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 | “愚公弄”的圖書館長

小友王婉迪博士去年8月1日電話告訴我：吳文津先生早上5時多走了。我當時一驚，不敢相信這是真的。4月中旬，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邵東方兄電話中還談及，6月初他将會在斯坦福大學的事務結束後駕車去吳先生家，東方兄囑我寫一幅字或聯句為吳先生百歲誕辰壽禮。我認真思考幾日，據老人生平拟成聯句：“巴蜀赤子百秩，厲馬烽煙，浸濡行學，洵為經代文武；燕京牛耳卅春，搜弆函卷，禮聘鴻博，當乃不世哲賢。”後東方兄告訴我，吳先生看到後非常喜歡，他還說吳先生身體尚健，隻是耳朵重聽。我聽後頗為欣慰。

吳文津先生禦鶴西歸，享年一百歲，這在世界著名圖書館事業家中也是非常難得的。在美國東亞圖書館學界，近一百年來，能稱得上年高德劭的更是屈指可數，我以為裘開明（1898—1977）、錢存訓（1910—2015）、吳文津（1922—2022）三位當之無愧，他們是南州冠冕式的人物。

大約是1986年5月，鄭培凱教授要回波士頓的家，他開車帶上我，從紐約出發。次日，培凱兄帶我去了哈佛燕京圖書館。對我來說，“哈佛燕京”既陌生又有點神秘，那時專門介紹它的文章很少，尤其是藏書情況不得其詳。雖然我過去在上海圖書館接待過前館長裘開明先生，也為他介紹過館藏的一些善本書，但那時的我僅僅知道哈佛燕京是一所學校内的東亞圖書館而已。

第一次見到吳先生是在他的辦公室，大約是培凱兄事先告訴他，在上海圖書館工作的我要去哈佛燕京訪問的事，所以吳先生十分高興。吳先生曾在1979年參加美國圖書館學界訪華團，參觀過上海圖書館，我也參與接待過這個團，但那時我對吳先生不十分了解，當然吳先生對我也沒有什麼印象。

吳先生慈眉善目，微胖而不高，頭發有些花白，但中氣十足，一派學者形象。他非常客氣地接待了我，詢問了上海圖書館以及我的工作情況，還回憶了七年前訪問上圖的情景。

八十年代我在美國當訪問學者期間共去過哈佛燕京四次，除第一次是去參觀訪問外，另三次都是吳先生專門邀請的，每次都是兩個星期。第一次是吳先生囑我将善本室大保險櫃裡的善本全數重新鑒定，并寫出一個報告；第二次是讓我将普通書庫中的善本書挑出來；第三次是就其館藏的明代闵、淩二氏所刻套印本寫一篇文字。

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圖書館當訪問學者時，楊振甯教授時任石溪分校物理研究所所長。他經常鼓勵我，當我将哈佛燕京的情況向他詳述後，他即希望我寫成文章交由雜志發表。沒多久，我寫成《擁書權拜小諸侯——哈佛燕京圖書館訪書記》，約二萬字，請楊教授審閱後投給香港《明報》月刊，後連續發了四期（1987年第6期至第9期）。

《訪書記》中有一節寫的是“哈佛燕京的功臣”，文中寫道：“哈佛燕京能有今天的規模，并能在美國各東亞圖書館中處于領先地位，這是離不開裘開明和吳文津先生的。”“吳氏不僅是圖書館專家，而且是位研究清末民初曆史的學者，工書法。1965年裘開明先生退休後，他接掌哈佛燕京，大力采購中國現代圖書，強調近代、現代史料的收集。曾兩次去中國講學，為美國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我和吳先生見過幾次，曾聽他談圖書館的管理方法，極有見地。”我最後一次受邀去時，吳先生對我說：“謝謝你，過去還沒有人這樣來寫‘燕京’的，而且寫得這麼詳細。”

回到上海後，我因工作較忙，與美國方面聯絡很少。1990年4月，我和女兒赴香港與太太團聚，沒多久，我就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和校圖書館工作了。次年2月某日，在圖書館編目部辦公室工作，又見到了中大館吳培南館長陪同過來參觀的吳文津先生。吳先生邀請我一同晚餐，他正式告訴我，回美國後，會向哈佛燕京學社提出申請，請我以訪問學者身份去美兩年，撰寫《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1991年5月30日，吳先生又來信邀我去哈佛。1992年4月28日夜，我們一家三人抵達波士頓羅根機場。吳先生為了我們一家能夠在這座不熟悉的城市裡盡快适應，前後操了不少心，包括費心為我們找到合适的住處，這讓遠離家鄉的我和家人不能不為之中心感銘。

我在任訪問學者的兩年中，潛心撰寫哈佛燕京善本書志，每天日課就是奮力完成三種善本書志寫作。吳先生從未催問寫作進度。每個月的第一天，我都會拿着一疊已完成的善本書志複印件去他辦公室呈交于他。他也總是在表達謝意後說一句：“辛苦了，沈先生。”這些複印件就放在吳先生辦公室進門處靠牆的書架旁，兩年下來，居然有二尺多高了。

