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細菌部隊”幸存勞工回憶錄

一

我叫左憲良，1922年出生在黑龍江延壽縣。“九一八”事變以後，僞滿政府對東北百姓橫征暴斂。一是“糧谷出荷”政策，隻有日本人能夠吃大米，中國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經濟犯，強制收繳農民糧食的。二是“勤勞奉公制”政策，無償征召勞工，16歲以上男子都必須擔負勞役義務，被抓勞工背井離鄉，受盡苦難，許多人做了異鄉鬼。

1937年我16歲了，為躲避出勞工，母親在日僞“國事調查”時，給我瞞了兩歲。從1939年起，我也和父親一樣，每年都要被抓去當半年以上的勞工，幾年間先後做過修“國道”、建機場、壘屯牆、挖大壕、打“明子”(軍用引火柴)等苦力。

1943年，根據日僞當局掌握的情況，我已20歲到了服“國兵”兵役的年齡。這年秋季的一天，實際與我同齡，已當了2年“國兵”，家住鄰村的我堂兄妻侄魏馭文問我是否願當“國兵”。一想要被征去當“國兵”我心裡就充滿恐懼。1941年夏的一天，我進縣城賣瓜，親眼看見一個外号叫“高回子”的日本軍官，用帶着刀鞘的戰刀，劈頭蓋腦地猛力砍打一個脖子上纏着繃帶的“國兵”，打得他繃帶處膿血四溢，被打“國兵”還不停地“嘿嘿“和立正。每想起那一幕，我心裡都很不是滋味，所以當魏馭文問我時，我跟他說最怕當“國兵”。

魏馭文告訴說，不想當“國兵”必須做到兩條：一是體檢測視力時要專向指針所指的相反方向指示，二是在體檢後對不合格者進行責打體罰時，萬不可招供實情。後來在當年年底“國兵”體檢視力不合格後，我連遭三遍毒打。我堅持說真的看不清，并稱越打眼晴越模糊，最終熬過了這一關。可我渾然不知，日僞凡重要、機密勞務，都要讓“國兵”漏子去幹，更不知兩年後我會因此被抓去“731細菌部隊”。

二

1944年春我得了傷寒病，暫且躲過了這一年的勞役。

1945年6月9日(陰曆4月29日)，我在田間正做農活，僞區公所派人下達通知，命令我去“國境線”當勞工，沒有期限。

在僞滿時期，誰家接到這樣的通知，就是禍從天降。因為凡是去“國境”當勞工的很少有人活着回來。父母和全家人放聲大哭了一宿。我家10口人(父母、兩個弟弟、兩個妹妹、我和妻子，還有兩個孩子)，我是長子，是全家的主要勞動力，我去當勞工，今後全家的生活怎麼辦？更何況這一年春天，我家藏在河套沙灘裡的12袋口糧已被日軍搜走，全家人連食都無着呢？但是如果不去，日僞當局要抓我坐牢。萬般無奈隻好任由人家擺布。與我同時被派去“國境”的還有本村的倪河。第二天，父母與親友給我湊上20多元錢，全村鄉親們哭着将我二人送出10裡多路，灑淚而别。那生離死别的慘景，讓我終生難忘！

全縣530名勞工到縣城集合後，由僞縣公署動員股股長蘇耀官給大家訓話，他高提着嗓門說：“你們這支勤勞俸仕隊是去'國境'幹活，沒有期限，你們要有心理準備。不許往回跑，跑回來就是死罪，家屬還要坐牢！”勞工們聽完訓話，痛哭一場，大家知道這意味着要和家鄉親人永别了。

接着，僞縣公署用兩天時間給勞工編隊。全縣編1個中隊，轄5個小隊，每個小隊轄3個分隊。小隊100人左右，分隊30人左右。中隊長、中隊副、衛生長等中隊頭頭，都由縣動員股指派，小隊長、分隊長則是由中隊長從曆年的勞工小頭目中選用。

6月13日，編完隊，用馬車把我們送到珠河縣(今尚志縣)火車站，坐火車走四五個小時到了哈爾濱站，又南行到孫家站時，乘務人員讓大家拉上窗簾，乘警警告大家不許扒窗簾往外看，否則就是死罪。火車又走半小時，到了平房站。下車後大家背着行李走了一個多小時，來到老五屯。這裡就是殺人魔窟日本關東軍“731細菌部隊”的一處勞工駐地。

