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

唐甄(唐甄)

唐甄（1630～1704)，中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論家。初名大陶，字鑄萬，号圃唐甄塑像亭。四川省達州（今通川區蒲家鎮）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順治十四年 (1675)中舉人。曾在山西長子擔任過10個月的知縣，因與上司意見不合被革職。後曾經商，因賠本乃流寓江南，靠講學賣文維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潛書》。

目錄

唐甄（1630～1704)，中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論家，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同稱“四大著名啟蒙思想家”。初名大陶，字鑄萬，号圃亭。 四川省達州（今通川區蒲家鎮）人，是達州市“第一位帝師”唐瑜（明朝皇帝朱棣的老師，入蜀始祖）第十一代孫。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康熙十四年 (1675)中舉人。曾在山西長子擔任過10個月的知縣，因與上司意見不合被革職。後曾經商，因賠本乃流寓江南，靠講學賣文維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潛書》。

這表現在，第一，封建君主沒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實行的是忘民、虐發、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潛書·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橫行掠奪民衆财産，他們坐視民衆疾苦不救，貪婪謀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賦稅，加重了民衆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貸币量少，導緻了财貸無法流通，“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于财，窮于銀也”（《潛書·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衆窮困的原因之後，提出了緻富于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民為國家邦本，為政首在富民。“國無民，豈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潛書·明鑒》）隻有民衆豐衣足食，國家才能興旺發達；如果民衆貧窮困苦，必将導緻國家滅亡。他說：立國之道無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财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潛書·存言》）因此，立國之富不在國庫财富充盈，而在民衆生活富裕。唐甄強調，“治道貴緻其實”（《潛書·權實》），實在緻富于民。他說：“财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潛書·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國家之寶，因此立國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體提出了緻富了民的各種措施。首先，為政當以富民為功，力除棄民虐民之政。他認為，國家的政治因此，立國之富不在國庫财富充盈，而在民衆生活富裕。 唐甄強調，“治道貴緻其實”（《潛書·權實》），實在緻富于民。他說：“财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潛書·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國家之寶，因此立國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體提出了緻富了民的各種措施。 首先，為政當以富民為功，力除棄民虐民之政。他認為，國家的政治方針當以富民為宗旨，“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不困窮而已”，“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于養民”（《潛書·考功》）故唐甄特别強調緻富于民的實治實功，指出“為國以圖治，論功以舉賢，善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養民之道，必以省官為先務”（《潛書·省官》），卻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養民的廉能賢才，“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财厚利為征”（《潛書· 考功》）隻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實施實治實功的富民政策，民衆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發展多種生産的富民主張。他說：“海内之才，無土不生，無人不生”，隻要“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才不可勝用矣” （《潛書·富民》）唐甄否定了“農本商末”的傳統觀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衆真正富裕，就要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多種生産。他認為，養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發民農業，還要全面發展商業和手工業，“為政之道，必先田、市”（《潛書·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豕”（《潛書·達政》），農林牧漁全面發展，才能實現民衆富裕。同時，唐甄大力提倡種桑養蠶的紡織業，主張通過商品流通，提高民衆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貸币，促進流通的商業措施。他指出，以白銀作為貸币，限制了财貸的交換，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夫财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要促進商業的繁榮發展，實現民衆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當廢銀而用錢”（《潛書·更币》）。因此，唐甄認為，用銅錢取代白銀，商品交換才能更好地得以進行，并可消除白銀易聚之弊，發揮貸币的流通作用。 他的社會政治啟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曆30年而成的《潛書》中。是書原為《衡書》13篇，“衡”表示“志在權衡天下”之意，後因“連蹇不遇”，隻得将其潛存起來，遂加以補充，改名為《潛書》。《潛書》共97篇論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論學術，重在闡發“盡性”與“事功”相互統一的心性之學；下篇論政治，旨在講求實治實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術。潘耒稱其“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尚樸，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為治。”