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辨析《金克木編年錄》中的幾個片段

古代印度文化研究家、北京大學梵文巴利文專業創立者之一的金克木 （1912-2000；圖一，1946年7月在印度加爾各答校梵本《集論》）可能是讀者最多，卻最不為讀者所了解的學術人物之一。我說的不了解，還不是指他的專業梵語和印度學，而是他的生平。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一部用嚴格的考訂方法撰寫的金氏傳記或年譜。這是因為雖然泛泛地讀過他的文章，崇拜其學問和思想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搜集排比他的生平史料，輯錄其佚文的人卻少之又少。據我所知，上海的黃德海先生正是這少之又少中的一員。我和黃先生很早就通過電子郵件分享過金的史料，隻是後來中斷了許久。2020年10月，黃先生通過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肖海鷗女士再轉經老友周運發給我金的早年文章《龍樹〈迴诤論〉新譯引言》的電子版，由此知道他仍在積極搜求金的史料，成果之一就是今年出版的《讀書·讀人·讀物：金克木編年錄》 （黃德海編撰，作家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下面就從這部書（簡稱《編年錄》）中截取與書籍、學者和學術有關的幾個片段，在黃先生工作的基礎上嘗試再做一點深入的追述和辨析，為将來的學者撰寫客觀完整的金氏傳記或年譜做一些鋪墊性的工作。

圖一

一、傅斯年所贈拉丁語讀本

1939年暑假，在湖南教書的金克木至昆明訪友，見到羅常培（1899-1958）。羅又把他引薦給傅斯年（1896-1950）。一番交談之後，傅以一冊拉丁語讀本相贈。關于傅斯年和他送的這本書，金克木在《自撰火化銘》 （《群言》1993年第7期）和《忘了的名人》 （金克木《百年投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206-208頁）等文中做過回憶，後者所述更為詳細：

“不懂希臘文，不看原始資料，研究什麼希臘史。”他接着講一通希臘、羅馬，忽然問我：“你學不學希臘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臘文的書，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給你。”我連忙推辭，說我的德文程度還不夠用作工具去學另一種語文。……他接着閑談，不是說曆史，就是說語言，總之是中國人不研究外國語言、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過些時，他又說要送我學希臘文的德文書，極力鼓吹如何好，又被我拒絕。我說正在讀吉本的羅馬史。他說羅馬史要讀蒙森，那是标準。他說到拉丁文，還是勸我學希臘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絕，夾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我鑽空子把他說過的兩句英文合在一起複述，意思是說，要追究原始，直讀原文，又要保持和當前文獻的接觸。他點點頭，叭嗒兩下無煙的煙鬥，也許還在想法子把那部書塞給我。

忽然布幔掀開，出來一個人，手裡也拿着煙鬥。傅先生站起來給我介紹：“這是李濟先生。”随即走出門去。我乍見這位主持安陽甲骨文獻發掘的考古學家，發現和我隻隔着一層白布，一下子不知道說什麼好。他上上下下打量我，也不問我是什麼人。我想，難怪傅先生說話那麼低聲，原來是怕擾亂了布幔那邊的大學者。談話太久，他出來幹涉了。傅回屋來，向桌上放一本書，說：“送你這一本吧。”李一看，立刻笑了，說：“這是二年級念的。”我拿起書道謝并告辭。這書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盧戰紀》……我試着匆匆學了後面附的語法概要，就從頭讀起來，一讀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來興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語言，奇特的書。那麼長的“間接引語”，颠倒錯亂而又自然的句子，把自己當做别人客觀叙述，冷若冰霜。仿佛聽到恺撒大将軍的三個詞的戰争報告：“我來到了。我見到了。我勝利了。”全世界都直引原文，真是譯不出來。（《編年錄》93-94頁）

金克木“讀時每告一段落”，“便寫信給傅，證明沒有白白得到他的贈書，并收到複信” （《忘了的名人》）。不過，金文沒有提到這本拉丁語讀本的書名和編者，這就值得再多說幾句。像這類附有文法、注解和詞彙的《高盧戰紀》原文的讀本，英語裡有不少。我見過的就有William Rainey Harper（1856-1906）和Isaac Bronson Burgess（1858-1933）編的 An Inductive Latin Primer （New York, Cincinnati, Chicago: American Book Company, 1891），Walter Balfour Gunnison（1852-1916）和Walter Scott Harley（1867-卒年待考）編的 The First Year of Latin Based on Caesar’s War with the Helvetii （New York, Boston, Chicago: Silver, Burdett and Company, 1902），Arthur Tappan Walker（1867-1948）編的 Caesar’s Gallic War: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Appendix （Chicago, New York: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07），Archibald Livingston Hodges（生卒年待考）編的 Caesar: The Gallic War. Books I-VI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等等。傅送給金的正是上述諸書裡Walker編的那本 （圖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周運攝。根據書後的借書卡，此書早年曾被顧華[可能就是中德學會的顧華]和藍鐵年[應即藍公武之子]借閱過，我在1998年12月9日也曾借出過）。何以見得？金曾據《高盧戰紀》第六卷譯出《高盧日耳曼風俗記》，初刊于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第2卷第11期 （1948年4月；《編年錄》頁147誤将此文的發表系于1947年），其譯後記則作于1940年5月1日，當時他尚未至重慶（約在1940年7、8月）辦理赴印度的護照。記中提到：“右譯文據該撒《高盧戰紀》A. T. Walket注拉丁原本。聊作練習，非敢問世，疏謬之處，伫候明教。” （《編年錄》98-99頁）金當時漂泊西南天地之間，身邊所攜之書不會太多，此“該撒《高盧戰紀》A. T. Walket注拉丁原本”必為前年暑假傅斯年所贈者無疑。A. T. Walket正是Arthur Tappan Walker的縮寫，隻是将Walker誤印成Walket。這一拼寫錯誤在《文學雜志》的首刊版上并未出現，到譯文收進《金克木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5月第1版）第八卷時卻有了（但該卷卷首的“本卷說明”中卻不誤，隻是把該期《文學雜志》發行時間的4月誤作5月），也被《編年錄》沿襲下來。“文革”初期，這部拉丁語讀本沒有像其他書一樣被燒掉 （《骰子擲下了》，《編年錄》185-186頁），它的結局是 “在我和書本‘徹底決裂’時送給了一位女學生。到我和書本恢複關系時她又還了我。如今這本書還在書架上使我忘不了送書的傅先生” （《忘了的名人》），Walker的這部書可能還在金家人手裡。

圖二

二、“達夫不達”周達夫

1941年6月，金克木從昆明出發，由滇緬公路至緬甸，再從緬甸到印度加爾各答，經友人周達夫（亦作達甫、達輔，1914-1989）介紹，在當地華文報紙《印度日報》當起編輯。與金一樣，周也是現代中印學術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隻是兩人後來的命運完全不同，金成為文化名人，周則命途坎坷 （舵兒：《自殺研究》，《北京文學》1999年第2期，1999年2月10日；後收入《今日思潮——〈北京文學〉随筆紀實精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253-272頁），“達夫不達”（這是其後人所寫回憶文章的題目），除了中印語言學的專門研究者之外，現在知道他的已經沒有多少人了。

