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缪爾森：一座殘酷的高峰

“我不在乎誰為一個國家制定法律,誰為它起草條約——隻要由我來寫經濟學教科書就行。”

這是保羅·薩缪爾森說過的一句驕傲的名言。薩缪爾森被譽為經濟學最後一位“通才”，過去半個多世紀，他的《經濟學》教科書幾乎滲透到全球主要國家的大學課堂。

但是，有人批評，他将經濟學引入了“窄門”，他的教科書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帶入了一種錯誤而痛苦的經濟學範式。

問題是，薩缪爾森的影響力已無處不在，在各國大學課堂、白宮羅斯福廳、美聯儲議息會議上都活躍着薩式思想。薩缪爾森，猶如一座殘酷的高峰矗立在經濟學史上和各國宏觀經濟權力舞台上。

我們該如何理解薩缪爾森？

薩缪爾森自稱是一個折中主義者，但我們容易看到折中背後的明顯矛盾。薩缪爾森對凱恩斯主義的诠釋是他獲得經濟成就的重要原因，但是不同時代對凱恩斯的評價也限制了對薩缪爾森的評價。美國經濟學家馬丁·布朗分布倫納曾經這樣評價薩缪爾森的才華：我們隻能回到以前的時代，回到凱恩斯和熊彼特的時代去尋找，像薩缪爾森這樣的經濟學全才世所罕見。

本文以薩缪爾森的學術生涯為主線，分析戰後凱恩斯主義的發展脈絡以及對今日之影響。

本文邏輯

一、芝加哥與哈佛

二、凱恩斯與漢森

三、新古典與困境

【正文7000字，閱讀時間30'，感謝分享】

01

芝加哥與哈佛

一戰與大蕭條，這些是薩缪爾森、弗裡德曼這代人成長裡的時代背景音。1915年，薩缪爾森出生在美國印第安納州一個名為加裡的小鎮。保羅的父母是東歐猶太人，年輕時便來到美國求學。保羅出生時，父母在加裡鎮經營着一份還不錯的小藥房生意。

薩缪爾森8歲的時候，這家人搬到了芝加哥，他在這裡度過了中學與大學生涯。在海德公園中學，13歲的薩缪爾森勤勉好學，從他的成績單與課外活動來看，這一時期薩缪爾森對文學和人文科學頗為感興趣，他常常去加裡鎮當地的圖書館翻閱經典文學讀物。他的父親有一本《國富論》，但是他從來沒有碰過。

中學畢業後，年僅16歲的薩缪爾森考入了本地一所冉冉升起的院校，芝加哥大學。在這裡，他接受了古典經濟學的熏陶。薩缪爾森這樣描述自己在經濟學系上的第一堂課：

“在寒冷的1932年1月2日早晨8點，我就像進入了天堂，一個屬于我的天堂。我邁進芝加哥大學的一間教室，從此迎來了另一種人生。”

這堂課系社會學教授路易斯·沃思講授的馬爾薩斯人口增長理論，是社會科學入門課中“工業革命與社會變革”系列的第一講。

20世紀30年代，社會科學是芝加哥大學的一個中心學科。本科頭兩年，薩缪爾森學習的課程主要是社會科學、物理學、生物學以及人文科學，對經濟學的學習則基于社會科學的大框架之下。一定程度上，這些社會科學的教育訓練了薩缪爾森如何進行科學研究。

關于經濟學課程，大學期間，薩缪爾森專修了“經濟秩序”、“貨币銀行學”、“經濟理論”，使用的教材較為傳統，譬如《現代經濟社會》、《經濟學綱要》、《經濟學概要》。這些讓薩缪爾森打下了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但是并沒有火光迸發。大二時，薩缪爾森一度考慮要成為一名社會科學家。

這一時期的芝加哥大學算不上明星璀璨，但是正孕育出一批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與薩缪爾森同期的學生裡，還有喬治·斯蒂格勒與米爾頓·弗裡德曼。有趣的是，這兩人後來成為了薩缪爾森在學術派别上針鋒相對的對手。弗裡德曼比薩缪爾森晚到芝加哥大學，斯蒂格勒是薩缪爾森的同窗。斯蒂格勒回憶過一些舊事，譬如“自己把在亨利·舒爾茨的課上做的筆記借給薩缪爾森看，讓薩缪爾森體會到了行列式組的樂趣”；再如斯蒂格勒曾勸薩缪爾森盡可能多學習數學課程。