（《潛書·潘序》）因此，《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緻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潛書·潛存》）是書不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啟蒙思潮中的曆史地位，而且對當時的儒學思想發展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其在對傳統儒學的反思認識中，提出了盡性與事功相互統一的心性學說。他繼承發揚了從孟子到王守仁的盡性事功的心學思想，尖銳批判了程朱理學末流隻談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習。 唐甄最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體地涵蓋了“聖人之治天下”的理論，“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潛書·潛存》）同時，他又認為，自孟子以後，最能領悟聖人之學的人，當推陸九淵、王守仁二人。孟子、陸九淵、王守仁為什麼能夠執聖學之樞、得聖人之道，唐甄認為這就在于他們的盡性事功心性之學。他說： “堯舜以來，傳道以傳心”（《潛書·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識聖人之道，這是學問之道的入們。因此，他在繼承了孟子的“盡心知性”和王守仁的“緻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進一步闡發了他的心性理論。 他認為，良知、心、性是一個東西，綜合為“道”，“道由心緻，不由外緻”（《潛書·格定》），“天地與道際，心與天地際”（《潛書·敬修》）。他說：“性統天地，備萬物”，“心具天地，統萬物”（《潛書·良功》）。性即是仁義禮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義禮智以合于天地萬物，即是盡心知性，始乃盡性事功。他認為，“良知可緻，本心乃見，仁義禮智俱為實功”，實功即表現為“仁能濟天下”，“義能制天下”，“禮能範天下”，“智能周天下”（《潛書·宗孟》）。 唐甄指出，盡性事功就是以仁義禮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萬物，這是儒學思想的本質特征，經世緻用、救世治民才是聖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說：“儒之為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異于匹夫匹婦乎？”（《潛書·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隻重“養生”和佛家但求“明死” 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學“但明己性，無救于世”的空疏陋習。 唐甄認為，盡性與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統一的。他說，“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為生矣”（《潛書·良功》）， “修身治天下為一帶，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潛書·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隻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盡性與事功是相互統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認為，程朱之學實能窮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學說的發展，但它隻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遺外”（《潛書·有為》）， “彼能見性，未能盡性”（《潛書·性才》），有違于儒學的根本宗旨。他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潛書·宗孟》），“今于内其精緻，于其外若遺若忘……名為治世，實非治世，即非盡性”（《潛書·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學，舍治世而求盡性，既不能盡己之性，亦無益于社會民生。 如何盡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說：“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與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盡其本體，其才自見”，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盡性即其盡性之才，發揮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認為，不能盡性事功，就是其才沒有發揮作用。“四德無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盡。”唯有盡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則事不達；事不達，則所見多乖，所行多泥”（《潛書·性才》）。 唐甄指出，盡性表現為事功，事功依賴于盡性，“性不盡，非聖；功不見，非性。”（《潛書·有為》）仁義禮智四德不是體現在性本身，而是體現在性才上，通過性才的作用，體現在對天地萬物的事功上。故他說：“仁之為道，内存未見，外行乃見；心知未見，物受乃見。”（《潛書·性才》）事功乃是盡性的表現和目的， “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貴無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潛書·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說，他說：“知行為二，雖知猶無知，雖緻猶不緻。知行合一者，緻知之實功也。”（《潛書·知行》）知行合一就是盡性事功；盡性事功才是儒者為學之道，才現儒學治世之用。他說：“我盡仁，必能育天下；我盡義，必能裁天下；我盡禮，必能匡天下；我盡智，必能照天下。”（《潛書·性才》）唯有盡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學“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聖外王之道。總之，唐甄的思想對近代社會啟蒙思潮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唐甄在經濟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畝，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稅重， 清朝市井圖 要納賦稅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維持家計。遂賣去土地，以所入款項六十多兩銀，從事商販，遂得粗安。同時，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興文教”，父親唐階泰，剛毅明達，“當是時，朋黨附勢相傾”，而“參議(階泰)獨立無所與”，[5]唐甄出身于這樣的家庭環境的教養下，他的做人，出處進退，如鳳皇芝草，他的為文，提出了許多進步的經濟政治觀點和主張，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了。