現存金文中最早提到周的地方，是在回憶語言學者何容（1903-1990）的時候：“我看到他[何容]時是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西門内的中國大詞[辭]典編纂處。他在黎錦熙、錢玄同（疑古玄同）兩位教授手下當一名工作人員。我是去找隻有二十歲的世界語者周達甫的。” （《何容教授》，原題《懷念何容教授》，刊于1990年10月20日《戰鬥報》）黃德海先生根據周生于1914年遂将此事系于1934年 （《編年錄》59-60頁）。金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見到何，全是因為訪周，可見周當時應該也在編纂處居住或工作。這一推論還有個旁證。孔夫子舊書網（簡稱孔網）曾上拍一張周于1935年10月24日發出的明信片 （頁），這個“周達甫”應該就是當時還沒有北上的周。關于周與金相識之前的經曆，拟另作一文考述。

周于1939年赴印留學，先是在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于孟加拉寂鄉（Santiniketan）所辦國際大學（Visva-Bharati）的中國學院讀梵語。他發表的《印度出土之中文碑》 （《責善半月刊》第1卷第18期，1940年12月1日），末署“二十九年八月寄 T. F. Chou, Santiniketan, Bengal, India”，可見其于1940年8月仍在國際大學讀書。此前的1940年3月，當徐悲鴻（1895-1953）在加爾各答辦畫展時，周達夫也和他在一起，當時還請印度博物館（Indian Museum）拓印過其所藏菩提伽耶出土的中文碑，可惜拓片在托人帶回國（可能是要帶給馮承鈞[1887-1946]）時丢失了 （周達夫：《改正法國漢學家沙畹對印度出土漢文碑的誤釋》，《曆史研究》1957年第6期，1957年6月）。因擔任國際大學研究院院長（也是第一任研究院院長）的老師Mahamahopaddhyaya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Shastri（1878-1959）轉至加爾各答大學研究院任梵文系（梵文部）主任，于是周也來到加城。金克木根據Vidhushekhara将其名字音譯為“維杜”，吳曉鈴（1914-1995）則據該詞意譯為“月頂” （《悼念印度佛學大師月頂老人》，《現代佛學》1959年9月号）。據吳曉鈴說，月頂是他到印度（1942年8月底）後認識的第一位印度學者，而且正是出于周達夫的介紹。張忞煜在“中國社會科學詞條庫”所寫周達夫詞條說“（周）後随V. B. 夏斯特裡教授到加爾各答大學研究院”，“V. B. 夏斯特裡”就是月頂，但“夏斯特裡”（Shastri）并非月頂的名字，而是他的榮譽頭銜“論師”。所以，周達夫等人也将其譯為“維杜論師”或“維杜舍卡論師” （見後文）。月頂曾據漢藏譯本将龍樹《大乘二十頌》、提婆（聖天）《四百論》等書還原成梵語 （圖三，圖四為月頂于1931年4月出版的《四百論》後九品的梵語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藏本）。

圖三

圖四

周一邊在加大繼續讀書，一邊在《印度日報》工作。吳曉鈴在《印度的漢學研究》 （《現代知識（北平）》第2卷第2、3期合刊，1947年12月1日）中還提到過周在轉學加大後承擔的教學工作：“月頂老人辭掉國際大學的研究院院長職務之後，便被加爾各答大學的文科研究所聘做梵文部主任。他在親任的不久，就在課程表裡增添了中文的科目，由周達夫主授。周達夫還編了一個中文課本，用的材料多半取諸漢譯佛經，為了印度人讀中文方便，也算煞費苦心。”《印度日報》辦有副刊多種，周為其中《中印研究》副刊的負責人之一。1943年2月15日《大公報》重慶版第2版“印度雜綴”欄提到：“華僑唯一讀物《印度日報》之副刊……有國際大學校友周達夫等辦《中印研究》，多載關于佛學研究之研究著述……”金用筆名“辛竹”寫的紀念歐陽竟無（1871-1943）的文章（此文未見）也是刊于這個副刊 （《編年錄》111頁，腳注1）。金一到加城，周也把他介紹到《印度日報》當編輯，兩人又共同租住一室。周寫“梵竺廬”三字貼于屋内（金的論文集《梵竺廬集》就是得名于此），并拉金一起攻究梵典，但金當時因讀傅斯年所贈拉丁語讀本等書而醉心于“從羅馬帝國上溯希臘追查歐洲人文化的老根”，尚無學習梵語的意願和決心 （《梵竺因緣——〈梵竺廬集〉自序》，《編年錄》101-102頁）。金還提到，周當時正與一個西藏人對照漢藏譯本協助月頂校勘梵本《瑜伽師地論》。吳曉鈴在上引悼念月頂文中甚至說，金克木也曾參與此事。如果此事為真，那恐怕也是遠在金克木學會梵語之後了。

直到1943年初，金克木才因吳曉鈴的偶然一語開始學習梵語：

今年初，在國際大學執教的吳曉鈴兄偶然告訴我他從前開始學梵文的美國課本，我接着便在加爾各答的帝國圖書館裡找到了這本書，便一面抄一面讀，居然把不敢嘗試的這号稱最繁難的文字的心理打破……在半年之間，在與古書學問完全無緣的工作餘暇，靠了師覺月博士（Dr. Prabodh Chandra Bagchi）不時解釋疑難，居然我把這本“梵文初步”自修完了。接着應該讀“梵文讀本”，可是又是美國課本，在印度，尤其是戰時，又隻有到圖書館去抄。幸而周達夫兄遠在浦那給我借了一本寄來，才使我的學印度古文的嘗試沒有像學白話一樣的一步就完。（泰戈爾《我的童年》譯後記，《編年錄》111頁；此記于1943年11月27日夜作于鹿野苑）

吳曉鈴“從前開始學梵文的美國課本”《梵文初步》，指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梵語教授佩裡（Edward Delavan Perry, 1854-1938）編寫的 A Sanskrit Primer，也就是吳在《我的第一位梵文老師——李華德博士》 （吳曉鈴《話說那年》，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2月第1版，91-94頁；《吳曉鈴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68-69頁）裡提到随李華德（Walter Liebenthal, 1886-1982）學梵語時使用的“美國人帕利編的《梵文初階》”。在自學佩裡教材的過程中，金還得到了師覺月（1898-1956）的幫助。佩裡在梵語教研方面的繼承人是約克遜（Abraham Valentine Williams Jackson, 1862-1937），許地山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時曾跟約克遜“學梵文及伊蘭[伊朗]文學” （許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際論》，《燕京學報》第3期，1928年6月）。

《梵文讀本》指的是哈佛大學蘭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 1850-1941；陳寅恪[1890-1969]、湯用彤[1893-1964]等人的梵語老師）編寫的 A Sanskrit Reader。金克木在《讀〈中國古代文學英華〉》 （《讀書》1984年第12期）裡提過一筆《梵文讀本》：“美國人的一本《梵文讀本》，本文外另有詞彙和注解單行，注中指出參考書、文和争論問題。”《梵文讀本》是于1884年先出版第一部分的本文（text）和第二部分的詞彙（vocabulary），再于1888年出版第三部分的注解（notes），後來才将三個部分合為一冊。金克木當時看的有可能是本文、詞彙和注解分開單行的早期版本。

