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史】廣州古城文脈綿延 書院林立蔚為壯觀

文/圖 羊城晚報記者 黃宙輝 實習生 宋骥才 通訊員 任海虹

建城2200多年的曆史文化名城廣州，文脈源遠流長。廣州地區盛極一時的古代書院文化，是文脈傳承的獨特載體，澤被後世。

廣州書院有近千年曆史，由南宋至清末，廣州地區曾出現的書院數量衆多，遍布羊城内外。據廣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及考古發現，廣州現存曆代學宮及遺址4處，曆代書院及遺址20餘處，曆代書室、書舍、家塾等遺址280餘處，曆代宗族（祠）書院及遺址近20處。

200年前，在廣州城制高點——越秀山及其周邊，一批聞名全國的書院——學海堂、菊坡精舍、應元書院等陸續設立，成為明清以來南粵各地頂尖學子求學之地。如今，這裡既是廣州城市傳統中軸線的起點，也是千年羊城文脈所系，成為曆史文化名城廣州的珍貴文化遺産。

肇始南宋 崇文重教

廣州地區的書院始創于南宋，至清末已綿延700餘年。《廣州古書院》（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編，2022年）記載：據不完全統計，自南宋至清末，廣州地區書院、書室家塾及宗族（祠）書院至少有456所，創建或早或晚，規模有大有小，有學宮、官辦書院、民辦書院；有正統學校功能的書院，也有宗族（祠）性質的書院，還有兼具家族祠堂和學校功能的書室、書社、家塾、學堂等。

南宋時期，程朱理學興起，朱熹等大儒強調“格物緻知”“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倡導獨立的學術探索。在這一學術思想的影響下，書院應運而生。廣州地區的書院也由此興起，“當時創建之動機，一方面為紀念被貶谪到這裡的名儒，流風餘韻，建書院以資敬仰；一方面為當時官吏或鄉儒所親手創建，用以講學者”（劉伯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商務印書館，1937年）。此時，廣州計有玉喦、濂溪、禺山、菊坡、番山等數座書院。據廣東文史學者、《廣州傳》作者葉曙明在《儒林芳草：廣州書院史話》一書中記述，南宋甯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由番禺人梁百揆創辦的禺山書院（位于今廣州北京路城隍廟西側），是廣州曆史上第一所有文字記載的書院，它還與其南數百米的廣州府學、以東數百米的番禺學宮一起，形成了廣州曆史上最早的一個文教區。

在元明更替的戰火中，廣州地區教育機構也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大多毀于戰火，名存實亡。到明代，國家重視興學育才，出現官立書院的形式，“知府知縣莅臨郡邑，多以創建書院為良吏政績的表征”（劉伯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府學、書院等蓬勃發展，無論城鄉，多有建立。嶺南著名理學家陳獻章、湛若水、黃佐等人紛紛立說講學，創辦書院。此時，廣州計有崇正、明誠、晦翁、白沙、粵洲、蓮花、白雲、天關、甘泉等至少30座官辦及民辦書院。

清初政局未穩，一度在全國禁止創設書院。但随着政權漸趨穩定及皇權教化的需要，在清廷“賜帑千金”的支持下，書院在全國逐漸恢複。康熙至光緒年間，廣州不斷有書院建立，至鴉片戰争前後盛極一時。其中有名的，包括番山、穗城、粵秀、越華、西湖、羊城、應元、增江、聖洲、羊石、文瀾等官辦與民辦書院（《廣州古書院》，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編，2022年）。

除了這些正規的公立私立書院外，清代廣州城鄉還有衆多的宗族（祠）書院（或稱“姓氏書院”），比較著名的有陳氏書院、何氏廬江書院、朱氏考亭書院、蘇氏武功書院、梁氏青雲書院等。它們實際上是各姓宗族在廣州建立的合族祠，以書院命名。“原為本姓弟子應試居住及合族受屈訟事輸糧往來暫寓”(《清介書院條款家塾同例》，清鹹豐三年廣州西湖路效文堂刊本），可見其建立的目的，與教育有相當關聯。此外，還有諸多分布城鄉的家塾、書舍、書室、書塾、學堂等，亦屬于宗族書院性質，雖不能等同于正規的公立及私立書院，但均具備較好的文教功能，與教育有着密切聯系。

阮元、張之洞督粵期間，大力發展經濟，在廣州創辦了學海堂、廣雅書院等新式書院，培養了大批經世緻用的精英，嶺海人物蒸蒸日上，廣州俨然成為全國學術之中心。這兩處書院成為廣東教育史乃至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亮點。

