爐邊漫話之趙爾豐經邊諸事（三十四）
趙爾豐經邊諸事（三十四）
西藏平定後，主持四川方面軍事的各大員認識到裡塘、巴塘在經營西藏事物中的重要性，該地區正值由四川向西藏進行糧秣供應的沖途，有必要由四川方面對其進行節制。加之在戰争過程中曾有将該地劃歸雲南的動議，結果麗江土司就迫不及待地派員向當地人威聲恫吓，令其歸附雲南，由此造成的事端一度影響川省向西藏的軍糧運輸，由此川、藏、滇之間明确邊界和行政管轄分野的工作在戰後被提出。1725年（雍正三年），川陝總督嶽鐘琪上奏稱：“察木多之外洛隆宗、察哇、坐爾剛、柔噶吹宗（桑昂曲宗、衮卓爾貢覺）部落，雖非達賴喇嘛所管地方，但洛隆宗離打箭爐甚遠，若并歸内陸，難以遙制，應将原系内陸土司所屬之中甸、裡塘、巴塘，再沿近之得爾格特、瓦舒霍爾地方，俱歸内陸，擇其頭目，給與土司官銜，令其管轄。其洛隆宗等部落，請賞給達賴喇嘛管理。”。此項建議很快得到清中央的批準，1727年（雍正五年），副都統鄂齊、内閣學士班第、四川提督松潘鎮總兵周瑛前往巴塘察木多一帶，指授賞給達賴喇嘛地方疆界。五月，抵巴塘，會堪巴塘、邦木、與賞給達賴喇嘛之南墩，中有山名甯靜，拟于山頂立界碑。又喜松工山與達拉兩界，山頂亦立界石。應該說甯靜山邊界符合了川藏雙方的利益，它基本位于拉薩至成都的中點上，略*近成都，便利雙方的行政管理。加之在清代相當長的時間内，西藏地方與中央關系良好，在此後的近兩百年中，西藏與四川對此邊界都沒提出任何異議。甯靜山作為一條省級行政邊界，成為雙方尊重和維護的“甯靜”的邊界。
二清末西藏地方與中央、四川關系的新變化
1840年鴉片戰争的爆發，中國開始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挑戰。從道光到同治，英國完成了對尼泊爾、不丹、錫金、拉達克的侵略和控制，将目光投向西藏。1876年（光緒二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定《煙台條約》取得了進入西藏“探訪路程”的權利，引起西藏民衆的強烈反對。鑒于西藏民衆的态度，清政府對英人入藏也持反對态度。為達到侵略目的，英國悍然于1888年和1904年兩次武裝入侵西藏。在抵抗英軍的鬥争中，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民衆都爆發出高昂的抗戰情緒。但清政府卻錯誤地撤換了積極主張抗戰的駐藏大臣文碩，代之以庸懦無比的升泰。升泰到任後，對西藏僧俗的抗戰不僅不予支持，反予壓制。由此清政府自身威信下降，西藏地方政府和清中央之間開始産生裂痕。更為嚴重的是面對英國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勢，清政府在事實上也對自己的西藏政策進行了反省和檢讨。清廷在1906年任命張蔭棠“前往西藏查辦事件”，張蔭棠入藏後首先彈劾了以駐藏大臣升泰為首的一幫駐藏官吏的胡作非為，清廷很快按照他的彈劾對上述人等進行了嚴辦，表現了對張蔭棠的充分支持、信任和整頓藏政的決心。張蔭棠于1907年正月緻外務部電陳治藏刍議，他提出：“竊查印度政府意主侵略，開埠不過表面名詞，亟應收回政權，迅籌練兵、興學各事宜，以圖抵制，而杜借口。”并進一步勾畫了在西藏進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各方面改革的措施。同年，駐藏大臣聯豫在上奏中提出：“為今之計，自非改設行省不可，萬無疑義。然政貴實行收效，不尚虛聲，事以積久而漸非，難期驟革。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設官駐兵，借防英、防俄為名，而漸收其權力。”張蔭棠和聯豫的意見基本上代表了清中央的意見，面對險惡的國際形勢和國内民族關系的新的微妙變化，清中央認識到舊有的西藏政策與體制已不适應新形勢，如不再進行變革，恐有落入英帝國主義彀中之虞。
就在此期間，西藏的東鄰川邊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1904-1905年，英人借通商要挾，自哲孟雄（今錫金）進兵，在江孜擊潰藏軍，進入拉薩，達賴走蒙古。英人當時力量不夠，而拉薩留守的葛夏政府又推說無權簽約，英國隻好求助清政府和留西藏的班禅，簽署了中英處理西藏事件的條約，條約把西藏對外貿易的特權全部交給英國。由于英人挑撥離間，而朝廷及一些駐藏大臣舉措失當，緻使原來堅持抗英的達賴喇嘛政教集團，轉而成為親英勢力，令藏政更形險惡。
1904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在川邊的巴塘重申雍正年間限制寺廟喇嘛人數的規定，以限制寺廟勢力，減輕當地人民負擔，從而引起引起當地上層喇嘛的嫉恨。鳳全在巴塘被圍攻和殺害。事件發生後，四川省調派提督馬維骐、建昌道員趙爾豐前往鎮壓。這是趙爾豐參與藏事的開始。1906年7月，巴塘、裡塘動亂平定後，清廷任命趙爾豐為督辦川滇邊務大臣，由此，川邊疾風驟雨般的改革展開。
趙爾豐的确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幹練之才。四川總督錫良在上奏内廷保舉他時，極盡推重之詞：“忠勤純悫，果毅廉明，公爾忘私，血誠任事。”就任川滇邊務大臣後，趙爾豐敏銳地抓住了川邊問題的關鍵，即殘暴腐朽的土司統治，以及與土司統治密切相連的落後的農奴制生産關系。趙鑒于左宗棠的平定西域的經驗，為防止英國對西藏的蠶食，決定把改土歸流推行到西藏。在很短的時間内，趙爾豐以秋風掃落葉之勢革除川邊各地土司統治，派設流官，改革賦役，興辦衛生文教和各種産業。應該說這些措施是有利于川邊各族人民的，也得到了受壓迫民衆的擁護。可其改革勢必觸犯土司和寺院集團的利益，從而遭到他們激烈的反抗。而趙爾豐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僚，注定有其曆史局限性，其個人的性格也是明顯的暴躁嚴苛，習慣以強硬手段排除幹擾與阻礙。又加之當時川邊鬥争的确具有艱巨性和複雜性，溫和方式很難解決此起彼伏的武裝叛亂問題。所有這些因素使毗鄰的西藏當局對他産生嚴重的不信任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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