大約在1943年中期，周離開加爾各答“去孟買大學準備戴博士高冠了” （《梵竺因緣——〈梵竺廬集〉自序》，《編年錄》112頁）。周寫的《印度古植物學權威沙赫尼教授》 （《讀書通訊》第74期，1943年9月16日），尾署“三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于孟買”，可證其于1943年6月已經人在孟買，所以才會有從浦那（Poona，孟買附近的曆史文化名城）給金借了《梵文讀本》寄來一事。金大約也在同一時期辭去《印度日報》的工作來到鹿野苑 （《編年錄》112頁）。從上引《我的童年》譯後記的寫作時間，可以确定金于1943年11月底已至鹿野苑。1943年11月11日，白慧法師（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已故研究員巫白慧，1919-2014）出席鹿野苑摩诃菩提會根本香寺第十二周年紀念會并用漢語和英語緻辭。在他1944年2月緻太虛法師書 （《南海寄歸傳新頁之七》，《海潮音》第25卷第11、12期合刊，1944年12月1日）中提到，他出席此次會議的消息由“《印度日報》總編輯金克木先生（适告假住鹿苑中華寺讀梵文）”于會後發出。金在《印度日報》所發之消息轉載于《海潮音》第25卷第7、8期合刊 （1944年8月1日）的《南海寄歸傳新頁之六》，白慧發言的漢譯轉載于《海潮音》第25卷第4期 （1944年4月1日）的《南海寄歸傳新頁之四》。白慧此信後來又與其他信一起題為《白慧法師來書》重複刊于《海潮音》第27卷第1期 （1946年1月1日）。由此事可知，金到鹿野苑後還在替《印度日報》組稿和發稿。

另據吳曉鈴《佛陀成道日在鹿野苑——新南海寄歸内法傳之八》 （《世間解》第6期，1947年12月15日）記載，他在1943年12月29日至1944年1月3日因參加第十二屆全印東方學大會（All India Oriental Conference）經鹿野苑時（比上一段講的白慧的活動晚一個多月），見到過“大虛大師的首座弟子法舫上人[1904-1951]，法舫上人的侍者白慧法師，住在獅子國根本香寺從喬賞彌[憍賞彌]老居士學法的金克木兄，陪着李方桂[1902-1987]先生随喜的周達夫兄，還有中印度的寂比丘[即下文還要提到的乞寂法師，Shanti Bhikshu Shastri, 1912-1991]”，可見周與金分别後不久又曾在鹿野苑聚首。

周的後人說，李方桂和黃侃（1886-1935）、錢玄同（1887-1939）、趙元任（1892-1982）、羅常培等人都算是周的老師或準老師 （舵兒《自殺研究》）。李周之間還有件事值得說說。據李夫人徐櫻（1910-1993）回憶，李在改開初期首次回大陸訪問之前，曾得“七十多歲[其實不到七十]的周達甫，方桂的門人，向他報告些語言學界的動态”。1978年9月，李在北京見到了周等分别了幾十年的師友 （徐櫻《方桂與我五十五年》，商務印書館，1994年4月第1版，103、107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1月增訂第1版，121、126頁）。我在孔網見過有人賣一個1979年的信封，收信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楊耐思（1927-2019），寄信人署“周遲複” （網址：”即李方桂的英語縮寫。

1945年，周達夫在孟買大學以“Three Buddhist Hymns Restored into Sanskrit from Chinese Transliterations of the Tenth Century A.D.” （《十世紀漢譯梵贊還原三種》）一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導師為郭克雷（Vasudeva Vishwanath Gokhale, 1900-1991），也得到了柏樂天（Prahlad Pradhan，1910-1982）的幫助。此文将三種北宋時期用漢字音譯的梵語贊頌《釋迦牟尼佛成道在菩提樹降魔贊》（失譯人名）《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法賢譯）《聖多羅菩薩梵贊》（施護譯）還原成梵語，是烈維（Sylvain Lévi, 1863-1935）、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和榊亮三郎（1872-1946）等人有關研究的一個繼續。

論文的主要部分（題目删去“of the Tenth Century A.D.”）刊于師覺月在加爾各答編刊的《中印研究》（ Sino-Indian Studies）季刊第一卷第二分冊（Vol.I, Part 2, January, 1945）85-98頁 （圖五，圖六）。為了配合周文的閱讀，師覺月還将烈維還原《八大靈塔梵贊》和《三身梵贊》的兩篇舊文節譯為英語在同冊刊出。同冊還有周達夫與師覺月合寫的《菩提伽耶出土之漢文碑新考》 （“New Lights on the Chinese Inions of Bodhgayā”，圖七），内容不出上引《印度出土之中文碑》和《改正法國漢學家沙畹對印度出土漢文碑的誤釋》二文之範圍。1945年2月24日《大公報》重慶版第2版“加城小簡”一欄還報道過此期的出版：“中國印刷公司刊行之《中印研究季刊》第二期，已于一月間出版。”季羨林（1911-2009）在簡介這份期刊前六分冊的《中印研究》一文 （1947年7月4日《大公報》天津版第6版“圖書周刊”第22期，1947年7月9日《大公報》上海版第9版“圖書周刊”第22期）中也提到周的論文。《國際大學生王白慧來書》 （《海潮音》第26卷第4期，1945年4月1日）中說：“又周達夫先生去年寫論文《梵讀[讃]三種》得孟買大學博士學位今亦回中國學院參與新的研究計劃，渠現助我将《楞嚴咒》還厚[原]（将漢返梵）。”“王[sic]白慧”即白慧法師，他這封信提供了周在拿到博士學位後重返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工作的信息。

圖五

圖六

圖七

此文後來經修訂翻譯後題《梵贊還原三種》刊于《語言研究》1958年第3期 （1958年6月）。我藏有《梵贊還原三種》的簽贈抽印本兩冊，一冊是1958年7月18日簽贈童玮（1917-1993）的 （圖八；上引張忞煜詞條所附此文書影就是來自我買的這個本子），另一冊是1958年9月2日簽贈張清常（1915-1998）的 （圖九）。後者的題贈寫在一張紙上，再粘到論文的右上角，紙下隐約有字，揭開紙的一角，并透過強光查看，字是“默它兄 正 作者 1958.7.19.”。看來在題贈張清常之前，這個抽印本原來是題贈給另一個人的，可惜不知道這位“默它”是誰（也許我認的字不對）。