越秀城内 書院奇觀

回看廣州地區書院發展史，位于當今越秀區内的廣州古城區（以下簡稱“越秀古城區”）古書院群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在明代，設在越秀古城區内的書院約有11間，包括創建于1437年的崇正書院、創建于1531年的白沙書院等。這些書院都名噪一時，其中尤以湛若水所建的天關書院最為著名，心學傳人湛若水在此講學，吸引了大批士子追随求學；而粵秀山（現稱越秀山）附近又興建了多間書院，為粵秀山在清代成為廣東學術中心打下了基礎。

《廣州越秀古街巷》（廣州市越秀區文聯編，2013年）中記載：“在清後葉，以廣州府衙為中心，半徑一公裡範圍内，集中了三所學宮、五所省級書院、一所府級書院、二所縣級書院。還有在今大南路、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東，文德路以西，中山四、五路兩旁，大小馬站、流水井一帶雲集的數百家以姓氏命名的書院、書室、家塾、家祠，街巷連片，書聲相聞，形成高密度的古學校奇觀。”

清代，廣東各級官府都參與辦學，越秀古城區内創辦的書院規模愈來愈大，質量也愈來愈高。據學者統計，清代越秀古城區建立的書院（不包括宗族/祠書院）就有13間。這些書院在廣東書院發展史、學術史及教育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如省級的粵秀書院、越華書院與府級的羊城書院并稱“廣東三大書院”，彙聚了數千人入讀，精英荟萃，堪稱清前期廣東教育的重心所在，而縣級的西湖書院、禺山書院也不遑多讓，競相聘請名師授徒課業，成就者衆多；其後在粵秀山的學海堂、菊坡精舍更是掀起了廣東書院的改革風氣，使廣東書院趨于講求實學，開創了晚清廣東樸學興起的新格局；加上隻招舉人肄業的應元書院的創辦，粵秀山俨然成為了廣東的學術與文教中心。

越秀古城區借着區内書院的興盛，聚集了大批優秀人才，刊刻了大量書籍，使之在清代成為廣東的文化教育中心，在清中後期更是全國的學術中心之一。這個地區還連帶起文化産業的興旺，各省的書商雲集廣州，在雙門底（今北京路北段）、西湖街（今西湖路）、學院前（今書坊街、教育路南段）一帶建起一個書坊群，有案可考的書坊達百餘間，書鋪鱗次栉比，在光緒初年達于極盛，使廣東成為全國的刻書中心之一。廣東的藏書家如曾钊、丁日昌、伍崇曜、譚瑩父子、潘仕成、孔廣陶、鄧實、黃節、葉恭綽等，聲名鵲起，直接提升了嶺南地區的文化地位，也可以視作古城區書院文化造就的文化産業。

越秀古城區書院更廣泛的影響，還在于書院人才在晚清社會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書院教育的發達，使廣州士子在鄉試及會試中都取得了好成績，入仕人數大量增加，在政治上的作用凸顯。如應元書院主講何璟，曾官至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後至閩浙總督；一代名臣、書法名家李文田官至侍讀大學士兼工部右侍郎，也曾任應元書院主講；“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曾執教于萬木草堂，梁啟超曾入讀學海堂、萬木草堂等著名的廣州書院。

修複改造 重獲新生

随着清末全國學制改革的推行，越秀古城區書院相繼停辦，但也有不少書院改辦為新式學堂。

從民國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書院基本不再承擔教育功能，大多被改建成大雜院供人居住，有的改建為校舍，因拆遷、改造、征用而被毀棄的亦有，曾經著名的大小馬站、流水井書院群落也逐漸沒落。進入新世紀之後，不少學者和文化界人士呼籲重視羊城古書院風貌，對其進行保護與活化。一方面可興建古書院博物館，保持部分曆史記憶，另一方面可以借鑒書院教育模式，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随着近年來各級政府日益重視對廣府文化核心地資源的保護，一些現存的羊城古書院獲得新生。像清代廣州四大書院之首的粵秀書院，原址位于現在的北京路越秀書院街，後于2013年在越秀公園内複建，成為廣東省民政廳首家批複成立的書院。此外，廣州市政府于2006年開始對萬木草堂進行騰空并對其進行修繕，目前萬木草堂已被建成文化地标。而青雲書院被越秀區政府修複後，有文化機構接手将其改為青雲書院藝術館，繼續發揚其書院的辦學精神，舉辦文化活動。廬江書院則變身為金融文化新陣地——嶺南金融博物館，最大程度保持其古建築本身的特色。

2013年，廣州市政府正式通過《廣州市大小馬站書院群保護與更新規劃》方案，大小馬站書院群地塊拟打造成“廣府文化書院街”，書院群将以全新面貌呈現。2023年2月，廣州市發改委印發的《廣州市2023年重點建設項目計劃》等文件中又明确，大小馬站書院群保護項目分為兩期，其中一期工程項目計劃對位于教育路以東、大小馬站路以西、南方劇院以北一帶書院群進行修複建設，占地約1.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約1萬平方米；二期工程項目位于中山五路以南、教育路以東、伍權裡以北、小馬站路以西，總用地面積9710平方米，對大小馬站書院群進行改造。