先師顧廷龍先生1996年2月23日有信緻我，其中寫道：“我有一事奉托，您便中留心捜集一點裘開明先生的遺事，他來‘燕京’，讨論分類，皆尚相契，頗欲寫一點紀念文字。如果年隔已久，找不到了，亦就算了。裘之後任，是否即吳文津繼任？吳延請您去哈佛，編撰書志，他有見地，亦能識人，為事業着想。忠于事業之人，最可欽仰。”

吳先生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第二任館長，在他32年的任内，做了許多事情。他很早就被圖書館學界視作人才。1961年，吳先生在斯坦福大學博士口試時，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即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他能加盟。1964年，吳先生還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哈佛燕京館長裘開明先生即将退休，他向學校推薦了吳先生作為繼任者，此舉也得到了費正清教授的大力支持。吳先生1990年接受采訪，被問到“一流圖書館館長的任務為何”時，他一口氣說了六條，第一條即為：“一所大學的研究圖書館必須要有一批不但具有圖書館專業知識，而且對于該館未來所想發展的每一學術領域較有研究的菁英人才，從事館藏發展工作。因此館長的首要任務是羅緻一流人才。”

哈佛燕京圖書館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人光臨。吳先生作為館長，難免有不少接待工作。他是一位十分節儉的人，但即使是公務應酬，也是自掏腰包以盡地主之誼。廉正自守、清風兩袖正是吳先生人品、操履的體現。

吳先生很有人情味。他主持“燕京”時，中文部（采購、編目、借閱組）的同仁時有舉行生日派對，吳先生往往會和大家歡聚一堂，嘻笑無我，全然沒有了工作中望之俨然、不苟言笑的樣貌。在圖書館工作的吳先生是西裝、領帶，儀容齊整，但在夏日的節假日裡，他有時會在他“愚公弄”宅院那綠油油修整如一的草地上舉行聚會，邀請館内所有同事參加，那時的他卻是T恤、運動鞋，一派閑裝。關于“愚公弄”的來曆，吳先生曾記曰：“寒舍居麻州衛斯頓鎮四月巷一号，周君策縱過此，戲贈‘愚公弄’為名，雅俗兼容，友朋間遂傳為佳話。”

1994年12月1日，我在吳先生的辦公室裡聊天。他告訴我，在大學時代曾讀法文，開始很感興趣，學了兩年，一般的書可以讀了，但後來不用，也就漸漸忘了。吳先生有時寫文章或函複中國學者，都是用中文寫作的，他下筆措詞得體，叙述清楚，條理連貫，且書法工整，一看就知道是浸潤中國傳統文化很深的學者所書。

吳先生是曆史學博士，對近代史料文獻的認識和收集是識途老馬。他就職哈佛燕京時，正值美國的中國研究從傳統漢學過渡到利用社會科學進行“區域研究”。一些重要的近代史資料，如陳誠所藏中國共産黨早期根據地的出版物、宣傳品，就是吳先生當年在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時收集到的，之後為哈佛燕京複制了一套。

我第一次訪問哈佛燕京時，吳先生就将他發表在台北《漢學研究》上的抽印本《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方志及其他有關資料存藏現況》（1985年12月3卷2期）送給我學習。拜讀之後，讓我驚奇的是文中的數字和列表，信息量大，一目了然，讓我感覺到哈佛燕京絕對不簡單。這所大學館方志的收藏居然僅在美國國家圖書館——國會圖書館之後，即使與中國大陸省市一級圖書館相比，在數量上也在前五之列。

1997年12月6日，在燕京館禮堂内，舉行了第十二屆中國文化研讨會年會，下午的會由鄭培凱教授主持，主題是“書、讀書、讀書人——坐擁書城的甘苦”，是為歡送即将榮退的吳先生舉行的。我在會上說：“吳先生的退休對哈佛燕京及美國的東亞圖書館來說，是個沖擊和遺憾，他對燕京曾傾注了心血和心力，四處募款，充實館藏，他是具有青年思想的老者。”他以推展新計劃，使哈佛燕京一直保持全美東亞圖書館的龍頭地位，而他“做别人不願做、做不到的事”，正是他成功和受人尊敬的地方。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首任館長裘開明先生為後人留下了《裘開明文集》（程煥文編）及《裘開明年譜》（程煥文編），而第二任館長吳文津則有《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及其他》和《書劍萬裡緣》（王婉迪著）。要研究美國東亞圖書館史及二位先賢的事迹，上述圖書是不可不讀的。

吳先生對于他在哈佛燕京的工作，曾對我說：“我在圖書館領域做了那麼多年，也不要求有什麼好，但是對于圖書館的同仁來說，隻要他們覺得、而且說‘吳文津做得不錯’就行了。”我以為這是吳先生功成不居、勞不矜功的境界。他在離開這座為之付出多年辛勞的殿堂時，帶走的是哈佛大學校長魯登斯坦（Neil Rudenstine）親自頒給的表揚狀，以及全美東亞圖書館協會頒給的1998年傑出服務獎。魯登斯坦校長的表揚狀上說：“我非常高興加上我個人以及哈佛全體同仁對你緻謝。你為哈佛做出了示範性的傑出貢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因之而是一所更好的大學。”

德高望重、克盡厥職的吳先生離開了我們。作家博爾赫斯曾任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他曾說：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我想，天堂圖書館裡，一定有了懂行的吳文津館長。

作者：沈津

編輯：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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