财政觀

唐甄重視理财，而其基本經濟觀點，則在于富民，他說：“财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為子孫，以四海為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甯。反其道者，輸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槁，癰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亂之分也。” 從唐甄的眼光看來，财必存之于民。國富必先民富。隻有這樣，才能使國民經濟富裕起來。他堅決反對統治階級以及豪強巨室對民間财富的虐取。他說：“虐取者，取之一金，喪其百金：取之一室，喪其百室。充東門之外，有鬻羊餐者，業之二世矣。其妻子傭走之屬，食之者十馀人。或誣其盜羊，罰之三石粟。上獵其一，下攘其十，盡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業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喪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鐵治，業之數世。多緻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馀人。或誣其主盜，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廢。向之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喪其百室者也。” 由于唐氏在山西長子縣做的是個小官，所以對于貧農小商生活體會較深。且小生産者，周圍關系甚多，彼此影響很大。一人受害，數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不良結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個比較。他接着說：“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鹜，湖濱缫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皆至微之業也。然而日息歲轉，不可勝算。此皆操一金之資，可緻百金之利者也。裡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婦，死喪生慶，疾病醫禱，燕飲裔愧，魚肉果蔬椒桂之物，與之為市者衆矣。缗錢缁銀，市販貸之，石麥斛米，佃農貸之，匹布尺帛，鄰裡黨戚貸之；所賴之者衆矣。此藉之室之富可為百室養者也。海内之财，無土不産，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是故聖人無生财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财不可勝用矣。” 唐甄這種“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的提法，是十分有見解的。今日有一個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數個千金之家，後日就可能有百個千金之家，這種從聯系發展的觀點看問題，是有進步意義的。因此，他以植柳為例，主張植柳，不要折枝。他接着說：“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剪其枝，以為筐 之器。以為防河之掃。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棄之。安望歲剪其枝以利用哉！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 那末，虐取于民者，究竟是誰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貪官污吏。他們比盜賊(穴牆而入者)，暴徒(群刃而進者)、道劃(禦旅于途者)、夥寇(寇至而誅者)都要兇狠得多。他們是：既亡于上，複取于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他自問自答地說：“天下之大害莫如貪，蓋十百于重賦 焉。穴牆而入者，不能盡人之密藏。群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禦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偏四海。彼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獵人之财。所獲既多，則有陵己者負箧而去。既亡于上，複于天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寇不盡世，而民之毒于貪吏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問題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社會風氣不正，就會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這種壞風氣，腐蝕人的思想很深，千萬不可低估。那些貪官，反被社會上視為“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教子弟者勸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會上視為“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說：“蓋貪之锢人心也甚矣！” 那麼，到底如何治貧，如何改變這種不正之風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須由上而下地來改變這種風氣。“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這就正如孟子所說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這是一種用教育的方法來移風易俗。當然，唐甄這種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還不理解，在封建社會中，使統治階級及其追随者們不剝削人民這是根本辦不到的。這是為他們自己所處的階級所決定的，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退一步說，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階級社會中，小商品生産者本身也要兩極分化。 唐甄所說的富，重在富民。他認為未有民貧而國能富者。他說：“立國之道無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财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 唐甄是一個具有較強烈的新興市民意識的啟蒙思想家，他看到财富積累的重要性，但他對生産資料為誰所有的問題上，認識是極模糊的。他甚至說：“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鄰裡，十倍之富，可惠鄉黨，百倍之富，可惠國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他認為“為政之道，必先田市。”隻要“農安于田，賈安于市”則“财用足”。否則“農不安田，賈不安市，其國必貧。”唐甄的富民之說，雖有時代局限性，但看法闳肆峭勁，盲人所不敢言，自成一家，當之無愧。

生産觀

唐甄重視農業生産，重視物質經濟生活，除谷物生産外，在農，林，牧、副，漁中，他尤重視養蠶業。這和他曾任長子縣知縣以及他重視事物的哲學觀是分不開的。《教蠶》雲：“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蘋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 可見他十分重視蠶桑之利。他認為，養蠶“以三旬之勞，無農時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說，隻花費三十天的勞動，就可獲得半于耕種之利。因此，他主張，不可廢海内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着說：“三代以下，廢海内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貪，生财無術。是猶家有寶藏而不知發，而汲汲臘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謀諸此與！吾欲使桑偏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難創，習之慣者難作。約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從，則樹殖亦不可就。”欲達到家家有桑可種，則必須除政府帶頭提倡外，要獎勤罰懶。 對人民群衆獎懲的标準，不是依據領導的好惡，而是取決生産的好壞。勤者，生産多，則獎勵；惰者，生産少，則懲罰。賞罰嚴明，自然會促進生産的提高，副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促進有直接的關系。要做到這些，首先要人盡其勞，地盡其利。然後才能談到推廣合理密植。改進蠶種缫絲等。在江南一帶，大都為桑蠶種場，不象山東，河南，還有很多的柞蠶種場及蓖麻蠶種場。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個重農思想家，他十分重視勤勞緻富。 唐甄的重農思想，和清代其他人比較起來，思想還是比較解放的。其言經濟則注重生産，棉桑樹牧富民為先，返樸崇儉，無不有益于經國濟世。誠如張廷樞所說：“其文馳騁反複，如列子禦風，翩然骞舉，又如淮陰将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于心者，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态，而與道大适。”實乃公允之論。

交換觀

唐甄重視商業。他反對過去傳統的抑商政策。在唐氏看來，商人的地位，并不比農民低些。他自己就經營商業。而且并不認為自卑。下面是他自己在現身說法：“有言經可賈者。于是賤鬻其田，得六十餘金，使衷及原販于震澤，賣于吳市，有少利焉。己而經之得失不常，乃遷于城東，虛其堂，己居于内不出，使衷原為矛，主經客，有少利焉。 在唐甄看來，經商為牙，亦救死之術，沒有什麼不體面的地方，至于一般社會上的陳舊看法，說什麼“民之為道，土為貴，農次之，惟賈為下。賈為下者，為其為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貨币，不問赢绌。一涉于此，謂之賈風，必深恥之。”又說什麼“夫賈為下，牙為尤下，”這種賤視商人的觀點，唐甄也是不同意的。既然呂尚可以賣飯于盂津，那麼唐甄為牙于吳市，又有什麼不可呢?“其義一也”。唐甄每以田市并列，農賈并稱。他在《達政》中說：“養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勸農豐谷，土田不荒蕪，為上善政一。……居貨不棄商賈如歸，為中善政一……學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為下善政一。……”這可以反映唐甄對善政看法是有他自己的标準的。他把“居貨不欺，商賈如歸”列為中善政之一。 唐甄又在《太子》篇内這樣說，“凡教太子，觀于桑，則知衣服所自出，觀于肆，則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過市，則見販鬻之勞，在途，則見負擔之勞。……” 如果他輕視工商業者，又怎樣會這樣說呢?他是肯定了商人有“販鬻之勞”的。 唐甄的經濟觀點是在十七世紀上半期形成的。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社會劇烈變化的時代。這時資本主義萌芽的最初形态，已稀疏地出現在東南沿海一帶一些個别城市的手工業生産部門中，然後緩慢地通過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滲透農業經濟部門中。在歐洲，人們見到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開始于手工業，隻是到後來才使農業從屑于自己。”這一情況，中國亦毫無例外。唐甄正處在這一時期，因此他的經濟思想就不能不打着時代的烙印。