圖八

圖九

我手裡的《中印研究》有兩種版本，一種封面為黃色，紙張黃而脆 （圖十，圖十一，封面和目錄頁蓋有“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圖書館”的方形和橢圓形印章，目錄頁有戳記“中華民國卅七年一月五号 收到”；并參看圖五，圖六），另一種封面為水色，用紙白而韌 （圖十二，圖十三，目錄頁有中英文戳記“中國印刷公司贈閱With Compliments of CHINA PRESS.”；并參看下文圖十四，圖十五），但都是由加爾各答中國印刷公司（China Press Limited）印刷和出版的。值得注意的是，加爾各答中國印刷公司的地址是P.27, Prinsep Street, Calcutta，與《竺可桢日記》1946年部分 （《竺可桢全集》第十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所附通訊錄中收的 （298頁）周達夫的通訊地址（Dr. Ta Fu Chow, P27 Prinsep St., Calcutta）完全一緻。吳曉鈴在其譯注的師覺月《〈中印千年史〉序》 （《現代知識（北平）》第1卷第3期，1947年6月1日）的譯者後記 （1947年5月8日夜作于北平）中提到中國印刷公司的經理翟肖佛于1946年8月在加爾各答去世，身後留下妻子和四個孩子等事。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周的導師郭克雷就是金在《天竺舊事》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7月第1版）第八章《“漢學”三博士》中提到的戈克雷 （《編年錄》119頁），另外兩位博士是師覺月和下文會提到的巴帕特。“郭克雷”是周達夫的譯法，有時他也翻成郭克烈。郭曾經留學德國波恩和海德堡，在圖奇（Giuseppe Tucci, 1894-1984）的建議下，選擇海德堡的佛教學者瓦雷澤（Max Walleser, 1874-1954）為導師攻讀博士學位，最後于1930年以研究和翻譯郁楞伽（Ullaṅgha）《大乘緣生論》漢譯本的論文（ Pratītyasamutpādaśāstra des Ullaṅgha, kritisch behandelt und aus dem Chinesischen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Bonn: Scheur, 1930）獲得博士學位。瓦雷澤主編過一套“佛學資料叢刊”（ Materialien zur Kunde des Buddhismus），除了他自己的多種著作外，還收有像圖奇英譯的《因明正理門論》以及奧伯米勒（Eugène Obermiller, 1901-1935）英譯的《布頓佛教史》這樣的重要著作。郭克雷根據漢譯本和藏譯本翻譯注釋并還原為梵語的《百字論》（ Akṣara-çatakam, The Hundred Letters; A Madhyamaka Text by Āryadeva, Heidelberg: In Kommission bei O. Harrassowitz, 1930）也收于這一叢書。瓦雷澤去世後，郭還在《潘達開東方研究所年刊》（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1954, Vol.35, No.1/4）上寫過一篇訃聞。這麼一算，周還是瓦的再傳弟子。另據吳曉鈴在《印度的漢學研究》中說，郭的漢語是跟一個叫費勒（W. Feller）的人學的，除周達夫的《梵贊還原三種》之外，郭還指導法周（即巴宙[W. Pachow]，1918-卒年不詳）以《大涅槃經研究》于1948年獲得孟買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

向達（1900-1966）于1943年旅居敦煌訪沙州舊城時，在岷州坊廟中發現一個殘破的經幢，幢的一面除數行漢文外還刻有十一行古印度字體的文字。由于他不能分辨此古印度字體為婆羅謎文還是佉盧文，更看不懂其内容，于是就将這一部分的拓片寄給了與他有通信關系的周達夫，周又将照片轉給郭克雷（時在1943年夏）。經過釋讀，郭确定其内容為講緣生的佛典，字體為婆羅謎文，時代約在公元五世紀後半。郭将其研究成果題“A Brāhmī Stone Inion from Tunhuang”發表在《中印研究》第一卷第一分冊 （Vol.I, Part I, October, 1944；1944年5月26日和1944年8月20日《大公報》重慶版第2版“加城小簡”欄，以及1944年6月8日《大公報》桂林版第4版同欄都提到此刊的籌備出版）18-22頁 （圖十四，圖十五），文中還引用了金克木對經幢漢文部分的解釋。上引季羨林介紹《中印研究》的文章沒有列出郭克雷的這篇文章。郭文後來由景行（其人待考）譯出（注釋部分略有删節），題戈哈理著《敦煌所出婆羅謎字石刻（拓本）之研究》，刊于《現代佛學》1963年第1期 （1963年2月25日，13-15頁）。同期刊出的還有向達（署名“覺明居士”）寫的《記敦煌出六朝婆羅謎字因緣經經幢殘石》 （8-12頁）。金克木在《由石刻引起的交誼——紀念向達先生》 （《群言》1987年第8期）中講過這件事，但誤将字體的年代說成十一、十二世紀。

宋希於告訴我，周達夫在《光明日報》第2701期 （1956年12月9日）第4版發表過一篇《回憶浦那——讓同行們見面——》，裡面談到他留印時的許多舊事。由于此文極其重要，看過的人可能不多，我就把全文抄在下面：

憶浦那

——讓同行們見面——

北京大學教授 周達甫

12月1日，周恩來總理在印度浦那地方說：中國希望更多的印度學者到中國大學去講學。他說，中國還希望派更多的學生到印度，特别是到浦那大學來留學。（新華社2日電）　　

浦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印度因為天氣熱，好些省都有一個夏季的省會，例如加爾各答是西孟加拉省的省會，夏季省會是大吉嶺；孟買省的省會是孟買市，浦那則是夏季省會。它距離孟買市約有半天的火車路程。夏季省會都是氣候比較涼爽的地方。

孟買省（即邦）主要地有說兩種話的人：說古加拉底話的中心是阿麥達巴德，也像孟買市一樣，是一個紡織業的中心，甘地就是說古加拉底話的；說馬拉梯話的中心就是浦那。說馬拉梯話的人，以産生曆史上的武士和音樂藝術家而出名，他們抵抗殖民主義侵略者最久。

印度的教育制度是一個大學管轄一些學院，分布在這個大學區域内的各地方。浦那原來屬于孟買大學的區域，現在有一個浦那大學，上次到我國來訪問的印中友好協會代表團團長巴帕特博士就是這個大學的古代印度文化系主任。

浦那是一個求學的好地方。在自然科學方面，那裡是印度的氣象觀測中心，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農學院，如周總理所參觀過的印度中央水利及動力研究所等等，是最近幾年新建的。在人文科學方面，特别是梵文，也許可以說，全印度有三個中心：一個是中部的貝拿勒斯（波羅奈城），一個是南部的馬德拉斯，一個是西部的浦那。浦那的梵學舊傳統的重點所在，有一點像我國“經學”中的“禮”，在語法（“記論”）等等方面也很好，最近聽說老學者有些雕零了。重要的新式學術機構有潘達開東方研究所，是紀念過去一位大學者潘達開的，這個研究所最主要的工作可以說是校訂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摩呵婆羅多”，原來由語言學家蘇克坦加主持，他不幸早已逝世了。這個研究所也收藏了一些梵文寫本，負責、保管的郭得教授是一位“名物”專家，有一點像我國清代程瑤田的學風，如果他能到中國來走走，我相信彼此都有好處，例如他與我們的水稻專家丁穎老教授就可以讨論一下中印雙方文獻中的稻子了。這個研究所有一些藏書，與各國交流的關系相當好，現在有日本學者在那裡研究。

浦那的德幹學院研究所原有梵學的傳統，現在可以說是印度新起的一個語言學中心。所長葛德類博士可以說已經建立起一個學派來了。他很強調編制一個詞一個詞的索引（Index Verborum），如果中印雙方合作，編制佛典的這種索引，由他們擔任梵文、巴利文原本而我們擔任漢文、藏文譯本的索引，可以事半功倍，這樣就可以為中印合作的語言學研究打下一個結實的基礎。這個工作應該以蘇聯科學院出版的“佛教叢書”中的“正理滴論”的梵、藏及藏、梵索引為範例，“一個助詞也不忽略”（見序文），如果由中、印、蘇三國合作，當然是更好了。關于這種工作，大家的意見是接近的（例如前“翻釋通報”第2卷第5期，季羨林教授“對于編修中國翻譯史的一點意見”）；在人力方面，我們也已經具備了一些條件，例如張建木同志與印度柏樂天教授（梵語語法學家）就曾經合作過，取得一些經驗（見“翻譯通報”及“現代佛學”）。

德幹學院研究所早已有印歐和達羅毗荼語言學部門，葛德類博士久已有意于建立漢藏語言學部門；1943-45年我在浦那的時候，并不屬于這個研究所，那是在戰時，他也不惜重價，為我買參考書，我臨走的時候也留贈了幾本書，當時我們所能做到的就隻有這樣了！果阿是葛德類博士的老家，我們同情果阿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更感到懷念他，希望他來講學，“和他的中國同行們見面”（周總理在孟買說的話，見新華社3日電）。