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保羅·道格拉斯、雅各布·瓦伊納、弗蘭克·奈特都教授過薩缪爾森。尤其是奈特，薩缪爾森多次提及大學時自己将奈特視為“偶像崇拜”，同時也為奈特的自由主義所吸引。

這時芝加哥大學的貨币學派在理論上尚未興起，不過在教師中顯露雛形。芝加哥大學的幾位經濟學家聯合簽署了一本小冊子，倡議全額準備金制度以保證貨币穩定。這一時期，薩缪爾森也認同這一倡議，認為假設貨币供應無變化，美元的價值也不會有變化。再譬如迪雷克托當時給薩缪爾森留下印象：大蕭條是由關稅造成的。

當然，晚年的薩缪爾森已經完成了自我革命。他不僅摒棄了在芝加哥大學中接受的一些觀點，在回憶錄中寫道“就讀芝加哥大學時候，奈特與迪雷克托就把'演繹總比歸納重要’這個錯誤觀念灌輸給自己。”

大四，在雅各布·瓦伊納的經濟理論研究生課程上，薩缪爾森接觸到了更精深的經濟學。瓦伊納以嚴格篩選著稱，研究生聽課時戰戰兢兢，旁聽生薩缪爾森渾然天成融入其中，甚至偶爾能夠指出老師的小錯誤。本科階段，薩缪爾森就小有名氣。

1935年，薩缪爾森獲得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得益于芝加哥大學科學研究委員會開始推行的一項教育實驗，薩缪爾森入選項目篩查的全美八名經濟學優秀本科生之一，從而免去了研究生費用。不過這項實驗的條件是不能在本科的學校繼續讀研，薩缪爾森選擇去哈佛。這出于他關于哈佛的一個純真想法“馬薩諸塞的劍橋，是個甯靜的綠色村莊，正是讀書求知的好地方”。

當時哈佛新校長上任，聘請了一批高知名度的教授，希望推動哈佛向一所精英大學轉變。一批來自歐洲的學者加入了哈佛經濟學系，包括約瑟夫·熊彼特、瓦西裡·列昂惕夫。

秋天，哈佛開始新學期。薩缪爾森第一年的經濟理論課程由熊彼特擔任講師，這門課程對于學生的要求很高，閱讀材料涉及馬歇爾、維克塞爾、庇古、龐巴維克、奈特和威克斯蒂德等。教授薩缪爾森的時期，熊彼特正在撰寫他的商業周期。不過，當熊彼特的這本書正式出版之時，凱恩斯的《通論》已經震撼了整個經濟學界，即便在熊彼特的學生當中，大家也更為關注凱恩斯的理論。

離開哈佛後，熊彼特與薩缪爾森依然保持着聯系。熊彼特評價薩缪爾森是“我們時代最有才華的經濟學家之一”，而薩缪爾森也十分認可熊彼特的成就，評價“伊麗莎白時代的黃金時代和熊彼特的晚年很契合”。

埃德溫·威爾遜是物理學家威拉德吉布斯在耶魯的關門弟子，是數學家、也是數理經濟學，在他開設的數理經濟學研習班上，柏格森、亞曆山大、薩缪爾森和熊彼特是僅有的四個學生。前三位都僅有20歲，而熊彼特當時已經52歲了。威爾遜讓薩缪爾森接受了數理經濟學的專業訓練，引導他走上了專業的數理思維訓練。薩缪爾森寫道，每節課結束後，他都能和威爾遜談上一個小時。

業餘時間，薩缪爾森也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微分方程、數值分析、應用理性力學和經典熱力學方面的數學問題。薩缪爾森意識到，數學模型能夠簡潔明了說明問題，而且這是現代經濟理論的重要特征。

