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南開，南有春晖“，來說一說這位真正在兩所中學都上過學的老前輩！

我們生活的這個地球有東南西北之分，是為方向。在我國，這個界限也分得很清楚，如東部、西部、南方、北方等，以區分各省市，但因中國曆史文化的演變圖和大山大川大多東西延伸等關系，在國人嘴裡，南北之分用得更多些。以區分人群為例，人們喜歡說南方人和北方人，沒有說西方人和東方人的。我們更有許多帶有南北兩字組成的俗語和成語。如成語中就有南船北車、南販北賈、南橘北枳、南腔北調、南轅北轍等等。今天我們的話題就要從“北有南開，南有春晖”這句話說起。

春晖中學

春晖，始于1908年陳春瀾先生創辦的春晖小學堂，沿用的是舊學，而春晖中學校是一所民國時期創建的新式學校，是在五四運動的的背景之下，由陳老先生和經亨頤先生等人共同締造的，它算得上是一面浙江新文化運動的旗幟。以我們現在所能挖掘到的人文史料來看，它确實堪稱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道景觀，因此坊間就有了“北有南開，南有春晖”一說。這個說法源于何時？是誰第一個提出來的？似乎已無考證。這'北有'和'南有'是一種并列式的對比法，也正是應了中國人習慣性的思維邏輯。那麼天津市南開中學到底是一所什麼樣的傳統名校呢？

南開中學

南開中學是由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先生（原籍慈溪）和張伯苓先生于1904年創辦的，它的開創時間比春晖更早，是南開系列學校的起源地。其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很顯然，南開的辦新學校的宗旨也是為了不同于舊學，南開人認為辦新教育的宗旨是要培養人才，為社會謀進步，為公衆謀福利，這一點跟春晖中學的“與時俱進”的辦學思想有幾分相似，百年南開中學因地域關系和“南開系”的存在，社會知名度比春晖要響亮得多。“北有南開，南有春晖”這句話從深處去理解，并不太像是一個并列的地位，似乎旨在說明：南方的春晖中學頗有幾分北方的南開中學的味道。很簡單的道理，你若去問一個南開人，他們很有可能并不知道還有這麼一句“北有南有”的說辭。

但不管怎麼說，兩所學校都算得上是名校，是為社會為國家輸出了大量優秀人才的好學府。我們春晖人也常以“北有南開，南有春晖”這句話為榮的。一所是江南鄉野地的中學，一所是北方府的中學，兩間之間的聯系肯定不太多，而能在這兩所學校都受過教育，能讓“南春晖”和“北南開”（南開大學除外）對人生都産生過重要影響的學生一定極少，但恰恰就有那麼一位，有可能也是僅有一位，他先後在這兩所學校讀過書，這個幸運兒的名字叫陳振漢。

陳振漢先生

陳振漢，浙江諸暨人，1912年7月出生在浙江省諸暨的同山鎮，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教授，我國第一批中國經濟史專業，2008年度經濟特别榮譽獎得主，他也是目前國内經濟學界的翹楚之才厲以甯教授的恩師。陳振漢先生的夫人崔書香女士是河北人，也是一名知名經濟學家，生前為中國财經大學教授。巧的是，在中國經濟學界也有”南陳北崔“的提法，指的正是中國當代兩位交相輝映的著名的經濟學伉俪——陳振漢和崔書香。

陳振漢、崔書香一家

陳振漢先生的小學啟蒙時光是在家鄉的同文小學（諸暨牌頭中學的前身）度過的。上虞與諸暨在地域上并不相鄰，他們家在上虞也無親無故，那他為什麼會在春晖留下過求學的足迹呢？這要從他的父親說起，陳振漢的父親是一位軍人，是一個團長，他父親所在的部隊後來駐紮在上虞五夫，五夫離白馬湖不遠，而那時”白馬湖春晖學堂“在吾鄉已漸有聲名，且當時春晖還設有附小，陳振漢随家人遷居上虞，就這麼與春晖結上了學緣。陳振漢先生在春晖附小讀完小學，又在春晖中學讀了一年多的書。北伐戰争開始了，陳振漢一家搬到了杭州，他也就不得不告别白馬湖，轉到杭州的中學讀書，高中考入的是現在的杭高。因受學校裡一位老師的影響，他又開始向往天津的南開。那一年，陳振漢17歲。

