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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在廣州

2008年1月,廣州街頭題

20歲的餐廳服務員小萍性格爽朗,從湖南嶽陽老家到廣州剛剛3個月,已經與店裡的老員工打成一片。

招呼完一撥客人,她又讓貴州收銀女孩再檢查一遍自己現學的“速成英文”。小萍的英文發音裡,混雜着若隐若現的“非洲口音”。

這并不影響她與客人進行基本交流。很多像尼日利亞人馬杜這樣的老主顧,都能講一口地道的“廣東普通話”。

馬杜說話時,舌頭怎麼也打不起“卷”,總是不由自主地伸長舌頭抵住齒龈,把“吃飯”這樣的字眼讀成平舌音。但諸如“靓仔”(帥哥)、“兩公婆”(兩口子)、“沒所謂”(無所謂)等粵式詞彙,他都能脫口而出。

每次點餐,小萍直接将馬杜與他的廣東妻子,引至他們習慣的倒數第一排餐桌前就坐。這家位于廣州地鐵二号線三元裡站C2出口的非洲飯店,成為在穗非洲人的一個聚集點。 與自己的孩子交流都有問題

店裡的大廚阿發本名阿爾法,架不住店裡夥計老謝、七哥拿他生疏的漢語發音開玩笑,幹脆起了這樣一個非常廣東的名字。憑借語言優勢,他有時還會客串“跑堂”,為餐廳裡幾乎清一色的非洲顧客點餐、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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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問我工資,我不是打工的。”阿發告訴《望東方周刊》,他不是餐廳的服務人員,而是老闆特地請到中國來幫忙照看生意的。

最近阿發肩上的擔子重了不少,因為這家快餐店的老闆艾克,正在為挽救自己即将崩潰的跨國婚姻而焦頭爛額,疏于管理飯店事務。

“已經有兩個孩子了,還是要離婚。”尼日利亞人艾克來中國已十幾年,在廣州的黑人商界小有名氣,熟悉的朋友紛紛為他的情感挫折而憂心。

從事中非貿易多年的女商人何保愉告訴《望東方周刊》,在廣州的非洲人雖然很多,但圈子就那麼大,很多人、很多事都無法保密。而每一個異鄉打拼者的人生際遇,其實都大同小異。

何保愉是廣州增城人,她的布隆迪老友處巴、麥迪娜夫婦在廣州的小北也開了一家非洲餐廳。通過這對朋友,何保愉認識了自己的先生,布隆迪黑人黃濤。

然而,在外人看來事業有成的處巴、麥迪娜煩惱并不少。

雖然在廣州打拼多年,但處巴和妻子仍不會講中文,英文也隻略懂一點,平時兩人隻用布隆迪的一種土語交流。而他們的大女兒泰雅、小兒子傑德在中國出生、長大,能說流利的普通話、英語,但已經不會說非洲本土語言。

“他們與自己的孩子交流都有問題。”何保愉說,泰雅8歲,傑德6歲,都在中英文學校上學。他們的父母非常擔心孩子長大後,會完全不适應布隆迪的生活方式。 與非洲人打交道的默契

在何保愉看來,泰迪、傑德除了膚色不同,生活習慣上與中國小孩完全沒有差别。

泰雅剪掉了适合非洲人發質的小辮子發型,留起了齊劉海,傑德則熱衷于收集班主任獎勵的小紅花。在何保愉的辦公室裡,張貼着姐弟倆榮獲的“陽光寶貝”“立定跳遠冠軍”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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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孩子吃饅頭,喝稀飯,講普通話,但是帶着湖北口音,因為在他們家工作了近十年的保姆是湖北人。泰雅和傑德還會随保姆回湖北老家過春節。

“隻要摸透脾氣,非洲人其實很好相處。”郭書國說。在廣州,非洲人與中國人親密相處的故事并不少。

馬杜的孩子也在中國出生長大,能說一口地道的粵語。馬杜告訴《望東方周刊》,他1998年來到中國,是到廣州闖蕩的最早一批非洲人,開始做摩托車配件貿易,後來轉為護膚品,因為做生意,在廣東江門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勞紅,結婚後在江門買了房子。

雖然中國話說得很好,但馬杜看不懂漢字,所以勞紅也是他生意上的好幫手。

從事非洲簽證中介服務的柳松告訴《望東方周刊》,非洲人大量進入廣州後,因為語言、文化上的隔閡,引起了一些人的擔心。實際上,到廣州淘金的非洲人都是為賺錢而來,本着和氣生财的原則,絕大部分人都會遵紀守法。“能發财的都是按照中國人的規矩辦事、不亂來的人。”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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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松曾是援非技術人員,援建項目完成後留在尼日利亞創業,回國後選擇落腳廣州。

他曾想向政府建議,設立專門的非洲貿易城以便集中管理,但這個想法在何保愉看來不現實,也沒必要。她說,經過多年的磨合,政府管理人員、大廈物業,以及保安、非洲人的雇員,都已經形成了與非洲人打交道的默契。

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教授李志剛,是最早研究“非洲人在廣州”課題的專家。他告訴《望東方周刊》,廣州的小北路已經形成了包容非洲人聚居生活的氛圍,這種“社區感”的形成并不容易,需要時間的積累,“這恰恰是管理上成功的一面”。 中非跨國婚姻大量出現

李志剛在調研中發現,廣州的中非混血兒童以5?7歲居多,這是因為2008年以後,簽證制度相對嚴格,為了延長簽證時間,一些中非跨國婚姻開始大量出現。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目前在穗的非洲人已遍布非洲54個國家,留學生群體也來自52個國家。其中,廣州市越秀區和白雲區是非洲人在穗集散地,60%居住在白雲區的三元裡和越秀區的小北兩個核心區域。

何保愉對本刊記者說,三元裡的非洲人以來自尼日利亞等西非國家的群體居多,在小北活動的非洲人多來自烏幹達、布隆迪等東非國家。

雖然非洲人社區越來越成熟,但非洲人也“越來越謹慎,不太願意講。”李志剛說。

他告訴本刊記者,2005年,在廣州的非洲人群體剛剛開始被媒體關注的時候,人們抱着“欣喜”的态度去看待新事物、新現象,但随着媒體曝光越來越頻繁,一些問題被放大,造成了外界對他們的一些誤解。

在李志剛看來,遠渡重洋來到廣州的非洲人,大多具備吃苦、奮鬥的“正能量”。他們在各自的國家也屬于中産以上的階層,身上有富于折騰、冒險的“企業家精神”。他們到廣州尋找機會的同時,也把非洲這個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開放給了中國。

正是由于與非洲老闆建立起默契合作關系,郭書國攢夠了在老家湖北襄陽買房子的本錢。“像他這樣,給非洲人打工在老家蓋房子買房子的人不少。”何保愉說。

當然,非洲老闆在促進中非貿易的同時,也賺取了可觀的利潤,這也是廣州的非洲人群體越來越大的原因。而對于黃濤來講,他來廣州生活則是因為愛情。

黃濤7歲時父母死于當地的戰亂,國際人道主義組織将他送往意大利後,他被米蘭的一家教堂收養了9年。此後,黃濤先是重返故土,又去迪拜謀生,最後跟何保愉留在了廣州。

黃濤告訴《望東方周刊》,他正在考中文版的駕照,努力融入廣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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