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評論》馬瑞映：碎片化寫不好新文化史
來源： 《曆史評論》2020年第2期
20世紀最後20年，是新文化史迅速興起、“擴張”的時期，其刮起的“文化轉向”引領了歐美曆史學研究的新潮，成為西方史學一次具有标志性的轉折，也成為後現代學術在史學界的有力表達。而198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辦的一場頗具規模的學術會議則具有标志性意義，參會學者提交的代表性論文後來以《新文化史》之名結集出版，為當時諸多曆史學者關注的研究内容、研究對象規範了學術名稱，建立了統一的“陣營”。 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逐漸興起的新文化史，衍生于新社會史的研究潮流。新社會史通過對社會底層進行微觀的研究，旨在發現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解釋社會現象，認識人類社會的曆史發展與前進動力；新文化史進一步将文化現象作為研究重點，它舍棄分析曆史的因果關系，轉而借助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等理論，以文化因素考量事物表象背後的意義。新文化史與年鑒學派的演化也有密切關系。如果說第三代年鑒學派代表勒華拉杜裡所著的《蒙塔尤》以幾百年為考察時段，與布羅代爾還有一定傳承，那勒華拉杜裡随後提倡的“心态史”則使其成員的研究興趣、研究内容快速轉向微觀史領域，從“社會結構”退縮到象征性文化，脫離了前兩代年鑒史家總體史、長時段的初衷，成為新文化史興起的淵源之一。在美國，新文化史得到進一步發展，文化概念的外延更加廣泛，研究對象擴大到各類符号、儀式，滲透和影響到幾乎所有的曆史學分支。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是新文化史的最早嘗試，她倡導以文化為主體的叙事結構；林·亨特被譽為新文化史的“旗手”，她對文化心理分析推崇備至，以人類心智探讨法國大革命，舍棄了以往政治史傳統。彼得·伯克在《什麼是文化史》中認為：“到現在，新文化史已經成為文化史實踐的主要形式，甚至把它說成是曆史學實踐的主要形式也不過分。”随着新文化史研究規模的不斷擴大、論著的不斷增多，它日漸取代新社會史成為曆史研究中的“顯學”，成為最引人注目的新興史學流派之一。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馬丁·蓋爾歸來》，劉永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新文化史研究具有幾個顯著的特征。新文化史的核心是文化。他們不再注重偉大人物和社會精英，而是轉移到日常生活和普通群衆，極力探索從未被人重視的領域，将物質、身體和性等作為一種符号與象征以考察它們的曆史及文化意義。新文化史研究範疇的多樣化使廣大非專業學者湧入曆史學領域，它所強調的叙事性使諸多新文化史著作具有了通俗性讀物的特征。此外，受後現代思潮中語言學理論的影響，新文化史家将曆史看作是語言學的，認為文化往往通過語言來表現，而語言具有内在的結構，因此，“文化轉向”也是一種“語言學轉向”。跨學科研究是現當代西方史學的特征之一，也是新文化史的特征，但不同于20世紀上半期傳統社會史研究與社會學、經濟學的聯系，新文化史是借用文化人類學的概念，以語言學、符号學作為分析工具，與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後現代主義相一緻，對傳統史學進行批判。 新文化史的興起開拓了曆史研究者的視野，但縱觀其40多年的發展，帶來的更多是負面影響。從西方史學發展來看，在某種程度上，新文化史的興起是對史學傳統的離棄。新文化史研究者将他們的文化史源流追溯到希羅多德的《曆史》，認為文化史研究在曆史學創立之初就是重要分支。但是，舊、新文化史之間具有本質性差别。無論是希羅多德，還是啟蒙運動時期的伏爾泰，舊文化史更多是以文化因素解釋時代的變遷，如《曆史》關注的内容不止于希臘世界，也囊括廣闊的古代社會，并以統一性和連貫性聯系起曆史事實；伏爾泰的《風俗論》《路易十四時代》，雖皆以文化為動向或作為曆史分期的依據，但他都是以人類曆史整體性為前提，以某一個時代為研究階段，考察世界文化的多元發展。而新文化史顯然格局更小，描述的僅是微小的孤立性事件，且往往無法分析曆史間的因果聯系。 新文化史以“新”著稱，研究對象偏愛微觀課題，他們主要以日常生活、邊緣性群體為關注對象。随着研究的日益泛化，文化的意義被賦予到各種形式、符号之上，比如，在物質研究中包括鹽、香料、鳕魚、内衣、鞋和時裝的曆史，以及鏡子、煤與垃圾的曆史；在身體和性文化研究中，涉及大腦、乳房等各類器官的曆史性解釋，眼淚、沐浴、調情和色情史等不曾登大雅之堂、也不被專業曆史學者所記載的内容皆成為新文化史學者研究的對象。他們以諸多微觀化的符号、形象為載體，試圖闡釋它們對某種世界觀的重要塑造性作用。盡管湧現出多樣化的成果，但良莠不齊、雜而不精，且将長期以來形成的規範化曆史學研究歸化為通俗化、大衆化的逸聞轶事，缺少了曆史學的嚴謹性。更為重要的是，研究内容的大量增加與支離破碎，使曆史學陷入碎片化、片面化和靜止化的研究困境，缺乏整體性和統一性，日益成為一種非體系化的曆史學，也使文化研究飄無所依，逐漸失去自我。 