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這詞追溯的話可以追溯到商朝時期,現在人人物妓女對社會的危害性很大,受人诟病。但是在古代的時候,妓女卻是一份職業。她們看上去吃表面光鮮,生活如公務員。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
唐代是一個開明的時代,不僅官方容忍,而且由于西域文化的輸入,少數民族崇母觀念的影響,女子的禁忌較前代大為減少。唐代公主再嫁的多達23人。社會底層的女子做妓女,也為人熟視。不少達官貴人和文人與之相往來。宋代的狎妓之風較之唐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代名相寇準,抱負遠大的範仲淹,文學家歐陽修,均與歌妓保持一定友誼。柳永、蘇轼、辛棄疾、陸遊更是在青樓裡覓了知音。“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柳永的詞句道出了他與妓女們的深情。難怪有人說宋詞的發展與妓業的興盛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更有甚者,大将王權被派屯邊抗金,竟與幾十名妓妾泣别三日,沒能成行,以緻贻誤軍機。朱熹有首著名的《自警》詩:“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朱熹是感歎名臣胡铨貶官十年,召回京師途中即作詩贈妓黎倩一事。如果說狎妓之風于文人墨客尚弄出點趣味的話,其于社會各階層别種影響就太多了。自西漢有了董仲舒的“三綱”理論,東漢又有了班昭的《女誡》,女子被好好地調教了一回。但是唐宋以來,戒命日弛,不惟家庭夫妻關系受影響,而且此風彌漫于社會,尤其浸染了士風。儒家學說的宇宙觀有周敦頤著《太極圖說》加以發展,而倫理一脈,老的曆經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佛學沖擊,已支離破碎,沒了說教的本本。二程就是在這種關頭開始發揮他們的理論的。
這一理論并無歧視女子的原則,而是對男女各打五十大闆。至于“夫唱婦随”之說,至今還是一種理想的婚姻模式,有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蘊涵于其間,并非全無道理。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經後人無限發揮,确實危害不小。二程對女子講貞節,對男子講滅欲。他的滅欲思想來源于孟子養氣說。所謂“孟子言養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則心自誠”(《二程集》卷二上)。男人不滅欲,心不誠,氣不養,則何心報國?而女子壞了貞節,則男子寡欲就保不牢了。二程倡導的夫婦倫理,其理論根據是《大學》和《周易》。“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二程集》卷四),這是《大學》的意思。“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周易程氏傳·家人》)這是他們對《周易》的一種解釋。他們把人倫說得很重。但是宋代除男女淫逸流行而外,婚嫁觀念也有了較大改變。北宋時婚姻關系中的财産觀念已代替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門第觀念。
當時厚嫁之風盛行。據呂祖謙《宗法條目》載,嫁女費用100貫,娶婦50貫。官方文件規定,兄弟分家财時,女兒的嫁妝要計算在内。據《夷堅丙志》卷一四《王八郎》載,富人王八郎,每年去江淮經商,與一妓相好,日厭其妻。其妻告到官府,官府判他們離婚,平均分配财産。真宗時,宰相薛居正之子薛惟吉遺孀有“十萬囊家産”,向敏中、張齊賢這兩位宰相争娶,鬧得不可開交,最後隻能由皇帝裁奪。厚嫁之外,當時再婚之風也頗盛。上自宗室,下到普通百姓,對再嫁都不嫌棄。英宗、神宗對宗室之女再嫁還專門發了诏令。範仲淹在其子範純佑死後,即勸其妻改嫁門生王陶。王安石因其子嫌妻,怕兒媳受屈,遂為其選人另嫁。範仲淹還辦義莊為再嫁女提供資金。理學家們覺得社會綱紀的改善,必須有賴于調整這一倒錯現象。胡瑗就說,嫁女兒須是勝過我家的,這樣嫁過去便會有人調教;娶媳婦必須是不如我家的,這樣婆婆便可行婦道。這隻是說說家常話,二程的見解就上升到社會學、政治學高度了,後來為皇帝資鑒。
不過二程的說教在當世并無多大市場。北宋理學隻是草創,南宋朱熹才集大成。但即便在南宋中後期,理學還屢屢遭禁。朱熹的《性理大全》以及由他注的四書之作為科舉教材,那是宋代以後的事。而在明清之際,這種理論的負面作用确實是相當大的。二程貞節觀男女并重,不過是一個善良願望。在二程倫理觀中,夫婦之道為三綱之首,根本的卻是君臣之道。但男性統治天下,其自制便不能保持,克制色欲便要漸漸淡化,所以明清士大夫蓄婢狎妓之風較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貞節問題便單一地指向女子,最後便是“好男不事二君,好女不事二夫”。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