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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探宋朝士大夫的秘密,私信無疑是個好東西

文|李迪斐

俗話說見字如面、見信如晤,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從古人留下的書信筆迹中感知更為真實和立體的曆史人物,進而去解讀曆史?近日,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千面宋人:傳世書信裡的士大夫》正是這樣一部以“書信”為切口的宋史新作,作者透過這些士大夫之間的私人信件往來,為讀者勾勒出了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風雅群像。

窺探宋朝士大夫的秘密,私信無疑是個好東西

《千面宋人:傳世書信裡的士大夫》

仇春霞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書中收錄了包括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轼等在内的60餘位名士的120餘幅書信手迹,如範仲淹的《邊事帖》、黃庭堅的《雪寒帖》、米芾的《武帝書帖》、司馬光的《天聖帖》、趙構的《付嶽飛書》、歐陽修的《端明帖》等,這些書信的原件多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

窺探宋朝士大夫的秘密,私信無疑是個好東西

本書的作者仇春霞是西南大學古典文學碩士,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專注于中國傳統藝術的研究與傳播。在她看來,博物館裡的書信是孤立的曆史碎片,比起枯燥的論證過程,她更想将碎片的曆史以可愛的方式講給大家聽。為了完成這項工作,很多文獻需要反複精讀,仇春霞像福爾摩斯一樣“偵查”了四年,那些與信息碎片有關的證據鍊被一條一條地建立起來,一部《千面宋人》就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了。

仇春霞将書信中所涉的人、事、物及背後的故事巧妙地糅合成一個個完整的故事,從戰場、為官、治學、人情、生死五大方面剖析宋代文人的社會關系、政治傾向、内心情感和才華品級,最後還原出一幅在宋代曆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圖。

在以往,市面上較少有從書信的角度去講述宋史的讀物。但書信的私密特性,往往更能反映出書寫者真實的一面。在仇春霞看來,“要窺探一個人的秘密,私信無疑是個好東西;要了解人性的複雜、社會的利害,私信更是個好東西。”她從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轼等人情緒飽滿的筆迹裡,嘗試“破譯”其波瀾起伏的内心世界,以及蘊藏在他們身上獨特的個性,讓讀者從書信這一私密通道,邂逅一個卸了妝的宋朝。

仇春霞說,寫書就是寫自己,讀史就是照自己。書中所講述的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忠臣賊子、販夫走卒,作者與書中人物同悲喜、共進退的筆調将他們的故事故事娓娓道來:有人家世富貴,卻一生坎坷;有人出身貧賤,卻出将入相;有人身負奇才,卻不得重用;有人平庸無奇,卻富貴終老。那些起起伏伏的人生故事,極易讓人為之動容。

例如,範仲淹傳世三封信劄都寫于50歲後,一封寫于延安戰區,兩封寫于慶曆新政失敗後,是三個孤立的碎片。在書中,仇春霞通過《範仲淹在戰場的那些年》和《逢君莫說當年事》這兩篇文章向讀者展示了一位傑出士大夫樸素的愛人之心,這恰與他對黑暗現象疾風暴雨式的激憤形成鮮明對比。在作者看來,也許正是這火與冰的交融,範仲淹才不會在貶谪與打擊中沉淪,反而在暮年站在了曆史舞台的正中央,并永遠為後人所銘記。

書中所收錄的蘇轼名帖《歸安丘園帖》是寫給章惇的,是兩人從摯友變為敵人的轉折帖。仇春霞認為,将章惇和蘇轼放在當時的背景下看,章惇是一名合格的政治家,而蘇轼隻是一個文人,章惇一定非常了解蘇轼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及特殊的破壞能力,所以要對他“痛打落水狗”。“然而,章惇的影響力沒有蘇轼的大,這就是文學藝術的力量在起作用。”

仇春霞在書中還提到,宋代輕視武将,或者說害怕武将“黃袍加身”,所以可以傳頌的武将非常少,這不是因為武将少,而是他們沒有被書寫。宋代的和平年代極少,絕大多數時候是戰事不甯,湧現了很多傑出的武将,可惜沒有人為他們樹碑立傳,我們隻能從零星曆史碎片中得知他們一鱗半爪的消息。在《“遊擊戰”名将》《名将落魄之後》《嶽飛的最後一個春天》《一個拯救了南宋的小文官》等篇章中,讀者能也讀到一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往事。

宋朝是飲食大繁榮的時代,書中還梳理了不少宋代飲食文化中有意思故事,例如知名的建茶是如何從默默無聞升級為貢品,成為宋朝皇室最愛的?山藥如何在北宋時期從藥用走向食用,又如何從山野間走上了文人士大夫的餐桌,再走入尋常百姓家?

此外,在人們已經逐漸淡忘了書信傳統的今天,這本書可謂是昔日文壇巨擘所給我們留下的書信禮儀範本,也是一座可以随身攜帶的宋人信劄博物館:寫信給不同身份的人,應該如何行文?又該如何用詞?用何種格式?何種書體?翻開書中的這一封封信件,頓首、再拜、起居萬福、寒暄不常……這些禮儀用語再一次讓我們感受到了宋人傳統書儀之美。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讀懂該書,作者和編輯還花費了大量功夫,整理出了長達半米的“人物曆史信息及信劄索引表”和“全書人物關系圖”附在書中,讓讀者既可以随時查閱書中收錄信件的書寫年份,以及對應年份的曆史事件,還可以厘清書中不同人物之間的複雜關系。

盡管市面上宋史題材的著作繁多,但在中國國家畫院原副院長曾來德看來,《千面宋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同時具有學術性、史料性和故事性的專著。他說,這本書經過曆史性的鈎沉與論述,成為記叙曆史的另一種式樣和格式,或者說一種體例。“這種體例形式既不同于《史記》紀傳體,亦非《資治通鑒》編年史,也不是曆史随筆與評傳,而是通過信劄尋繹其所記内容的前因後果與背景,在條分縷析中展現主人翁的事迹和生平,之後以簡潔明快的語言表達出來,論述清晰,簡明扼要,言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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