浦那的福格森學院是印度民族運動的先驅、甘地的前輩狄拉克所創辦的；這個學院也有梵學的傳統，例如常用的阿蔔逮所編梵文辭典就是那裡的産物。印度現在的漢藏文學者之一郭克雷博士是這個學院的教授。他校訂西藏所傳的梵本“中觀心論”，還沒有完成；西藏還保存了許多梵本，希望他能夠到中國來，和我們比較長期地合作！這個學院的梵文主任教授巴蘭基倍博士已經年老退休，聽說有可能到北京來，他研究印度音樂史，對于中國音樂史的研究工作極有幫助，這個消息想必是大家所樂聞的！

1942年，印度的“八月運動”期間，我從孟買到浦那，火車的窗門是緊閉的，因為群衆在向當時的英政府所經營的鐵路扔石頭。殖民主義者的坦克把炮口正對着學校的大門，師生們出入是無視它的。那時是甘地先生最後一次入獄，他在浦那的阿伽汗宮，我和導師郭克雷博士早晚散步，從校内的小山上可以望見那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的房屋和糧食都有困難，我就住在導師家裡，和他一起吃過雜糧。我的三十歲生辰是和他在一起度過的。他就像我的伯叔或長兄，他的子侄與我如兄弟姊妹；他的弟弟是醫生，曾為我治病。我差不多是一個生而不知有母的人，臨走的時候，師母手織毛背心相贈，穿在我這個孤兒和遊子身上，把這種溫暖帶回到久别的祖國來了！我曾寄贈一張照片，導師回信說，他把它貼在家庭相冊上。……

文化交流的廣泛，同深入一樣重要。我們今後應該在廣泛的基礎上力求深入。周總理所說的“和同行們見面”，對我們國内來說，可以作為一個方針性的指示。例如呂澂先生在他的本行是有國際聲望的，印度加爾各答大學梵文系前主任維杜舍卡論師校訂西藏所傳的梵本“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他們兩位早就是互相知道的。又如向達教授曾經在敦煌城外發現梵文經幢，郭克雷教授為之考釋發表，他認為是印度婆羅迷字體的唯一石刻。幾年以來，這些同行們還沒有見過面，今後或來或往，應該要很好地作些安排了。

我再對文中提到的人物、機構、語言和書籍的原名做些注釋，以便于閱讀：

古加拉底話——Gujarati

阿麥達巴德——Ahmedabad

馬拉梯話——Marathi

巴帕特——Purushottam Vishvanath Bapat（1894-1991）

潘達開東方研究所——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潘達開——Ramkrishna Gopal Bhandarkar（1837-1925）

蘇克坦加——Vishnu Sitaram Sukthankar（1887-1943）

郭得——Parashuram Krishna Gode（1891-1961）

德幹學院研究所——Deccan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

葛德類——Sumitra Mangesh Katre（1906-1998）

佛教叢書—— Bibliotheca Buddhica

福格森學院——Fergusson College

狄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

阿蔔逮所編梵文辭典——Vāman Shivarām Āpte（1858-1892）的 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中觀心論—— Madhyamakahṛdaya

巴蘭基倍——Vasudev Gopal Paranjpe（1887-1976）

維杜舍卡論師——Mahamahopaddhyaya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Shastri

三、“僅二冬用之讀書”

據金在《我的童年》譯後記中說，他曾得到在國際大學研究中文的乞寂法師和國際大學印地語學院院長二吠陀（Hazari Prasad Dwivedi, 1907-1979）先生的指點，決心去印度教聖地波羅奈城學梵語 （《編年錄》112頁），但最後卻去了波羅奈城旁邊的佛教聖地鹿野苑，并在那裡結識憍賞彌（Dharmananda Damodar Kosambi，1876-1947；金也稱他為“法喜居士”，“法喜”即Dharmananda的意譯），随他繼續讀梵語（《波你尼經》《羅怙世系》等），并學習巴利語（《清淨道論》等）。除憍賞彌之外，金還聽迦葉波法師（Jagdish Kashyap, 1908-1976；《天竺舊事》第七章的現代“三大士”之一）等講過梵語《奧義書》等。

金在《殉名記》裡講過一個故事：“美國一個名牌大學的一位名教授就曾要求一位印度籍教授将著作署他的名字以便出版。那位印度教授連标明合作共同署名都不肯同意，拂袖而去。為了書名上著者名字定不下來，已經排校完畢的學術著作不能付印。美國教授和印度教授先後故去，這書也不知下文了。”印度教授和美國教授說的就是憍賞彌和《梵語讀本》的編者蘭曼，那部無法出版的著作就是羅馬字本的巴利語《清淨道論》。有關蘭曼和憍賞彌不和一事，金克木在不同的文章裡或明或暗地講過多次。最早的一次見于《光明日報》第1061期 （1952年5月25日）上的《回憶印度鹿野苑和憍賞彌老人》（宋希於提供），其中提到：

他[憍賞彌]說：“有色人種不是人，這就是标準美國思想。能校出英文字母‘O’字是不是排印倒了頭，這就是美國的名教授。”他在哈佛大學辛苦校印的佛典“清淨道論”，隻帶回了最後的校樣，而書在美國卻至今不能出版。他在印度重印這書，哈佛大學就要和他打官司，控告他侵犯版權。他自然決不再去美國。倘若再去，美國國務院大概也不會給他簽證入境的。

“美帝分子”蘭曼和“和平老人”憍賞彌之間的不和，恐怕不像金克木這篇發表在“抗美援朝專刊”上的文章說得這麼簡單，值得專門研究。“能校出英文字母‘O’字是不是排印倒了頭”這種認真的精神，恰恰是以憍賞彌為代表的印度學者應該向美國教授們好好學習的地方。

金何時離開鹿野苑？下一站又去了哪兒？他自己沒有明确說過。我們從金1945年2月19日緻于道泉（1901-1992）的信 （參見陳明撰《藏學家于道泉與王森入聘北京大學始末》，《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第48卷[總第259期]）中可以推知大概。此信發自鹿野苑，說明金當時還未離開，不過他在信中提到計劃住至3月間。金信還留下一個此後在加爾各答的收信地址“Mr. Kin Kemo, c/o Mr. Kuo Shih-I, P-24, Mission Row Extension, Culcatta, India”，可見其下一站是加爾各答。從金于1945年6月在加爾各答譯注完畢《吠檀多精髓》（見下文）一事來看，他已于當年6月返回加城，所以他離開鹿野苑的時間大約在3月到6月之間。金在1945年6月12日還給沈從文（1902-1988）寫過一封信 （2001年5月24日《光明日報》，據宋希於提供的原報電子版），與緻于信一樣，緻沈信也留下相同的收信地址，也是托郭史翼（Kuo Shih-I）轉交，應該也是發自加爾各答。

金在緻沈信中說：“來印前二年忙于與學問無關之‘新聞’，後二年内又僅二冬用之讀書，實則僅有一冬真正從師攻世界最難之巴你尼文典……。” （《編年錄》128-129頁）來印後的“前二年”約指1941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主要在加城編《印度日報》。“後二年”約指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主要在鹿野苑随憍賞彌等人讀梵語和巴利語。論讀書的絕對時間，這“後二年”還要打上“二冬”的折扣，甚至還說“實則僅有一冬真正從師攻世界最難之巴你尼文典”（“巴你尼文典”即《波你尼經》），可見在1945年6月之前金真正用于學習梵語和巴利語的時間并不算長，從1943年初開始自學梵語算起，前後加起來頂多兩年半而已。再加上憍賞彌等人的授課并未采取現代教育的模式，我很懷疑對于初學者金克木來說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學習質量。所以他在緻沈信中說的“如是而望其有成，不亦難乎”，我覺得并不是自謙之語。