哈佛期間，薩缪爾森認識了他的發妻瑪麗昂·克勞福德。兩人同在經濟學院念書，瑪麗昂後來也研讀了碩士，成為熊彼特的助理。在薩缪爾森後期的研究中，瑪麗昂也參與其中，給予了許多幫助。

02

凱恩斯與漢森

1933年，經濟大蕭條，羅斯福上任後實行了一系列複興政策。哈佛資深一輩的經濟學家普遍持有悲觀态度。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不久後，《經濟學季刊》就刊出了哈佛教授如列昂惕夫、熊彼特的批評。熊彼特認為這本書根本沒有提供一般性的理論，根本不科學，經濟學系裡的大多數教授對此也不足以認可。

但是，這種新思潮的火苗正在迅速燃起，一些哈佛年輕教員為凱恩斯所傾倒。他們在哈佛創立了凱恩斯研讨會，而薩缪爾森在這個研讨會上讀到了《通論》的副本。當時他的老師列昂惕夫對于《通論》持貶低态度，薩缪爾森最初也有些抗拒。

不過，阿爾文·漢森的出現徹底改變了薩缪爾森的學術思想。1937年，漢森從明尼蘇達大學來到哈佛大學，這時他就已經支持凱恩斯，這在當時50、60歲以上的經濟學家中是少見的。事實上，後來漢森也成為了凱恩斯在美國政界學界最重要的普及者。

在漢森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會上，兩人漸漸結識和熟悉。這個研讨會是哈佛大學凱恩斯思想發展的主要陣地，話題覆蓋了公共服務部門的政策問題。包括時任美聯儲主席馬裡納·埃克爾斯和薩缪爾森的老師雅各布·瓦伊納都來過擔任演講者。

漢森和薩缪爾森有着許多共同點：新移民、都有過人文學科教育基礎、普通家庭出身，但是讓兩人一拍即合的是對凱恩斯的理解——提供了一條中間路線：既包含對凱恩斯技術型批評，又吸收了凱恩斯新理論中有價值的地方，兩相融合。

當然，漢森并不是凱恩斯的美國傳話筒。實際上，漢森沒有使用凱恩斯的微觀邏輯，借用的是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的分析框架。希克斯是凱恩斯主義微觀化解釋的重要人物，他在1937年《計量經濟學》上發表的《凱恩斯先生和“古典學派”:一種解釋》，解釋和修正凱恩斯主義，說明貨币對收入的影響。1949年，漢森在《貨币理論和财政政策》一書中，把财政政策的引入希克斯的模型中，形成了IS-LM模型，即"希克斯-漢森分析"。這一模型成為了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分析框架。

薩缪爾森在宏觀經濟學方面的衆多成果都是建立在此模型基礎上拓展而來。

早在1939年，薩缪爾森在老師漢森的研究上發展了乘數-加速原理。他用一個下午的時間寫完了這篇《乘數分析與加速原理之間的相互作用》，引發學界關注。薩缪爾森在自述中也提到，這篇論文僅僅是在糾正自己導師著述中微不足道的數學錯誤而已，主旨與漢森的模型完全相同，隻是更一般化。不過，他學習凱恩斯理論的方式，“不是接受凱恩斯提出的更一般化的理論而是将凱恩斯的思想融入他從熊彼特、哈伯勒，尤其是漢森那裡學到的現有商業周期理論中。”【1】

後來，薩缪爾森将乘數-加速原理引入IS-LM模型中，用投資與總收入之間的倍數效應來解釋商業周期、市場失靈；進而解釋政府幹預，如财政政策，可以修正商業周期，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僅從解釋框架來說，薩氏的凱恩斯主義與凱恩斯的凱恩斯主義其實是兩回事。

1940年夏，薩缪爾森開始準備自己的博士論文《經濟學分析基礎：經濟理論可操作的意義》。這篇論文寫得很快，到秋天結束，薩缪爾森向瑪麗昂口述内容，瑪麗昂代他寫完了初稿。這正是《經濟學分析基礎》的雛形。他希望引入一種可操作的經濟理論研究方法，而數學是實現這種可能性的重要工具。