三

老五屯有五座工棚，占地約1華裡見方。東南方是一個大操場，北面不足200米處是面積大約40畝的勞工墳地。南面和西面半華裡外的地方，也是勞工房，住着其它地方征來的勞工。正南大約3華裡的大片地方就是關東軍“731細菌部隊”的營區、場區和工區。

為了防止勞工逃跑，在工棚區周圍布設了鐵絲網，鐵絲網外有3米寬、2米深的水壕，壕裡灌滿了水。工棚區隻有一個南門，設固定崗哨，由中國勞工站崗。外面設流動哨，都是荷槍實彈的日軍。

日軍規定，勞工崗哨發現有蓄意逃跑等可疑情況要立即逐級向上報告，報到日本勞務班，就抓起來處死。勞工夜間上廁所也得首先向崗哨打招呼，不然就按逃跑論處。他們還規定勞工不準給家人和親友寫信、不準在場區勞動時交頭接耳、不準随意出工棚區、不準吃飯時說話、不準穿衣服睡覺、不準熄燈後說話。

到老五屯工棚後，給勞工每人發了一套綠色“更生布”（用破棉絮和破衣服紡出來的布）勞工服，帽子後邊如日本軍帽一樣，帶3條布帶。第二天是端午節，日軍命令全體勞工在操場上集合，集體照像，然後把個人的照片貼在勞工的身份證上，以便出入場區時檢查驗證。發完勞工身份證後，我們這個中隊被編入“731部隊”勞務班，當天就由中、小、分隊長帶隊進入場區。

“731部隊”是一個大院，周圍有七八尺高的圍牆，上面有高壓電網，從外表看像是工廠，裡面有一座二層方樓，有發電廠、鍋爐房和許多車間、倉庫，還有3個高煙囪。大門設兩道崗，由日本兵端着三八步槍站崗，勞工從場區北門進院時不許往裡看，每人先出示勞工身份證，由門崗日軍衛兵搜身檢查和驗證。

在搜身檢查和驗證時，兩名衛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槍、兩名衛兵持十四年式手槍，一齊對着勞工的胸膛，那場面非常吓人。如果搜出一根火柴，就是死罪。一次一個小隊長幹活時身上沾了酒精，過門崗檢查時，日軍說他偷酒精兌酒喝，打掉他全部門牙，吓得勞工人人自危。走出場區東門就進入幹活的工區。工區的四周也有鐵絲網圍牆。我們吃飯、睡覺和去工區勞動往返走路，都必須集體行動，不允許個人單獨行動。

四

勞工們住的工棚，是兩塊木闆人字形支起的棚蓋，棚蓋直接接地，闆棚内中間向下挖出一條半米深、60公分左右寬的人行通道。通道兩側是半寸厚木闆鋪成的長鋪。睡覺的時候大家頭朝裡，腦袋頂在棚闆上，腳懸在床邊。一座棚子住一個小隊，棚長約40米，寬不到4米，棚兩頭各開一門，沒有窗子，但棚闆四處露縫。棚裡陰暗潮濕，床鋪四周長滿青草，勞工們入住不到半月就都有生起疥瘡、“繡球風”等皮膚病。

每天吃飯的時候，勞工們都要事先在自己鋪位中間位置面朝過道盤腿坐好。勞工夥食班負責把1個飯碗、1個菜缽、1雙竹筷在勞工面前擺好，并給大家盛好飯菜。爾後，站在棚門口的小隊長沖着全小隊百拾号人高喊日語“卡西喲木克道”，勞工們随着一齊高聲複頌，同時雙手合十舉到額前作揖，雙目緊閉，心中想着：這飯菜是天皇恩賜給我的。約2分鐘後，小隊長又喊“衣達達克麻絲”，勞工亦齊聲複頌，然後吃飯。就餐過程中，隻能聽見“咝、咝”的吸食聲，上百号人不能有一點說話聲音。

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對勞工如待豬狗。每天的日常飯菜：早飯是高粱米摻黃豆幹飯半碗；午飯是發黴玉米面摻橡子面窩頭兩個；晚飯是高粱米摻黃豆稀粥半碗。所謂的菜湯，半碗是菜湯，半碗是泥水。100号人的小隊做菜時的配比是：24桶水、2瓢鹽、5大簍生菜。整鍋菜沒有一滴油。每頓飯都給發一點被日本人扔掉的變質鹹菜。吃飯時有小隊長和分隊長監視，不許扔飯菜，甚至連菜湯中的泥水也要喝光。大家尤其不願吃那發了黴的日本鹹菜，可日本人又偏偏要求必須徹底吃掉，有的勞工吃時嘔吐也要挨訓斥或責打。