金在緻沈信中還提到：“本預備三冬讀書，秋間去浦那專讀主要經典（婆羅門教）……” （《編年錄》130頁）結合《龍樹〈迴诤論〉新譯引言》（見下文）于1945年11月完稿于浦那來看，金大約是在1945年夏秋之際去的浦那。在浦那期間，除了随郭克雷講解讨論羅睺羅（Rāhula Sāṅkrityāyana, 1893-1963；《天竺舊事》中的現代“三大士”之一）在西藏發現的《迴诤論》梵本（吳曉鈴在《印度的漢學研究》中說“武漢大學教授金克木在印度的時候曾和他合作過半年，校訂《迴诤論》的梵文和漢譯”）之外，金主要是在潘達開（金有時也譯作潘達迦）東方研究所幫助郭校訂羅睺羅在西藏拍攝的無著《阿毗達磨集論》梵語貝葉殘卷：“不過三個月，他便将殘卷校本和校勘記寫出論文寄美國發表了。序中提到我……” （《如是我聞——訪金克木教授》，《編年錄》132頁）《漢學“三博士”》也提到梵語《集論》“校本後來在美國刊物上發表” （《天竺舊事》66頁）。

郭寄到美國的論文應指《一部罕見的無著〈阿毗達磨集論〉寫本》（“A Rare Manu of Asamga’s Abhidharmasamuccaya”），發表于《哈佛亞洲研究學報》1948年6月第11卷第1号第2号合刊本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1, No.1/2[Jun., 1948], pp.207-213）。不過這篇文章隻包含金克木說的《集論》梵本的“校勘記”，并不包含“校本”，而且文中并沒有提到金克木。其實《集論》梵本殘卷的郭氏“校本”并沒有在美國的刊物上發表，而是刊布在印度本土的雜志上，這就是發表在《王立亞洲學會孟買分會學報》新系列（New Series，簡稱N.S.）1947年第23卷 （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Vol.23, 1947, pp.13-38）上的《無著〈阿毗達磨集論〉梵本殘葉》 （“Fragments from the Abhidharmasamuccaya of Asaṃga”；圖十六，周運所攝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抽印本）。在這篇文章的序中，郭明确提到了金：“這些殘葉最初是在1945年到1946年冬鈔出的，在漢文材料上幸得時常請教我的朋友金克木教授，他當時正住在浦那深造梵文哲學文獻。” （These fragments were first copied out in the winter of 1945-46, when I had the pleasure of having frequent consultations on the Chinese sources with my friend Pro. Kin Kemo, who was then living in Poona for deepening his knowledge of Saṃskṛta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圖十七，周運攝）校勘記發表在美國，沒有提到金，校本發表于印度，提到了金，可見是金把這兩篇文章給搞混了。如果金在加城校梵本《集論》的那張照片（本文第一張配圖）的時間（1946年7月）可信，說明金從浦那返回加城後還在繼續《集論》的校訂工作。在郭校殘葉之後，柏樂天還出過一個更加完整的校本。李華德給這個新校本寫過一篇書評《讀梵文本阿毗達磨集論》，載于《現代佛學》第1卷第12期 （1951年8月15日）。書評的原文懷疑應該是英文，但在刊出時沒有提到譯者的名字。

圖十六

圖十七

根據金克木1946年5月21日從印度緻于道泉書 （王堯編《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446-447頁），知道他當時已決心回國，“拟六七月間啟程，7月底以前可到滬”。金在加城校梵本《集論》照片的時間如果可信的話，可知他在1946年7月的某日還未出發。回國之後，因吳宓（1894-1978）的推薦，金被武漢大學聘為教授。據民國三十六年（1947）元月編印的《國立武漢大學教職員錄》，文學院外國文學系教授中已列有金克木之名，到校年月為“卅五年八月”，即1946年8月，金時年三十五歲。這個到校時間比《吳宓日記》所記的實際邀聘時間1946年9月19日 （《吳宓日記》第十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3月第1版，135頁；《編年錄》138頁，腳注1）早了一個月。在《教職員錄》中，金克木的經曆是這麼寫的：“印度鹿野苑及國際大學、孟買大學、加爾各答大學等地研究，曾任國立湖南大學講師，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教授。”雖然大學、講師、教授名頭衆多，但實質上是沒有多少正經學曆，更沒有正規學位的。另外，從這個履曆推測，金從鹿野苑和浦那返回加城後，可能在國際大學中國學院短期任過教。

金克木回國後在印度學方面發表的純學術性文章，主要有《梵語語法〈波你尼經〉概述》《試論梵語中的“有—存在”》《梵語語法理論的根本問題》《〈吠檀多精髓〉譯述》《說“有分識”（Bhavānga）——古代印度人對“意識流”心理的探索》等，先後收入《印度文化論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梵佛探》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和《梵竺廬集（丙）》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以及未入集的《龍樹〈迴诤論〉新譯引言》。這些文章的發表雖有先後，但卻多是完稿于金克木在印的後期，尤其是1945年。

比如《〈吠檀多精髓〉譯注》就是于1945年6月完稿于加爾各答，題《吠檀多精髓》分上下篇刊于《學原》雜志，上篇在第1卷第7期 （1947年11月），下篇在第1卷第8期 （1947年12月）。《說“有分識”——古代印度人對“意識流”心理的探索》完稿于1945年秋，題《說“有分識”（Bhavānga）》刊于《現代佛學》1963年第3期 （1963年6月13日；我收藏有這期《現代佛學》的稿費單，圖十八），副标題是收入《印度文化論集》時新加的。《龍樹〈迴诤論〉新譯引言》于1945年11月完稿于浦那，1947年5月修正于珞珈山，分上中下三篇刊于1947年6月4日、6月18日和7月2日《大公報》上海版第9版“文史周刊”第30期、第31期（将“中”誤印為“下”）和第32期，同時又分上下兩篇刊于1947年6月27日和7月11日《大公報》天津版第6版“文史周刊”第32期和第33期。《試論梵語中的“有—存在”》 （《哲學研究》1980年第7期）和《梵語語法〈波你尼經〉概述》 （《語言學論叢》第七輯，商務印書館，1981年7月第1版，211-280頁），前者尾題“1979年據1945年稿改寫”，後者尾題“1945年稿，1978年修訂”，可見它們的主體部分應該也是在1945年寫的。《梵語語法理論的根本問題》，題《印度文法理論的根本問題》 （《編年錄》152頁将題目中的“根本”誤為“基本”）分上中下刊于1948年5月15日和5月22日《申報》“文史周刊”第23期和第24期。此外，金克木翻譯的溫德尼茨（Moriz Winternitz, 1863-1937）的《印度文學和世界文學》 （《外國文學研究》1981年第2期），完稿于1946年 （《〈印度文學和世界文學〉譯文題記——兼談比較文學》，《外國文學研究》1981年第2期），但沒有說是不是在印度時翻譯的。《印度文學史略引言》于1947年1月完稿于珞珈山，刊于1947年3月26日《大公報》上海版第9版“文史周刊”第22期，以及1947年4月4日《大公報》天津版第6版“文史周刊”第24期。