那時的人們，已經開始說一句話了，那就是：“北有南開，南有春晖”，意思是上虞的春晖中學與天津的南開中學堪稱當時中國最好的兩所中學。幸運的是，陳振漢先生先後在這兩所學校都接受了教育。他從江南來到南開，在那裡讀完兩年的大學預科（相當于高二高三），再升入南開大學進一步深造。昔時的南開系學校，在張伯苓先生的領導下，人才濟濟，文化活躍，學校氛圍嚴謹、開放、活躍。陳振漢先生在南開接受了當時最優秀的教育，這對于他以後的學術道路有着深遠的影響，也為他以後的學術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南開中學内的張伯苓、嚴修先生塑像

南開的少年意氣和學術氛圍确實對陳振漢的人生影響很大，但最令陳振漢最難忘懷的卻是在度過的幾年時光。這又是為什麼呢？别看春晖中學辦學時間比南開短，而且地處偏僻冷清的鄉下，卻荟萃了當時許多國内知名的一流學者和教育家，他們的名字在中國學術史和教育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這種名師荟萃于一校的光環，不要說是本省内的中學了，就連當時北方的北師大附中和天津南開中學都不能與之相比。陳振漢先生在晚年時作過一番回憶，把兩校作了一下對比——“南開曆史比春晖早，文藝演戲等搞的很好，是春晖沒有或不及的。學科上南開不是特别出名，教員也不像春晖那樣有名。'

在春晖，他有幸讀到了夏丏敬先生翻譯的《愛的教育》，有幸跟豐子恺先生學畫，有幸陪朱自清先生一起坐火車去五夫營房找他父親，還有幸在白馬湖邊看到過弘一大師用湖水洗臉......少年時代就遇到這麼多名師、就接受如此高品位的教育，這樣的幸運恐怕沒有多少人能夠碰到。再加上春晖所倡導的自由的讀書氛圍，使這位少年學子親切感受到新文化、新思想、新教育的魅力，這對他的一生的研修和做人都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陳振漢先生在白馬湖邊度過的時光是愉快而充實的，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當時的新文化書籍與刊物，在思想和學業上均深有獲益。這在後半部分要推薦的《陳振漢先生回憶錄摘選》中會有鮮明的體現。

春晖中學内的“春晖三賢”塑像

1935年陳振漢從南開大學南開經濟學院畢業，同年考取公費留美，1936年秋入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史。在哈佛三年多的時間裡，他先後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1940年回國後，他應邀到母校南開所任教，1942年兼任教授，抗戰勝利後在任教授。北平解放前夜，在去留大局上，陳振漢先生同北大一些進步教授相約堅決留下。北平解放後，出任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他為新中國的經濟史工作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桃李遍天下。

陳振漢等北大教授們與蘇聯專家合影

陳振漢先生愛講真話和實話，1957年他組織撰寫意見書《我們對于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卻因此惹下大禍。他被錯劃為資産階級極“右”分子，成了中國經濟學界最大的右派。降職降薪，強迫勞動，被剝奪了著作和講課的權利，“文革”中又下放到江西農場，放牛多年！在陳振漢先生22年的“”生涯中，正是他的妻子，崔書香教授，開朗坦蕩，忠誠堅毅，以巨大的信任和堅韌的隐忍，在生活中和精神上給予陳先生極大的扶持和慰藉。直到 1979年， 陳振漢先生才被摘掉“右派” 分子帽子，重新回到教學與科研崗位。但22 年過去了，陳老已經 67 歲。 22 年的著作空白， 22 年被剝奪講課的權利。這是命運的戲弄，也是曆史的悲哀！