五

第一天幹活我被分配到電鋸場，加工木闆和方子。這裡的話又髒又累。日本人對工作效率要求很高，一點休息時間也不給。我是掌鋸的，電鋸切割木料要加水，機器一開，鋸水、鋸末濺滿身滿臉，可掌鋸的必須睜着眼睛盯住鋸口，不然一旦拉偏，就要遭受毒打，也有可能被日本人要了命。鋸水和汗水每天都濕透全身衣服。在這種環境下高強度地超體能勞動，10幾天後，勞工們全都皮膚收縮，頭發逐漸脫落，經常感冒。不到1個月，我家河北鄰村的一個姓景的工友，因累加餓得重病而死，年僅22歲。我染上了肺結核病，經常大口吐血。日本人不給醫治，還要你照樣上工幹活。先期來的勞工對我們說，老五屯北面那片勞工墳，每天都有許多新屍埋葬。

在我們工棚區向東走不到1華裡，緊靠勞工墳地邊沿處，有一個專門收容患病勞工的地方。景姓的勞工就是送到這裡後不久死夫的。他到這裡，是小隊安排我們4位工友架來的，我們原以為這兒是治病的去處。這個地方沒有房子，從地面上看是個扁平土包。土包西側有個半地下的窖門，進去後是個大地窖，門口很黑，往裡走看見一排柱子上挂着數盞火光微弱的豆油燈。燈下是與勞工棚一樣向下挖成的過道，過道兩邊地上鋪着茅草是為病床，上邊稀稀拉拉躺着些毫無聲息的“病人“。窖裡陰森、冰冷，讓人不寒而栗。

我們幾人走進不到20米，迎上來一個30多歲、穿着一身爛衣服的人，對我們說：“是送病号的吧，把他放這你們回去吧。”我們返回時，大家看見一個臉色蠟黃的“病人”鼻孔裡爬出許多蛆來，我們驚恐地迅即離開那裡，想必那人已死去多時了。據說，這裡死去的人，在墳地裡随便挖個坑，把屍首砸巴砸巴就埋了。

在電鋸場的我們16名勞工，因無法完成每天的定額，被日本人調到木材場去搬運和堆放木料。瘦弱的勞工，2個人擡一根水曲柳大圓木，走起路來搖搖晃晃，腿直顫抖，但都得咬着牙堅持。日本人總在叫喊快幹，還時不時地用鞭子抽打勞工。

有一天，我們在搬運木料時，發現在木料堆下有兩隻大眼賊(一種黃色野鼠)，勞工們立即圍起來，将其踩死。大家萬萬沒有想到，這件事惹下了一場橫禍。管我們的日本工頭關崗知道後，瞧着死鼠，對我們這些人大發雷霆，下令讓我們全分隊30名勞工緊急集合，站成一排。我個子高站在排頭，關崗上前左右開弓，重重打我兩個大耳光，打得我耳朵嗡嗡直響兩眼直冒金星。然後命令我照這樣打下個人。我下邊是徐海山，我不忍心打他。這下可惹惱了關崗，他大聲罵“八嘎呀路”過來重重地一連打了我10多個耳光，然後把我倒在地，一頓狠踢，我的頭被踢腫，血流滿面，當時掉了兩顆牙齒，耳膜也出了血，遍體鱗傷疼得就地翻滾，不停慘叫。見此情景，大家被迫隻得互打耳光，直到每個人都被打得鼻青臉腫才罷休。

後來關崗找來翻譯對我們說：“今後見到老鼠要捉活的，不許跺死！”挨了這次毒打以後，我的左耳幾乎全聾，牙齒全部松動，後來逃回家以後，換上了全口假牙。大家始終不明白日本人為什麼對老鼠那樣親？多年以後我才清楚，老鼠是“731部隊”用作培鼠疫菌的。

還有一天，來了一名日本軍官，分隊長讓我跟他去。這個日本軍官把我帶進場區裡的一個大車間。他用手勢告訴我照他那樣走，兩眼隻準往前看，不許旁視，我點頭答應。進門一看，這個空曠的車間裡有好幾個像油罐形狀的大機器，正在轟響運轉，震得地面不停地顫動。隻見有6個日本人穿着黃色工作服，帶白色手套和口罩，正在看着機器。領我的日本軍官進前與正在看機器的日本人不知說些什麼，看樣子好像問他們要不要我。那幾個日本人都擺手拒絕。這時，我忽然想起先期來的勞工們說過的話：“日本人單獨調去的勞工，都是有去無回。”想到這裡，我精神立刻緊張起來，渾身冒汗。幸虧領我的日本軍官見大家擺手不用，才讓我回來。我走出車間，汗水已經濕透了全身衣服。回到工棚後，大家都說我命大。