新文化史沖擊和解構着近代以來傳統史學的宏大叙事和整體史觀等書寫方式、研究目的。古往今來，在很大程度上，曆史研究的總趨勢就在于把握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尋求規律不僅引導着曆史探索者的實踐，而且激發着諸多研究者的曆史認知。從18世紀啟蒙思想家開始，甚至早在中世紀神學史觀表達下，曆史的宏大叙事與演進規律始終是曆史研究者的追求之一，是他們的重要任務和職責。而新文化史在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下，将曆史看作一種文本間的、語言學的建構，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曆史的主體性，而采用叙述性和描繪的手段，也有悖于對曆史整體性的把握。以文化意義賦予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上，用文化考量一切，漠視了人類社會主流的政治及經濟基礎的重要作用，背離了曆史的整體性。宏大叙事是理解整體性世界曆史的基本前提，是探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必要方法，宏大叙事應該得到重視和回歸。 在當前中國史學界，我們不應該以仰慕的姿态助長新文化史的研究趨勢，更不能用新文化史來解構曆史概念和曆史的真實性。王晴佳在《新文化史興起反映史學轉向》一文中指出：“新文化史在西方的興盛，有其學術文化的特殊背景，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影響的衰落、史家重拾過去、躲避現實的一個現象。”到21世紀初期，新文化史的旗手也宣稱其研究即将終結，開始審視和反思“文化轉向”。因此，西方新文化史強調的“新”不一定值得中國借鑒，而傳統史學則不一定要被摒棄。隻有着眼于總結曆史經驗、揭示曆史規律、把握曆史趨勢的要求，着力于提煉具有标識性的曆史概念和理論，如世界史縱橫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風格和氣派的曆史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為核心任務，才能避免曆史學陷入碎片化危機以及被邊緣化的風險。
否定和解構宏大叙事，以文化因素考量人類社會一切，漠視政治及經濟基礎的重要作用，這樣的研究既有悖于曆史的整體性，也使文化研究飄無所依；這樣的文化史“新”則新矣，卻不值得借鑒。
20世紀最後20年，是新文化史迅速興起、“擴張”的時期，其刮起的“文化轉向”引領了歐美曆史學研究的新潮，成為西方史學一次具有标志性的轉折，也成為後現代學術在史學界的有力表達。而198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辦的一場頗具規模的學術會議則具有标志性意義，參會學者提交的代表性論文後來以《新文化史》之名結集出版，為當時諸多曆史學者關注的研究内容、研究對象規範了學術名稱，建立了統一的“陣營”。 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逐漸興起的新文化史，衍生于新社會史的研究潮流。新社會史通過對社會底層進行微觀的研究，旨在發現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解釋社會現象，認識人類社會的曆史發展與前進動力；新文化史進一步将文化現象作為研究重點，它舍棄分析曆史的因果關系，轉而借助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等理論，以文化因素考量事物表象背後的意義。新文化史與年鑒學派的演化也有密切關系。如果說第三代年鑒學派代表勒華拉杜裡所著的《蒙塔尤》以幾百年為考察時段，與布羅代爾還有一定傳承，那勒華拉杜裡随後提倡的“心态史”則使其成員的研究興趣、研究内容快速轉向微觀史領域，從“社會結構”退縮到象征性文化，脫離了前兩代年鑒史家總體史、長時段的初衷，成為新文化史興起的淵源之一。在美國，新文化史得到進一步發展，文化概念的外延更加廣泛，研究對象擴大到各類符号、儀式，滲透和影響到幾乎所有的曆史學分支。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是新文化史的最早嘗試，她倡導以文化為主體的叙事結構；林·亨特被譽為新文化史的“旗手”，她對文化心理分析推崇備至，以人類心智探讨法國大革命，舍棄了以往政治史傳統。彼得·伯克在《什麼是文化史》中認為：“到現在，新文化史已經成為文化史實踐的主要形式，甚至把它說成是曆史學實踐的主要形式也不過分。”随着新文化史研究規模的不斷擴大、論著的不斷增多，它日漸取代新社會史成為曆史研究中的“顯學”，成為最引人注目的新興史學流派之一。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馬丁·蓋爾歸來》，劉永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新文化史研究具有幾個顯著的特征。新文化史的核心是文化。