50年代陳振漢與北大師生在一起

1981年，陳振漢先生應邀至聯邦德國西柏林自由大學任客座教授，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1982年回國，被授予全國第一批中國經濟史專業博士生指導教師資格，他繼續着明清經濟史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從 1979 年開始， 在沉寂了 20 多年之後， 陳振漢先生陸續發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論文。陳振漢先生沉靜而豁達，不論是在學術上的輝煌時期還是在生活的肅殺沉寂歲月，皆平和地看待曆史，看待命運。

晚年的陳振漢、崔書香教授夫婦

2008年1月19日，這位曾經的江南才俊，春晖中學的早期校友，這位在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史學領域做出了卓越成就的學界泰鬥陳振漢先生在北京平靜地走完人生之路，享年96歲。他的學子們以詩賦追憶其師曰：

衣振白馬湖邊，遙想弦誦南開，

美哉大仁，智勇真純。

負笈哈佛，學貫中西，步履追前賢；

執鞭燕園，誨人财院，文通古今衣缽傳後人。

陳振漢先生回憶錄節選

——“春晖和我的關系”

春晖的教育作用很重要，尤其是春晖附小（高小）。春晖的影響主要是高小階段。在我十三、四歲時，影響很大。當時諸暨在浙江的教育當算先進，但與春晖相比，仍相當落後。我初小未念四書五經，受的是新式教育，但仍落後：雖然教科書是新式的，但是教員的思想和教育方式是舊式的。

我到離家鄉二十華裡的牌頭同文小學上小學。但教員的教學方法落後，體現在：1、隻收男生，不收女生，男女分校。2、教員對學生的教育，體罰仍然是重要手段。

因為我父親在軍隊，他部隊駐紮的地方在餘姚五夫。他是中級軍官，是團長。由于他在五夫的關系，離上虞春晖很近。當時火車從杭州到上虞未開通，隻通到百官。杭州過錢塘江到紹興至百官，隻能坐船。百官以後第一站（至甯波）是驿亭上虞。有個叫白馬湖的地方，春晖就在那裡。

白馬湖的黃金時代

春晖最初成立是個中學，建于1922年。春晖校長經亨頤是留日學生。經亨頤，字子淵，晚年改字頤淵，浙江上虞人，家就在那一帶。上虞、餘姚一帶的人在上海做生意的很多，經家也是上海富商。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新的教育新的學校最早最著名的是湖南長沙的一個中學。當時全國的眼光看三個地方：湖南長沙、浙江杭州，北方的天津。浙江杭州當時開頭的是浙江第一師範，主要領袖是校長也是經亨頤。

春晖在上虞白馬湖，是個不大的小湖，樣子像一匹馬。那個學校是中學，在湖的一邊。之所以叫春晖，是因為經亨頤要紀念他的母親。唐朝孟郊《遊子吟》中最後有“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晖。”經亨頤由此詩為春晖起名。學校的房子與其它地方中學比有不同。每一幢建築都有名字。主樓叫仰山樓，學生宿舍叫曲院。我在的附小另有一個小樓，叫矩堂。

春晖中學附小學生的旅遊照

與諸暨牌頭同文有體罰不同，春晖完全沒有這些。我進了春晖附小，這裡老師的教育方法很不一樣：男女同校，女生也有很多。美術、圖畫、手工、體育等課程受到重視，并不隻教語文、數學，使我感覺進入了另外一個天地。我在這裡的成績，寫的文章受到老師誇獎，其它方面也感到諸暨沒有的溫暖感覺。火車從百官到甯波是通車的。我父親可以帶我和弟弟去甯波玩，洗澡、吃西餐，都是一生沒有的經曆。最重要的是在學校裡。春晖中學有名，有很多後來的大師，如朱自清、豐子恺、夏丏尊、朱光潛。豐子恺教過我畫畫。李叔同當時也在。現在想起來，他們寫字的字體是一脈相承的。大體的東西很特别，我也受到些影響。