六

7月17日，勞務班長官藤突然命令我們全中隊500多名勞工，到場區東南300米處的空場上挖大坑。官藤欺騙我們說，這是為了防空襲。于是我們又起早貪黑地挖坑，每天都要幹16個小時以上。雖然大家拼命地幹，一個手拿木棒監工的矮個子日本工頭(不知他的姓名)還嫌慢，連聲喊叫；“快快地！快快地！”看誰慢一點，就用木棒毒打。這樣，一直幹到8月8日，共挖成三個五六米深，40×50米長的方形大坑。我們萬萬沒有想到，這三個大坑，竟是後來“731部隊”為了消滅罪證，活埋中國勞工及用作細菌實驗那些人的墓穴。

後來我了解到當時“731部隊”監獄裡的關着四五百中國人，8月9日那天，關東軍司令部命令“731部隊”打開毒氣開關，毒氣順着監獄通風管道把裡面的人全部毒死了。屍體被澆上汽油放火燒，埋在這3個大坑。到解放後1957年，哈爾濱飛機制造公司建造家屬樓挖地基時，挖出這3個大坑，坑中密密麻麻的白骨，清理出來裝了3卡車。

七

一個多月後的一天，天還沒亮全中隊就起床開飯，集合出發。到哪去勞工們誰也不知道，也不敢問。勞務班長官藤等20多個日本人都騎着高頭大馬，在隊伍的從前到後一字排開跟進。路上，勞工們被驅趕着一路小跑。走了大約五六個小時，隊伍來到松花江邊。這時日本人分成前後兩隊，夾帶着勞工過江橋，到了北岸西行至太陽島(當時不知是太陽島)對面停下。隻見江面上浮着一圈紅色漂浮物。勞工們都以為日本人要淹死大家，心裡十分恐慌。

一會兒，被日本人召去開會的分隊長回來傳達說，皇軍今天賞賜大夥洗澡，江面的紅色浮标是界線，不能超過，越界者是死罪。說完命令勞工們脫光衣服，列隊向水裡走。見這陣勢，大家不相信是洗澡，仍認為要被淹死，接近浮标時水深已快沒脖，隊伍有點要亂，這時聽到岸上高喊；“向後轉，自由活動。”至此勞工們才知道真的是洗澡了。

在水裡不到1小時，既累又餓的勞工們就都遊不動了，紛紛聚至水淺處歇息，但沒有命令誰也不能上岸。日本人見狀，命令大家上來吃飯，這時已過正午。不知為何日本人這次格外“開恩”，給每人發了2個小饅頭。大家一陣欣喜，三口兩口就吃完了。給吃白面食品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隻可惜2個小饅頭在饑腸轱辘的勞工們面前，實在是太少了。飯後，日本人宣布要搞一場摔跤比賽。20幾個日本人全部上場，勞工每個分隊至少要出3人，一對一的比賽。他們規定，勞工摔倒日本人，一次獎勵一盒洋煙。比賽進行了近一個小時，每個日本人都先後摔過了三四個勞工，上場的勞工無一人獲勝得獎。本村倪河牙咬着牙，奮力與官藤摔了兩跤才被摔倒，算是日本人遇到的一個比較強的對手了，其他人輸得都很慘。每次勞工失敗，日本人都要一陣輕蔑地狂笑。這場“比賽”，實際上是在拿摔中國人取樂。連走路都打晃得勞工們哪裡是這些肥吃肥喝的日本人的對手。

日頭偏西，勞工隊伍又如來時一般，一路小跑五六個小時返回工棚，許多人把腿盤起剛坐到鋪上，沒等端起飯碗就一頭紮到地下過道裡或歪倒在鋪上暈過去。

八

8月9日，面帶驚慌的日本勞務班長官藤，領着翻譯，把2000多名中國勞工集合到操場上用日語訓話。翻譯說；“老毛子從牡丹江那邊過來了，咱們把這裡的建築物都破壞掉，老毛子到這看沒有建築物就走了。老毛子走後，我們再重建！等把建築物破壞完了，就用火車把你們送回家去。那時候，你們想要什麼東西，可以随便拿！”

大家聽說蘇聯出兵打日本，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私下裡說：“這回小日本要完蛋了，咱們不再當亡國奴了。”這時，隻見每個日本官兵都像丢了魂似的，滿臉愁容，但對中國勞工卻更兇狠。