貨币觀

唐甄的貨币觀，充分表露在他所寫的《更币》、《存言》等篇中。 為了弄清 清朝貨币 唐甄經濟思想的來龍去脈，有必要把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作一簡單的回顧。 清朝入關後，給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帶來了極其沉重的災難。這就不能不引起廣大人民的反抗鬥争，而且持續達數十年之久。江南人民的反剃發鬥争，閩廣人民的反遷海鬥争，引起巨烈的地方動亂，貨币貶值，物價高漲，民風日玩，尊稱漸亵。特别是與人民群衆日常生活有血肉相連的物價問題與貨币使用問題，成為廣大群衆最為關心的問題。 唐甄對貨币的使用主張用錢而廢銀。他說：“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則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币。其後以金三品，亦重在錢。後乃專以錢，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但為器用，不為币。自明以來，乃專以銀。至于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産者常旬月不見铢兩；谷賤不得飯，肉贖不得食，布帛賤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銀少故也。” 銀少，則價昂；價昂，則不易得；不易得，則百貨不行，百貨不行，則良賈失業?良賈失業，則市場蕭條。最終是引起經濟恐慌和惡性循環。他說：“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于财，窮于銀也。于是楓橋之市，粟麥壅積，南濠之市。百貨不行；良賈失業，不得旋歸。萬金之家，不五七年而為宴人者，子既數見之矣。” 其實，這個問題，許多啟蒙思想家和唐甄的貨币觀點是一樣的。顧炎武就這樣說過：“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顧氏主張，實與唐氏相同。此外顧氏尚有《明錢法論》、《以錢為賦》等，皆主行錢。 為什麼唐甄反對用白銀作為貨币呢? 根據唐氏的看法，其理由有三： 一，白銀缺少，不夠周轉。正如上文所言，“至于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如此等等。 二，銀易窖藏，民不易得。“夫财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範為圜定，旋絲白燦，人所貪愛。……蓋銀之易聚，如水歸壑。” 三、銀錫之屬，不可為币。他認為銀隻可為器用，不可為币。此與顧炎武所言同。 依照唐甄觀點，應當廢銀而用錢。“以谷為本以錢輔之，所以通其市易也。”他認為不獨行錢，還要大量鑄制，大量使用，他對市場上貨币收縮，十分不滿。他說：“今雖用錢，不過以易魚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則必以銀，涓涓細流，奚補于世?!錢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後可博濟也。”但是，就唐甄的貨币觀來看，他本身也是矛盾的。他主張廢銀而用錢。這和西歐重商主義者重視金銀成鮮明的對比。但他又希望市場上貨币籌碼要多些，不要死氣沉沉。既要金銀充斥，也要缗錢增多。這就使他的思想不能不處于困惑之中。 如果我們深入探刻唐甄貨币思想的話，還不難發現，他除主張廢除白銀以外，還主張貨币工錢和實物工錢的并用。“凡祿九個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宮朝官軍之所用，皆令輸 ，以錢粟而給之。其在州郡縣，常賦皆令輸。凡祿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今輸缗，以錢附錄而給之。其在邊防、内屯、将祿、卒食、皆令受粟。度甲胄衣履之所用，皆令運缗，以錢附栗而給之。”唐甄考慮的是廢銀而行錢，沒有考慮到（1）“錢重難行，民商必病。”(2)“銅不可采，又不易市。”(3)“民欲難拂，俗尚難移。”同時，處于封建晚期的明清之際，貨币地租正在以破竹之勢向前發展，而唐甄卻強調“實物地租”的借屍還魂，這就很難使人理解了。 當然，在整個清代的曆史長河中，唐甄的這種貨币思潮也并不是孤立的；唐甄的批判思想，以及他所蘊育出的近代民主思想對于以後的一些清代學者都起到了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