保護古老書院，能喚醒廣州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記憶，貫通文化的傳承，讓曆史的沉澱變成廣州文化自信的新名片。未來，越秀古城區書院群的保護與更新值得我們期待。

對話：

書院沉澱的無形遺産更為寶貴

梁鳳蓮：（廣州市社科院嶺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一級作家）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廣州古書院對于嶺南的文化教育以及文脈的傳承，具有哪些積極作用？

梁鳳蓮：書院在古代文化史上發揮的作用主要有兩個，一是思想傳播，二是應試教育。

從思想傳播的角度來說，書院的發展，與嶺南學術風氣的樹立基本上是同步的。古代書院傳播思想的途徑有三個，一為祀賢，二為講學，三為藏書。從宋代開始，嶺南學術大廈完成奠基，明代南海人郭裴在《粵大記》中将馮元、王大寶、餘靖、崔與之、李昴英、郭阊列為宋代嶺南六先生，贊歎六先生“真五嶺間氣之鐘靈，百代士林之儀表”。宋之後到清，嶺南學術風氣清朗、大師輩出。但是，僅僅有大師，并不能惠及大衆。大師與大衆之間，需要一座橋梁，才能将大師的知識、思想傳播給大衆。百年樹人，在過去，書院就是橋梁。

明朝，嶺南書院在思想傳播方面達到一個高峰，以湛若水等為代表。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歸納，湛若水一生建書院23所。《明史》說他“平生足迹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用來傳播陳獻章的白沙之學。南海人霍韬、方獻夫也是一樣，出為名臣，入為名士，衆多理學名儒在赢得自己學、仕兩方面成就的同時，也成全了嶺南學術獨樹一幟的盛譽。

羊城晚報：如今，廣州古書院大多難尋蹤迹，隻留存在文字檔案裡。在新時代，我們應該怎樣發揮古書院的作用？

梁鳳蓮：書院的消失是社會進步的産物、時代發展的需要。我們回顧過往，在看到其曆史價值的同時，也要一分為二地客觀分析書院存在的曆史局限性。

書院文化遺産可以分為無形遺産和有形遺産兩種，其中無形遺産包括制度遺産、觀念遺産、習俗遺産，有形遺産包括文獻遺産、文物遺存等。相比有形遺産，書院在千百年演變中沉澱下來的無形遺産更為寶貴，其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修身齊家的道德情懷、好學求知的人生态度才是值得永久延續下去的。

羊城晚報：您曾建議，在廣州各區保護、傳承文脈，比如在越秀區等地打造書院街、書院群落等。具體來說要如何操作？

梁鳳蓮：是否有必要和有可能打造書院街，要看區域内是否擁有相應的文化遺産。傳承性保護、創新性發展文化遺産的路徑是實現文商旅融合。

國内其他城市在利用科舉文化、書院文化方面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像南京夫子廟擁有全國規模最大的江南貢院，建立了中國科舉博物館，是文商旅融合的經典範例。其具有藝術欣賞、曆史溯源、科學研究、教育推廣等多重功能，已經成為城市公共文化服務和商業旅遊發展的有效載體。

同樣，廣州也擁有豐富的書院文化遺産。我們可以從文商旅融合的立場出發，将書院遺址打造為集展示、研究、教學、交流、旅遊等功能于一體的複合型景點，将有利于城市文脈的傳承、文化認同的實現。

延伸：

推進廣州中軸線申報世界文化遺産

今年，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推進廣州中軸線申報世界文化遺産”。

早在2022年下半年，廣州市檔案館、南越王博物院就接連舉辦了廣州傳統中軸線相關展覽，帶觀衆領略廣州城市傳統中軸線的曆史文化與2200多年的建城曆史。

相關政策也進一步規範。2022年3月，《廣州市傳統中軸線（近代）曆史文化街區保護利用規劃修編（2021-2035年）》公示，其中要求，在建設控制地帶内進行新擴改建活動的，建築高度應控制在18米以内，且體量、色彩、材質等應與街區曆史風貌相協調。

今年3月，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副局長、文物局局長劉曉明介紹，當前，廣州已設立工作領導小組和辦公室等工作機構，有序開展遺産地點規劃、價值研究、調研評估等工作，初步明确廣州傳統中軸線的申遺路線。在此基礎上，廣州争取加快進入中國世界遺産的預備名單。

廣州有衆多古書院處于廣州城市傳統中軸線範圍内或周邊，它們身上的歲月痕迹以及承載的曆史文化，也正可為廣州城市傳統中軸線的申遺添磚加瓦。

（本期稿件得到廣州博物館大力支持，特此緻謝）

編輯：邬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