當天晚上，吃完晚飯，累了一天的勞工剛要休息，勞務班突然命令我們全中隊勞工緊急集合，跑步進場區裝火車。原來日軍準備逃跑。我們擡着沉重的長方形木箱(不知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跑步往火車上裝，日本兵嫌幹得慢，用槍逼着我們，連聲吼叫：“快快地！快快地！”從9日晚開始，一直裝到10日夜間，幹了一天兩夜也沒休息，累得我大口吐血。最後日本人的家屬也都上了悶罐車。這時，所有日本人，往日那種趾高氣揚盛氣淩人的神氣都不見了，個個失魂落魄争先恐後地準備逃命。

我們裝完火車，又累又困，進工棚睡不到兩個小時覺，8月11日淩晨，突然來了一群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把工棚圍住，一邊吼叫，一邊用槍逼着我們去場區裡邊燒倉庫。場區裡有幾十個大倉庫，在平常日子裡根本不讓中國勞工靠近。我們打開這些倉庫一看，有的裡面堆放着方形鐵絲籠，籠中有老鼠、大眼賊、猴子，有的裝着牛和馬。當時也不知道這些動物是幹什麼用的(解放後才知是作細菌實驗和細菌生産用的)。

日本兵個個像兇神一樣，瞪着眼睛邊吼叫邊用槍逼着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往倉庫裡扛木料，再澆上汽油和酒精，然後下令點火焚燒。火光一起，馬、牛、鼠、猴亂成一團。大火共燃燒三天三夜，所有倉庫全部化為灰燼。我們在燒倉庫的同時，日本人就在場區裡開始炸樓，那座不讓中國勞工觀看得非常神秘的四方樓、發電廠、鍋爐房和各個車間，全被炸毀。實際上這是關東軍崩潰前夕在銷毀細菌部隊罪證。

日本人手忙腳亂，驚慌失措，如喪家之犬。平素穿協和服的關崗等日本人，現在都穿上軍裝，佩帶武器，挎着戰刀，看見中國人，眼睛都紅了。我們勞工也預感到日本鬼子肯定要垂死掙紮，殺人滅口，于是大家都萌生了逃跑的念頭。

九

我們勞工中隊的衛生長，就是前邊提到的那位教我騙過“國兵“體檢的魏馭文，是個有血性的漢子，他不想坐以待斃，要率領中隊勞工逃出魔窟。13日那天，他秘密下令讓大家都要把自己使用的鋼鍬磨快，鋒利到能割斷頭發的程度。他說如果日本兵來追，咱們就用鋼鍬跟他們拼！

那幾天總是下雨，我們已經連續幹了幾個晝夜沒休息，又乏又餓，衣服全被汗水和雨淋濕，真是精疲力竭，經常有勞工暈倒，我接連吐了幾次血。聽說要逃跑，大家都來了精神，一切困頓和疲勞一下子全沒了，我們都開始磨鍬。

半夜裡仍在下雨，從場區裡不斷傳來爆炸聲，把工棚震得來回搖晃。14日淩晨2時左右，魏馭文下令馬上開始逃跑。大家驚恐、興奮地立即行動。我們分隊30多人，乘風雨交加的黑夜，沖出工棚，用鋼鍬劈開鐵絲網圍牆，互相手挽手渡過水溝，然後鑽進高粱地往東北方向一直跑。到天亮已經跑出幾十裡路，這時候雨也停了，遙望“731”那裡，仍然濃煙沖天。

大家走進瓜地吃瓜，忽然發現從東北方向的大道上，匆匆忙忙走來一個日本兵，到了近前一看，年紀在20歲左右，身穿黃大衣，背一個鋼盔、一個背包，領章上是一個星，沒帶武器，看樣子是新入伍的兵，掉了隊。他看見我們這些手持鋼鍬的中國人，感到很驚訝，嘴裡說些什麼聽不懂，隻見他又行舉手禮，又連連鞠躬，意思是央求我們饒他性命。當時我們這些人如果殺他，易如反掌。但是，這些善良的中國人，看他還是孩子，家裡也會有父母在盼他回去，都不忍心殺他，大家以德報怨放他逃命。那個日本兵頭也沒敢回飛也似逃走了。

我們共走了5天5夜，終于逃出了殺人魔窟。到家後，聽說日本政府已經無條件投降了，那不再當亡國奴的喜悅難以言表。我死裡逃生回到家，與父母、妻子抱頭痛哭一場。我的體重由走時的66公斤降到46公斤，此後經常大口吐血。在家治療養病躺了一年，身體才逐漸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