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府被抄和雍正袖中紙牌　　宗春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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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 |2021年11月17日

　　▌宗春啟

　　《紅樓夢》第一零五回，甯榮兩府突然被查抄，賈珍賈蓉父子被抓走。驚慌之中的賈政不知是因為什麼事，派薛蝌出去打聽。薛蝌回來說，有兩位禦史上本參奏賈珍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還有一款是強占民妻為妾，其女不從，淩逼緻死。這後一款，其實是不實之詞。惹禍之端，還是因為賈珍聚衆賭博。作者之所以這麼寫，因為有其當時的背景。

　　雍正拿出了一張紙牌

　　清人趙翼的《簷曝雜記》中，記叙了清朝雍正年間翰林院編修王雲錦的一段往事。故事大緻是這個樣子：

　　一年元旦，王雲錦早朝後回到邸舍，和幾個朋友一起鬥紙牌消遣。玩兒了幾局之後，忽然發現少了一張牌，怎麼也找不着，無法再玩兒下去了。幾天之後，王雲錦上殿面君。雍正帝問他：王殿撰，元旦那天，你幹什麼來着？王雲錦如實回答：跟幾個朋友玩兒紙牌來着，後來丢了一張牌……。雍正對他的誠實大加贊賞，從袖子裡拿出一張紙牌給他，說：“你看是這張不是？拿回去接着玩兒吧。”

　　王雲錦是康熙四十五年的狀元，在康熙和雍正兩朝為官，逝世于1727年。這個故事，是王雲錦的孫子王日杏對趙翼說的，看來确有其事。趙翼對這件事的評論是：“當時邏察如此。”意思是雍正帝信息靈通、明察暗室。後來也有人講述這個故事，并把和王殿撰一起打牌的說成是他的妻妾，把這個故事說成是雍正實施“特務專政”的例證。

　　陳康祺（1840—1890）在他的《郎潛紀聞》中也複述了這個故事，但他把這件事看成是雍正皇帝整饬紀律、教育官員的一種寬嚴相濟的手段。這種看法比較公允。

　　這件事其實發生在朝廷嚴令禁止賭博的背景之下。雍正帝能得到一張紙牌，無非是參與玩牌的朋友中有人藏起用來檢舉。雍正皇帝雖沒有加以懲處，但也達到了提醒、警告的目的。

　　康雍禁賭 措施嚴厲

　　康雍年間，官僚貴族、八旗子弟開始貪圖享受、遊蕩飲博，不少八旗子弟因此破産。為了保住大清朝的“群衆”基礎，康熙帝不得不從國庫中拿出數萬兩帑銀為旗丁們還債贖地。康熙四十二年夏四月，玄烨訓誡八旗子弟：“爾等能人人以孝悌為心，勤儉為事，則足仰慰朕心矣。倘不知愛惜，仍前遊蕩飲博，必以嚴法處之！”

　　早在康熙七年六月，玄烨就曾谕刑部：“嚴禁賭博，向有定例。近聞官民有以此為事者，荒棄本業，傾敗家産，深屬可惡。此皆該管官員稽察不嚴，或徇情護庇，不行發覺所緻。”他指示刑部議出懲處辦法，“嗣後滿漢官員、軍民人等有賭博者，該管官員不行察出，事發審實做何嚴處；旁人首告者，作何賞給”；還有出售賭博用具的，也要列入嚴行禁止範圍。

　　直到雍正朝，賭博之風也未刹住。雍正一上台就采取了更為嚴厲的禁賭措施：“凡賭博者，旗人鞭一百，民人責四十闆，各枷号兩月；開場窩賭及抽頭之人，各枷号三月并杖一百。官員有犯，革職，枷責，不準折贖。”按照這個處罰标準，旗人将被削除旗籍，意味着不能再領取朝廷發放的錢糧而失去生活來源，這處罰不可謂不嚴厲。因為雍正皇帝認為，賭博危害甚大，能使百姓“荒棄本業，蕩費家資，品行日即卑污，心術日趨貪詐。父習之則無以教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鬥毆由此而生，争論由此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悉數。”（《清世宗實錄》卷八十二）他特别降旨：設立鄉正裡長，不時勸谕查察。違者報官究治。初犯枷責，再犯徒，三犯流徙。三犯以後斬。雍正四年，他“再申嚴賭博馬吊（即紙牌）之禁：紙牌骰子，嚴禁發賣。準輸錢之人，出首免罪，仍追回所輸之銀錢。漢軍官員以馬吊為解悶之具，大玷官箴。嗣後有此，揭參。”官箴，即做官的準則，這裡可以理解為皇帝對官員的要求。雍正帝的意思是：官員不要說賭博，就是借打牌消遣也不行；發現了就要予以揭發、參劾。