很快到了畢業期，威爾遜在幫薩缪爾森考量去處時有些犯難，薩缪爾森在數理經濟學領域成果斐然，但這僅是經濟學的一個特定領域，現有的教職很少。由于戰時原因，麻省理工學院的教職空缺，向薩缪爾森發來了邀請函。當時，哈佛大學已向薩缪爾森提供了一份年薪2500美元為期一年“經濟系講師”的工作。經濟系執行委員會召開會議，有人建議向薩缪爾森提供5年的任期，熊彼特甚至威脅如果不向薩缪爾森發起聘請，他就辭職。不過，最終委員會并沒有發起新的聘請。此事在當時還引起了小範圍的讨論，多數人認為薩缪爾森的離開與哈佛的反猶氛圍有關。

威爾遜也與薩缪爾森就此事溝通過兩次，幫薩缪爾森分析他在兩個學校的前景。當時的哈佛經濟系收錄了多名經濟學權威，在學術研究上遠遠超越麻省理工，後者隻是一所工程系院校，甚至沒有經濟學研究生課程。不過，威爾遜仍然鼓勵薩缪爾森去麻省理工，這樣或許可以将研究推到新的方向。最終，薩缪爾森接受了麻省理工年薪3000美元“助理教授”的聘用，從此便留在了麻省理工。

同時期，在老師漢森的指引下，薩缪爾森開始接觸華盛頓圈子。二戰後，漢森的合作夥伴勞克林·柯裡為政府招聘了大量的經濟學家，漢森此時也為政府做了大量的政策報告，譬如戰時特定行業的稅收、通貨膨脹和戰後的充分就業，薩缪爾森參與其中。1941年，薩缪爾森加入國家資源規劃委員會，他提議的項目是充分産能上的消費者需求，需要調查在充分就業情況下人們的購買行為。

當時，羅斯福新政也引起了許多敵對。國家資源規劃委員會出版了漢森的《戰後充分就業》的小冊子，提出了“公共債務不是可怕的東西，而是政府的政策工具”，走到了風口浪尖之上。保守派往往支持政府财政預算的平衡，認為這會鼓勵政府增加借債，導緻經濟崩潰。一位共和黨參議員批評這種财政支出政策有倒向“計劃經濟制”的嫌疑。1943年，這種批評達到了頂點。6月，總統決定解散國家資源規劃委員會。

在華盛頓，薩缪爾森接觸到更多專家、官員，對于政府和現實的參與越來越主動。他主動向新聞雜志緻信，批判華盛頓專家的觀點分歧，反駁“正在形成的無端的樂觀主義氣氛”，試圖警告人們在戰後可能出現的失業乃至危機問題；他也參與了美聯儲利率工具的論戰，在學術雜志上發文提出應該大幅降低利率。這一時期，薩缪爾森“通才”的特長漸漸成型，既能夠專注數理經濟學研究，又參與政策分析，同時為政府機構撰寫統計和分析報告。

在薩缪爾森對學生勞倫斯·克萊因的論文指導中，對凱恩斯經濟學的脈絡進行了系統化的分析，最終定義為“凱恩斯革命”。1946年，凱恩斯去世。薩缪爾森受邀撰寫一篇悼文，他的評價也反映了他對凱恩斯理論的發展趨于成熟：“《通論》充斥着混亂和困惑，組織結構一團糟；但它的确是一部天才之作，分析既明顯又新穎，它的貢獻在于為分析有效需求水平及波動提供了一個相對現實的完整體系。”【1】

凱恩斯去世後，薩缪爾森和他的老師、學生們正在開創一個全新的學派。

03

新古典與困境

戰争結束時，薩缪爾森收到了經濟學院主任拉爾夫·弗裡曼的一份邀約。經濟學是麻省理工學院大三學生的必修課。弗裡曼發現，傳統的經濟學課程讓學生們乏味又茫然。他詢問薩缪爾森是否可以用半個學期寫一本經濟學教材書，“忽視你的喜好，盡可能全面和簡短。如果他們喜歡，就證明這是一本優秀的經濟學教科書。”