圖十八

回國之前，金克木本來還拟定過一些研究計劃，比如他在上述1945年5月21日緻于道泉信中說：

日内弟如獲得《辨中邊論頌》梵本殘卷照片，若可以校刊時，并拟請先生合作，由藏文對勘作glossary。此書可有梵、藏、玄奘、真谛四本對照，且在哲學上極為重要。弟意先為一本書作glossary，然後逐一擴充配合；先全用舊譯，然後加以修改補充。不知先生以為如何？（《編年錄》137頁）

“梵文殘卷照片”指的應該也是羅睺羅在西藏拍攝的照片。《海潮音》第17卷第9号（1936年9月15日）刊布的《印度兩尊者珍籍出版》，是中國國内較早介紹羅睺羅（桑克他耶納）在西藏發現佛教梵文寫經的文章：

世界新聞社卡爾喀答[加爾各答]訊：号稱“印度之康德”之達摩鸠帝（Dharmakirti[Dharmakīrti法稱]）尊者，為印度黃金時代最智慧哲學者之一，其寫于貝葉上之梵文經論，于一千見[年]前，從印度輸入西藏，與波[彼]齊名之般若卡羅求多（Pcajna Kadajupto[Prajñākaragupta智作護]）亦為一佛教大思想家，最近婆羅門人探險者桑克他耶納氏，在西藏從事探險，忽從一喇嘛寺中，發見達摩鸠帝，及般若卡啰[sic]求多兩氏湮沒已久之著作，與該婆羅門探險家合作之畢哈探險會久将此等珍籍譯出，于該會之會報發表，此婆羅門人探險之成功，使印度學術界大為滿意雲。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以及五十年代早期，由于中印關系的改善，法舫、王森（1912-1991）、張建木（張克強，1917-1989）、金克木、吳曉鈴、周達夫、巫白慧等人都有機會在歐洲和印度的梵學專家“争校此批梵本”時最先取得“相片之沖洗及校對權”，“為千年來中國對世界梵學界第一次之偉大貢獻” （1946年9月8日《白慧法師上虛大師書》中語，參看《海潮音》第27卷第11期，1946年11月1日；此信提到國内能校這些梵本的有李華德以及“現在回國之金克木、吳曉鈴二君”[吳于1946年深秋回國]）。但是像金克木計劃的對勘《辯中邊論頌》梵藏漢三譯并編輯詞彙（glossary）這類工作，最後卻都由于内外各種原因未能實現，或者隻能實現很少的一部分。

四、以零說空并非金克木的創說

改開以後，金克木在《讀書》等報刊發表大量“學術散文”，内容廣涉他的專業（印度學）和非專業，為他赢得盛名。不過，這些文章會有兩類問題。第一，當所談不是他的專業時，在該專業的人士眼裡，其引證往往有誤，立論也欠嚴密。比如《談清詩》 （《讀書》1984年第9期）一文，專門研究清詩的鐘來因在讀後就發現若幹問題，并在其與錢锺書（1910-1998）的通信中有所談及 （鐘來因：《錢鐘書緻鐘來因信八封注釋》，《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錢锺書同意他的看法：“來信指某教授文中謬誤，極是。此文裝模作樣，欺唬後生，《讀書》有《求疵錄》一欄，你該寫信去指出。”《編年錄》223頁腳注1引用了信中“裝模作樣，欺唬後生”兩句。鐘來因後來果然給《求疵錄》欄目投出短文《王次回不是清朝人》，但“編者來信雲該文作者向我緻謝，短文未刊出”。錢锺書在後來的複信中評論《讀書》的處理方式為“手法老到，大約編者非如此不可，否則到處碰壁”。

第二類問題是，就算所談是他的專業，對涉及客觀知識之處，金文通常不加注釋，尤其是關系原創性和學術專利的地方，也不做特别的說明。這樣一來，非專業的讀者往往會誤以為文中的某些事實或觀點是他的發現或創見。舉《〈心經〉現代一解》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年第3期）為例，金在此文中對《心經》提出了他的“更合常識也更現代化，也許更容易懂些”的解釋，此解主要表現在對數字“零”和佛法“空”的比較上。原文是這麼說的：

印度古人有一項極大貢獻常為人忽略。他們發明了記數法中的“零”。印度人的數字傳給阿拉伯人，叫做“印度數碼”，再傳給歐洲人，稱為阿拉伯數字。這個“零”的符号本來 隻是一個點，指明這裡沒有數，但有一個數位，後來才改為一個圈。這個“零”字的印度原 文就是“空”字。“空”就是“零”。什麼也沒有，但确實存在，不可缺少。“零”表示一 個去掉了内容的“空”位。（《編年錄》272-273頁）

我以前就注意到，有不少人認為，以數字“零”解釋佛法“空”，是金的創見。其實，金隻是在引用前人的成說而已。比如呂澂在《印度佛學源流略講》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的第三講第一節裡早就這麼說過：

《兜沙經》的十數目字的産生，還反映大乘思想出現的社會條件與階級根源。印度對外貿易一向發達，貴霜王朝從西北印同西方交涉，使得這種對外貿易，到一世紀，格外活躍，而案達羅王朝統一印度後，在這一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由于貿易發達，計算方法就要求提高，因而引起了數學的發展。在此之前，印度計算進位方法無一定規則，一般是用七進位法，例如，講到“極微”展轉積成粗重時，即以七進法算出的。到了這一時期，則改用了十進法，還規定出十法數字符号。以前計算到十數時空位加一點，用“·”表示；這時發明了“〇”，用“〇”代替了。“〇”名“舜若”（空），還是空，不過也等于一個數字。這種變化，今天看來，不值一說，但當時卻是一個大的發明。它通過貿易，經波斯、阿拉伯傳到西歐，發展成為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數字。我們從《兜沙經》裡看到以十法為等級，就是反映了科學上的這一進步。這也說明大乘的産生與商業發展是有聯系的。同時也可确定《兜沙經》的寫作時間，不能早于公元一世紀。至于“〇”也代表一個數字，與大乘認為空也有用處的思想，有一定的關系。（91頁）

比較上面兩段引文中加下劃線的部分，就能看出金《解》和呂《講》說的實是同一件事。當然，以零解空也不是呂澂的創說，在他之前早就有其他學者說過，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學術常識。

類似的例子還有。比如真谛譯《金七十論》在第一偈的注釋中引用過這麼一段話：“四皮陀中說言：我昔飲須摩味故成不死，得入光天，識見諸天，是苦怨者于我複何所作，死者于我複何所能？”金克木在《吠陀詩句的古代漢譯》 （初刊于1957年2月16日《人民日報》，後收入《印度文化論集》等書）中指出，這裡引用的《吠陀》（《皮陀》）經文實是譯自《梨俱吠陀》第八卷中第四十八首詩的第三節。金文并沒有說這一點是他發現的，所以容易引起誤會。其實早在金文發表的五十多年前，高楠順次郎（Takakusu Junjiro，1866-1945）就已經在其《金七十論》法語譯注中指出過這一點 （《漢譯對校〈數論頌〉研究》[“La Sāṃkhyakārikā étudiée à la lumière de sa version chinoise”]，初篇[I]，《遠東法國學校校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第4卷第1-2号，1904年1月-6月，第9頁；續篇[II]，同刊第4卷第4号，1904年10月-12月，980頁，腳注5）。我想，如果金知道高楠的工作，那麼他這篇文章要麼得注出高楠的名字，要麼幹脆可以不寫。