他們不再注重偉大人物和社會精英，而是轉移到日常生活和普通群衆，極力探索從未被人重視的領域，将物質、身體和性等作為一種符号與象征以考察它們的曆史及文化意義。新文化史研究範疇的多樣化使廣大非專業學者湧入曆史學領域，它所強調的叙事性使諸多新文化史著作具有了通俗性讀物的特征。此外，受後現代思潮中語言學理論的影響，新文化史家将曆史看作是語言學的，認為文化往往通過語言來表現，而語言具有内在的結構，因此，“文化轉向”也是一種“語言學轉向”。跨學科研究是現當代西方史學的特征之一，也是新文化史的特征，但不同于20世紀上半期傳統社會史研究與社會學、經濟學的聯系，新文化史是借用文化人類學的概念，以語言學、符号學作為分析工具，與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後現代主義相一緻，對傳統史學進行批判。 新文化史的興起開拓了曆史研究者的視野，但縱觀其40多年的發展，帶來的更多是負面影響。從西方史學發展來看，在某種程度上，新文化史的興起是對史學傳統的離棄。新文化史研究者将他們的文化史源流追溯到希羅多德的《曆史》，認為文化史研究在曆史學創立之初就是重要分支。但是，舊、新文化史之間具有本質性差别。無論是希羅多德，還是啟蒙運動時期的伏爾泰，舊文化史更多是以文化因素解釋時代的變遷，如《曆史》關注的内容不止于希臘世界，也囊括廣闊的古代社會，并以統一性和連貫性聯系起曆史事實；伏爾泰的《風俗論》《路易十四時代》，雖皆以文化為動向或作為曆史分期的依據，但他都是以人類曆史整體性為前提，以某一個時代為研究階段，考察世界文化的多元發展。而新文化史顯然格局更小，描述的僅是微小的孤立性事件，且往往無法分析曆史間的因果聯系。 新文化史以“新”著稱，研究對象偏愛微觀課題，他們主要以日常生活、邊緣性群體為關注對象。随着研究的日益泛化，文化的意義被賦予到各種形式、符号之上，比如，在物質研究中包括鹽、香料、鳕魚、内衣、鞋和時裝的曆史，以及鏡子、煤與垃圾的曆史；在身體和性文化研究中，涉及大腦、乳房等各類器官的曆史性解釋，眼淚、沐浴、調情和色情史等不曾登大雅之堂、也不被專業曆史學者所記載的内容皆成為新文化史學者研究的對象。他們以諸多微觀化的符号、形象為載體，試圖闡釋它們對某種世界觀的重要塑造性作用。盡管湧現出多樣化的成果，但良莠不齊、雜而不精，且将長期以來形成的規範化曆史學研究歸化為通俗化、大衆化的逸聞轶事，缺少了曆史學的嚴謹性。更為重要的是，研究内容的大量增加與支離破碎，使曆史學陷入碎片化、片面化和靜止化的研究困境，缺乏整體性和統一性，日益成為一種非體系化的曆史學，也使文化研究飄無所依，逐漸失去自我。 新文化史沖擊和解構着近代以來傳統史學的宏大叙事和整體史觀等書寫方式、研究目的。古往今來，在很大程度上，曆史研究的總趨勢就在于把握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尋求規律不僅引導着曆史探索者的實踐，而且激發着諸多研究者的曆史認知。從18世紀啟蒙思想家開始，甚至早在中世紀神學史觀表達下，曆史的宏大叙事與演進規律始終是曆史研究者的追求之一，是他們的重要任務和職責。而新文化史在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下，将曆史看作一種文本間的、語言學的建構，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曆史的主體性，而采用叙述性和描繪的手段，也有悖于對曆史整體性的把握。以文化意義賦予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上，用文化考量一切，漠視了人類社會主流的政治及經濟基礎的重要作用，背離了曆史的整體性。宏大叙事是理解整體性世界曆史的基本前提，是探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必要方法，宏大叙事應該得到重視和回歸。 在當前中國史學界，我們不應該以仰慕的姿态助長新文化史的研究趨勢，更不能用新文化史來解構曆史概念和曆史的真實性。王晴佳在《新文化史興起反映史學轉向》一文中指出：“新文化史在西方的興盛，有其學術文化的特殊背景，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影響的衰落、史家重拾過去、躲避現實的一個現象。”到21世紀初期，新文化史的旗手也宣稱其研究即将終結，開始審視和反思“文化轉向”。因此，西方新文化史強調的“新”不一定值得中國借鑒，而傳統史學則不一定要被摒棄。隻有着眼于總結曆史經驗、揭示曆史規律、把握曆史趨勢的要求，着力于提煉具有标識性的曆史概念和理論，如世界史縱橫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風格和氣派的曆史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為核心任務，才能避免曆史學陷入碎片化危機以及被邊緣化的風險。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責任編輯：焦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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