小學教員裡有兩位我一生都記得：都是上虞人，都姓徐。徐子梁先生教國文，徐書耘先生教數學。前者被學生稱做老徐先生，後者被稱為新徐先生，他們都很好。學校人少，教員和學生關系很密切。我是外縣的，他們并不排外。最令我感到親切的，也是與同文小學不同的是，我到春晖的第二年學校組織去杭州春遊,給我很新鮮的感覺。

二十年代初的杭州西湖，雷峰塔還沒有倒下

第一次去杭州，看到西湖、三潭映月等景觀，對我們這些小學生的啟蒙教育意義很大，對一生的影響很大。現在很多知識還是當時得到的，比如蘇堤、白堤等，都是十二、三歲時留下的印象，一生難忘。還有一些詩句，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我當時感受到人生、人際關系的美好，是那種感覺。在小學這兩年，我的成績，特别是作文在班上出色。兩位徐先生都很稱贊。他們給我的評語我一生都記得，與他們的關系也很好。當時春晖的教員後來有名的很多，但是我當時并不清楚。他們對學校氣氛的影響很重要。朱自清當中文教員，他人很好。使我印象很深的是：由于我父親是團長，軍隊在學校旁邊，在五夫，離驿亭很近。在五卅慘案發生時宣傳國恥，朱自清因為知道我父親負責地方軍隊，想到部隊宣傳，由我陪同坐火車前去。朱自清為人和藹可親，我至今還有印象。

朱自清（1898—1848）和夏丏尊（1886—1946）是“五四”以後中國現代國文的開山鼻祖，對語文教學擁有無限的熱情和自覺的首創精神。20世紀20年代他們在白馬湖共事時期，愛國愛家愛學生，道德學問、教育思想、學養人品赢得了春晖中學師生的由衷愛戴。兩位先生互敬互重，結下了真摯深厚的友誼，成為莫逆之交。（小編注）

雖然當時是小孩，但對許多事印象很深。夏丏尊未教書，但家住當地。白馬湖地方很好，雖然不大。夏家是在車站到學校的必經之路上，很樸素。李叔同也待過白馬湖。雖然不認識，但他在湖邊洗臉的樣子我有印象。

當時的師生關系我很懷念。有個北大出來的教員，叫張同光，人很有意思。他是諸暨鄰近的，南方人講北京話很有趣，對學生很好。張先生會畫國畫。我剛上初中一年級。春晖校園裡種的美人蕉很好。因為張同光繪畫好，又因我們是臨縣的，我請他送我一幅畫。他在畫上題的字我一直記得：“明月山中三五夜，清光獨讓美人蕉。”這是後兩句，前兩句我不大記得了。

一九五四年，杭州虎跑弘一法師之塔落成典禮，春晖早期教員張同光(左五)與豐子恺(左七)等在塔前合影留念

第一次看電影，名字忘記了，好像是關于種莊稼的。到春晖後才有機會看電影。

春晖的文體活動是同文小學沒有的。宿舍旁邊有很多玩的東西，比如木球。我還在小學足球隊踢球，曾經到上虞縣參加比賽。

總的來說春晖文體活動比在諸暨豐富的多，特别是我父親駐紮在五夫，所以我在上虞的生活比在諸暨好。

有本書叫做《愛的教育》，是夏丏尊翻譯的，給我印象挺深。夏也住在白馬湖。

在春晖，體育課是留日老師教的。特别有一次教的東西把我們的生活都包容在一起。從火車站到學校要經過小學旁邊，有很多小販賣東西。小孩都喜歡吃閑嘴。體育教員謝似顔注意到這個問題，覺得不好，他批評學生不要多用咀嚼筋，覺得這樣很醜。

1925年以後，春晖中學很多有名的教員都離開了。到上海成立了立達學園。

我在中學待了一年多。26年北伐後，我家搬到杭州，我也離開春晖，到了杭州讀書。春晖和我的關系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