薩缪爾森希望經濟學教材能夠給不同政黨、不同道德立場的人一種科學的經濟分析思維，盡量簡化、抽象化。他配合了詳細的個例、簡明的數學圖解讓讨論盡可能具體。當然，與過去教材最大的不同，薩缪爾森劃分了全新的經濟學結構，并且将凱恩斯主義視為宏觀部分，将傳統經濟學視為微觀部分。這成為了經濟學的一種範式，令一些經濟學家感到苦惱的範式。

這本書在出版時遇到了一些阻礙，視察委員會中的少數人甚至認為薩缪爾森有社會主義傾向。最終，校長卡爾·康普頓出面擔保，這本書才得以順利出版。

三年後，《經濟學》教材問世，第一版就賣出了12萬本。從教材發展為一本暢銷書至今仍發揮着巨大影響力，餘音袅袅。如今已經出版到19版，被翻譯成40餘種語言。

他的同事羅伯特·索洛認為“保羅的教科書是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戰後教科書，因為它代表了戰後經濟學的真實狀況。”同時，随着教材被多國引入，尤其是在一些經濟轉軌國家，影響了衆多經濟學者。某種程度上，薩缪爾森重新定義了人們如何認識經濟學及世界的方式。

對80、90年代的中國青年來說，薩缪爾森的《經濟學》意味着第一次經濟學洗禮。這本著作将西方經濟學系統帶進中國，不僅是90年代大學校園經濟學啟蒙教科書，更是知識圈裡的暢銷書，有人評價它“開天辟地的啟蒙之感”。

《經濟學》，成為了薩缪爾森新古典綜合派的重要堡壘。薩缪爾森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與新古典主義結合，最終衍化出新古典綜合派。新古典綜合派提出了現代國家的“混合經濟”之說，即經濟分為國家管理的公共經濟部門和市場主導的私有經濟部門。新古典綜合派，某種程度上是薩缪爾森自稱“折中主義”的一種表現。不過，從這一時期到晚年，薩缪爾森在公衆心中已經完全站到了凱恩斯主義一邊——凱恩斯主義集大成者。

1946年，芝加哥大學向薩缪爾森抛來橄榄枝，希望邀請他前來就職。薩缪爾森有過意願，但是最終仍然回絕。其後，薩缪爾森的一生都在平靜的麻省理工度過。在這裡，他桃李芬芳，将麻省理工塑造成了美國經濟學大本營，教出了一群影響美國學界政界的經濟學家。他的三個研究生助手勞倫斯·克萊恩、羅伯特·默頓、約瑟夫·斯蒂格裡茨陸續都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五六十年代，薩缪爾森在美國經濟學界享受着頗為崇高的地位。

1959年起，薩缪爾森開始擔任肯尼迪的總統調查咨詢顧問和美國國家計劃局經濟顧問，不過為期很短暫。他向肯尼迪講述經濟學課程，并提出減稅的建議。人們認為，減稅方案推動了肯尼迪-約翰遜在任期間的經濟繁榮。從此以後也開啟了凱恩斯主義者擔任政府幕僚、進入白宮咨詢顧問委員會的傳統。戰後美國經濟持續穩定繁榮，美國經濟學屆将這一功績送給了薩缪爾森以及他的新古典綜合派。

1970年，薩缪爾森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第一個獲得該獎的美國人。然而，這是薩缪爾森學術榮譽最後的高光時刻。這時，美國經濟正在遭遇麻煩，通脹率高企，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過去，薩缪爾森主張的政府幹預促進經濟增長的邏輯解釋不通，他的菲利普斯曲線也失靈了。

菲利普斯曲線最早于1958年經濟學家菲利普斯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他通過對100年英國工資變化的分析，得出失業率與工資增長成負面相關影響。1960年，經薩缪爾森和索洛論證後，變換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呈現負相關關系。而當下，任憑政府如何調節經濟，高通脹率之下仍然是高失業率。