五、金克木正式帶過的唯一的碩士研究生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合辦南亞研究所（簡稱南亞所，所址在北大），季羨林任所長，金克木也随之成為該所的教授。南亞所在成立初期招收過一批印度學專業的研究生，季羨林帶的有段晴（1953-2022；78級研究生）、王邦維（1950-；79級）和葛維鈞（1942-；79級）等，金克木帶的有胡海燕（1954-；78級）。胡海燕于1973年到1977年在重慶學德國語言文學，1978年到1982年在南亞所攻讀印度學專業的碩士學位，是金克木正式帶過的唯一的碩士研究生。

《編年錄》提到胡海燕的地方隻有一處，見于所引《藝術科學叢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6月第1版）的後記：“《科學研究常識四講》和談民俗學、人類學、語義學幾篇原是一九八一年我對當時還是北京大學研究生的胡海燕同志的談話錄音。一九八四年承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潘乃穆同志不辭辛苦據錄音記下來，作為資料油印供人參閱。因此，語氣和其他篇有些不同。其他篇都是一九八四年寫的。油印材料中有些部分經《文史知識》編輯同志摘出，曾在該刊一九八四年發表。” （《編年錄》221頁）最早的油印本未見，《文史知識》摘發的文章指《科研論文寫作的基本要求》 （1984年第10期）和《什麼叫民俗學》 （1984年第12期）。

我在孔網曾經拍到胡海燕的《北京大學研究生成績表》，封面填有：

姓 名：胡海燕

系 别：南亞所

專 業：印度學

研究方向：印度文化

導 師：金克木

學習期限：自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

表内還夾有金克木寫的一篇成績評語 （似非金本人之字，用南亞所信箋；圖十九）：

胡海燕于1978年通過研究生考試進入南亞研究所。在這段時間中，她學習了有關印度古代文化的一系列課程，還學習了德文、梵文、英文、日文和法文。

胡海燕對O. Böhtligk的《印度格言》一書中的7600條格言進行了詳細的分類整理。但由于撰寫碩士論文《金剛經分析》上述工作尚未完成。

胡海燕對印度古代的神話、詩歌、格言以及古代文字抱有濃厚的興趣。她對待研究工作非常認真細緻，因而她已在印度學研究方面打下一定基礎。

我相信胡海燕一定能在這一領域取得成績。

北京大學正教授

金克木

圖十九

O. Böhtlingk（評語中誤寫成Böhtligk）即十九世紀德裔俄籍印度學家、東方語言學家馮·伯特林克（Otto von Böhtlingk, 1815-1904），《印度格言》指其所編 Indische Sprüche （三卷，梵德對照，1863-1865年聖彼得堡初版，1870-1873年聖彼得堡再版）一書。《金克木文集》第七卷前照片中的“作者手稿”左面所抄“詩鏡德譯”，是馮·伯特林克的另一部著作《檀丁之詩學[詩鏡]》 （Daṇḍin’s Poetik[Kāvyādarça], Leipzig: Verlag von H. Haessel, 1890）。此書是檀丁《詩鏡》一書梵語原本和德語譯注的合刊。

金在上引《讀〈中國古代文學英華〉》裡提到過一本“外國也有”的“隻印白文”的“古文教材”，“十九世紀德國人編的《梵文文選》”：

這書初刊本和修訂本流行多年，外國人所讀印度古文基礎大緻不出其範圍。這選本和印度人自用的選本不一樣。印度人認為神聖而艱難的，一般不選的《吠陀》，它選了不少；印度人認為高峰的排比華麗的詩文，它幾乎未選；印度人隻作為哲學入門書的，它全文選入還附了譯文。

這本《梵文文選》指的是馮·伯特林克所編 Sanskrit-Chrestomathie （1845年聖彼得堡初版，1877年聖彼得堡再版，1909年Richard Garbe[1857-1927]修訂萊比錫三版）。

胡海燕對《印度格言》中所收格言進行的分類整理工作，因撰寫碩士論文而未能完成。當年的研究生學制是三年，這就是說1978年10月入學的胡海燕必須在1981年10月之前畢業。但是，她這張《研究生成績表》封面上寫的最後學習期限卻是1982年7月。也就是說，她多讀了一年。這是怎麼回事？我在孔網曾經參拍過一頁南亞所于1981年11月緻北大研究生辦公室（北大研辦）的信 （打字本，打在南亞所信箋上；網址：日讀取），其内容正好回答了胡海燕的學習期限問題：

北大研辦：

我所78屆印度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胡海燕同志，本應在1981年畢業。但其所學專業需用梵文，另外，她的畢業論文也與梵文有關。為此，我們已決定延長一年，此事已向學校報告，并經批準存案。

最近，西德學術交換處（DAAD）已同意給我所一名留學生名額，但規定必須在今年十一月底以前向德國駐華使館申請備案。目前，我國梵文人材極少，為了填補這方面的不足，再三研究，拟派胡海燕同學去德國留學，并按西德學術交換處的規定向德國駐華使館備案。

當否，請批示！

南亞研究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我在孔網還拍到一封德國哥廷根大學印度學教授貝歇爾特（Heinz Bechert, 1932-）于1981年10月26日寫給季羨林的德語信。信的正文為打字本，信末有貝歇爾特簽名，一共兩頁，并附有漢語譯文。信中提到：“如果胡海燕希望于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冬季學期來德國的話，這一手續應該盡快辦理。因為交換處明年一月份就要開會評選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的大學獎學金申請。因此，您方的申請材料應該在十一月份就交到德國大使館，或最遲不超過十二月初。”看來南亞所緻北大研究生辦公室信裡提出的拟派胡海燕赴德留學，須在1981年11月底之前按西德學術交換處規定向德國駐華使館備案一事，正是季羨林在收到貝歇爾特來信後做出的迅速回應。胡海燕後來于1982年到1987年在哥廷根大學攻讀印度學并得到博士學位。

金克木評語裡提到的胡海燕碩士論文《金剛經分析》，全名是《金剛經梵本及漢譯初步分析》。胡海燕于1982年已經去哥廷根留學，卻不知為何碩士論文的答辯在1983年才舉行，答辯的主持人是季羨林，參加者有徐梵澄（1909-2000）、巫白慧、黃心川（1928-2021）、童玮以及金克木（見下文的金克木《〈漢梵對勘金剛經〉小引》，1983可能是筆誤）。我沒看過這篇碩士論文的全文，但曾在孔網購得該文第二部分“梵漢對勘”中的《〈金剛經〉漢梵對照詞語表》打字油印本一冊 （二十四頁，圖二十，圖二十一）和《〈金剛經〉梵漢對照詞語表》打字油印本兩冊 （二十五頁，圖二十二）。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胡海燕後來寫出《漢梵對勘金剛經》一書。金克木曾為此書作《〈漢梵對勘金剛經〉小引》，登在《南亞研究》（季刊）1985年第2輯 （1985年6月）。從這篇引言可以知道，胡書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不知為何後來卻沒能面世。在《南亞研究》1985年第2輯和第3輯（1985年9月）上，胡海燕連續發表過《關于〈金剛經〉梵本及漢譯對勘的幾個問題》的（一）和（二），正是她碩士論文第一部分《導言》和第二部分中《〈金剛經〉梵漢對勘本序》的部分内容。

圖二十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附記：

謹以此文紀念亡友鄭國棟（1969-2022），他是金克木的學生王邦維和黃寶生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