外部事物和自然界所持的這種特殊的觀察視角，是以往任何哲學，包括唯物主義哲學所沒有的，這是實踐唯物主義所獨具的思維方式，是馬克思對事物、現實、客體和主體本身所作的特殊思考。舊唯物主義強調世界是物質的存在和産物當然是對的，但它把人及其實踐活動完全淹沒在客觀制約性的海洋中，隻勸喻人們服從自然，忽視主體的能動性。唯心主義強調世界是精神的存在和産物，人的思維和意識具有萬能性。“所以，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隻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活動本身的”（同上書16頁）。與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不同，實踐唯物主義不以抽象的無限世界為對象，而是把世界現實化，界定在人的活動所及的範圍内。在這個前提下，既堅持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又以人的存在和需求為基點，通過實踐，使主觀見之于客觀，把人和自然、主體和客體統一起來。實踐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以其革命的能動性超越于傳統的舊唯物主義之上，又以其客觀求實的精神使唯心主義相形見绌，是對以往哲學成果的積極揚棄和對人的主體精神的正确弘揚。馬克思基于實踐而對世界的特殊理解表明，實踐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嶄新的世界觀，是馬克思哲學革命的集中體現。任何革命都是否定和肯定、批判和創造、破和立的統一，馬克思的哲學革命也是如此。它以批判舊唯物主義特别是費爾巴哈的直觀唯物主義為起點，以确立實踐唯物主義為中心，以導緻唯物史觀的最後确立為終結。這是一個一而三、三而一的同一過程，在邏輯把握中我們可以分出因果和先後，而在曆史的時空中，不過是同一過程從不同側面加以理解而已。

唯物史觀是怎樣産生的？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際過程表明，唯物史觀的真正源頭是實踐唯物主義，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一再反複說明的。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對唯物史觀作了經典式的表述。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産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産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适合的生産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82頁）可是人們為什麼要發生這種關系呢?恩格斯後來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中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正象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即曆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态所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産，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同上書第3卷574頁）。在生産實踐中，人們必然結成一定的關系。對唯物史觀的這種闡發方式，即以生活和生産為叙述起點，這正是發端于《德意志意識形态》。這本書在說明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時曾說：“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生産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産物質生活本身。”(同上書第1卷32頁）這樣，生産即人類最根本的實踐活動一下子便被提了出來，成為唯物史觀的基石。因為要生活就必須生産，所以實踐是人的生存所必需，自然是實踐改造的人化自然，曆史是人的實踐史，認識是實踐的結晶，歸根到底，“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實踐是人的自我确定，體現了人的最根本的特性。

唯物史觀是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的科學，如何看待人是唯物史觀與費爾巴哈唯心史觀的主要分野。費爾巴哈不理解實踐，“他把人隻看做是'感性的對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動’”（同上書50頁），因此，他也就不了解人在實踐中所形成的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他所理解的人不是進行實踐活動的現實人，而僅僅是在感情範圍内“單獨的、肉體的人”（同上），“除了愛與友情，……他不知道'人與人之間’還有什麼其他的'人的關系’。”（同上）所以，他“至多隻能做到對'市民社會’的單個人的直觀”(同上書18頁），“他隻能把人的本質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内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地聯系起來的共同性。”(同上）這種離開人的實踐前提而對人的抽象直觀，導緻費爾巴哈無視人的現實關系和曆史發展，以至居然要把感情和性愛提到宗教的高度，這正如恩格斯所說：“一接觸到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和倫理學，他的真正的唯心主義就顯露出來了。”（同上書第4卷229頁）

馬克思的思維進程則與費爾巴哈完全相反。在他看來，既然實踐是人的類的特性，那麼在實踐中結成的一定的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的人，就是現實的人、具體的人、曆史的人。因此，“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同上書第1卷18頁）。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馬克思才确認人在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生産力對實踐活動所形成的生産關系的制約作用，以及經濟對政治和意識形态的制約關系，由此才導出唯物史觀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所以無論從邏輯和曆史來說，唯物史觀都是實踐唯物主義産生的結果。

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特别是唯物史觀的誕生造就了劃時代的革命哲學。所謂革命哲學首先是指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革命的學說。它把傳統唯物主義蘊含的革命内容從“理論上”解放出來，付諸社會實踐，因而實踐唯物主義者也就是共産主義者，對他們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世界革命化。所以馬克思說，以往的“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同上書19頁）。費爾巴哈就不了解這一點，他“隻是希望達到對現存事實的正确理解”，并且“他在力圖理解這一事實的時候，達到了理論家一般可能達到的地步”，然而，“任務卻在于推翻這種現存的東西”（同上書47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說：“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上書第2卷218頁）

其次，所謂革命哲學是指唯物史觀的産生提供了具體理解人類曆史演變實質的革命學說，為無産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共産主義準備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唯物史觀作為實踐唯物主義的産物，其本身就履行實踐唯物主義的使命，是為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而服務的。不過它與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不同，它不提供社會主義實踐的具體方略，而是從革命和社會主義必然性的角度提供曆史和邏輯的證明，這是哲學作為一般的世界觀理論所能為革命和社會主義提供的最強有力的論證。費爾巴哈就不理解，隻有實踐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才是通向革命和共産主義的橋梁，他主觀上曾借助“社會的人”這一對他來說是抽象的規定，“宣稱自己是共産主義者”（同上書第1卷47頁）。但是，如馬克思所指出：“他從來沒有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動”(同上書50頁），從來“沒有批判現在的生活關系”（同上），不了解革命的意義。所以“當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積勞成疾的和患肺痨的貧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時候，便不得不訴諸'最高的直觀’和理想的'類的平等化’，這就是說，正是在共産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看到改造工業和社會制度的必要性和條件的地方，他卻重新陷入唯心主義”(同上）。

費爾巴哈的教訓表明了一個真理，哲學要實現革命化，真正成為革命哲學，必須立足于實踐的基礎上，将唯物主義貫徹到底。隻有基于實踐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才是無産階級“改變世界”的銳利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