滞漲危機爆發後，薩缪爾森在宏觀經濟學上的成就也遭受嚴厲的挑戰。弗裡德曼、盧卡斯、薩金特、拉弗等經濟學家批判凱恩斯式幹預政策引發了滞漲危機，批判菲利普斯曲線以及薩氏宏觀經濟學分析存在微觀缺陷——脫離邏輯演繹的數量統計與經驗論證。同時，他們在貨币、稅收等政策上提供了更好的解決方案。1982年冬天，随着裡根改革和沃爾克革命獲得成功，美國經濟開始複蘇，新自由主義崛起，薩缪爾森的新古典綜合派日漸式微。

據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回憶，他在麻省理工讀研究生的時候，凱恩斯主義的名聲已經開始隕落了，至少在學術界是這樣【3】。這時，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斯坦利·費希爾、斯蒂格利茨等接過了薩缪爾森的接力棒，提出新凱恩斯主義。他們跳出了希克斯-漢森-薩缪爾森的分析框架，回到凱恩斯當年的工資粘性與價格的微觀角度重新解釋市場失靈。他們認為價格反應遲鈍、甚至短期失靈，阻礙了經濟複蘇，引發了商業周期。斯蒂格利茨還創建了信息不對稱理論來解釋價格失靈、逆向選擇等問題；阿克洛夫、席勒則從非理性假設的角度解釋非理性繁榮與蕭條。薩缪爾森之後，新凱恩斯主義的解釋框架成為了主流，給幹預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伯南克正是接受了這套新的解釋框架。

如何評價薩缪爾森？

對薩缪爾森的評價總是受限于對凱恩斯的評價。而作為一個學者，薩缪爾森對學術的追求令人敬佩，這位“通才”的研究幾乎涉及到經濟學的方方面。費希爾曾這樣評價薩缪爾森：“薩缪爾森對經濟理論的幾乎所有方面都做了根本性的貢獻。”其中，包括容易被人忽視的微觀理論的原創性貢獻。

2004年，晚年的薩缪爾森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個預言：在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深化中，随着中國産業升級換代，當中國的技術要素不斷進化，美國相對的技術優勢消失後，兩國的貿易往來會發生摩擦。這篇文章後來引起了大讨論，人們将此稱“薩缪爾森陷阱”。

這一理論很容易被看作貿易保護主義。但其實不是。薩缪爾森采用的是他在1948年發表的《國際貿易與要素價格均等化》一文中創建的微觀理論——要素價格均等化。

薩缪爾森曾經說過：“很久之前，我給自己設置了這樣一個宏偉的目标：讓自己的原創能力得到别人承認。若要對科學更有用，就要清楚其他科學家在做什麼，并以自己的量子躍遷來推動科學的疆域。”

作為一個折中主義者，他在微觀經濟學上的成就容易被人遺忘，卻在曆史的長河中展現出持久的生命力；他在宏觀經濟學上的努力總是充滿着争議，其評價伴随着經濟的沉浮而有所不同。

薩缪爾森對今天世界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範疇。凱恩斯永遠掌握着一個法寶那就是經濟危機，隻要來一場危機，恐懼的人們猶如擁抱強人一樣歡迎凱恩斯的回歸。薩缪爾森還有兩個法寶，那就是那本經濟學教科書以及麻省理工學派。

薩缪爾森沒有委任世界各國财政與貨币當局領導的權力，但是他的教科書以及麻省理工學派，源源不斷地提供人才候選人，向全球各國央行輸送行長。如今，全球90%的央行行長均為新凱恩斯主義者。費希爾從麻省理工出來後分别擔任了以色列行長、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及美聯儲副主席。他被稱為“央行之父”，是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博士論文導師。這些掌握實權的薩氏門徒，不斷地使用權力來強化對他們學術的依賴。世界似乎進入了一個反複循環的“斯德哥爾摩陷阱”。

薩缪爾森畢生的學術成就以及其在學界政界難以撼動的遺産，給當下經濟學以及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設置了一座不易攀越的殘酷的高峰，并留下了一片巨大的陰影。經濟學家無法回避它、移除它，唯有攀越它，世界經濟在學術上才能通向繁榮與自由之路。

注：文中薩缪爾森的生平叙述主要參考羅傑·巴克豪斯的《薩缪爾森傳》和薩缪爾森的《薩缪爾森自述》，感謝薩缪爾森、巴克豪斯以及兩本書的中文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