　　正因為有這樣一個背景，才有了王雲錦丢一張紙牌的故事。

　　法華寺裡抓到“法和尚”

　　法令再嚴、懲罰再重，也有鞭長莫及的角落。昭梿的《嘯亭雜錄》中，記載這樣一件事：

　　乾隆初年，北京城的一座寺廟裡，住着一個法和尚。他在寺内設賭局，引誘富室子弟聚賭，還私蓄妓女，日夜宣淫。在北京城裡、皇帝的眼皮底下，一個和尚敢胡作非為，就依仗着跟他來往的盡是一些高官貴胄，加上他弄了不少錢，富逾王侯，因而無人敢管。

　　軍機大臣阿裡衮實在看不下去了，一天夜裡，他帶領隸屬于内務府慎刑司的番役，翻牆進入寺廟，将法和尚抓住。在拿到了他種種違法的證據之後，阿裡衮當即将京城各寺僧僚召集在一起，将法和尚當衆亂棍打死。

　　這個阿裡衮也是皇室貴胄，鈕祜祿氏，清代開國五功臣之的額亦都，是其曾祖父；康熙朝輔政四大臣之一的遏必隆，是其祖父；康熙朝侍衛内大臣、死後入祀賢良祠的尹德，是他父親；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後，是他姑媽；乾隆朝初期第一寵臣讷親，是其兄長。他本人，乾隆初年由二等侍衛授總管内務府大臣，遷侍郎，曆兵、戶二部。

　　阿裡衮之所以迅速将法和尚打死，一是怕有人來替法和尚說情，二是怕牽涉人多事态擴大。後來，還真有人來替法和尚說情，但已經晚了。

　　昭梿說到的這個寺廟，就是位于東華門外北側、今天的報房胡同西口的法華寺。此事當年轟動京城、大快人心，有人将此事畫成圖，在北京街頭坊市售賣了很長時間。

　　馬吊牌演變成麻将牌

　　王雲錦所玩的、也是雍正帝所禁止的馬吊牌，又叫葉子、馬掉。是從明朝萬曆年以後興起的一種紙牌。

　　馬吊牌是由賭博附屬品的籌碼演變而來的，一共四十張：牌分為十萬貫、萬貫、索子、文錢四種花色，萬貫、索子兩色是從一至九各一張；十萬貫是從二十萬貫到九十萬貫，乃至百萬貫、千萬貫、萬萬貫各一張；文錢是從一至九，乃至半文（又叫枝花）、沒文（又叫空湯）各一張。空湯、萬貫、十萬貫的牌面上畫有《水浒》好漢，萬萬貫畫的是宋江。索子、文錢的牌面上畫索、錢圖形。四個人一起玩兒，每人先拿八張牌，桌上剩餘八張，四人輪流出牌、取牌，出牌以大擊小。四人中一人為莊家，其餘三家為閑家。三個閑家合力攻擊莊家，使之下莊。莊主不固定，可輪流坐。

　　馬吊牌後來發展演變為麻将牌，在清朝末年大行其道。

　　到了清朝末年，北京城中的賭博之風已經蔓延。據張祖翼《清代野記·賭棍姚四寶》中說：“京城遍九城皆有賭坊。”按說，俗稱九門提督的步軍統領是專管緝捕盜賊、查禁賭博的，因為這些賭坊“歲有例規”——每年上繳若幹保護費，便受到提督衙門庇護。提督衙門也不是絕對不抓賭，隻是專抓那些聚賭的“貴介子弟或是京外官之富有者”。那些深宅大院，布有提督衙門的眼線。一接線報之後，提督衙門的番役連夜出動，堵住前後門一擁而入，聚賭之人無一漏網，鎖至班房中，聲稱天明見官、聽候發落。被抓之人這時便私下求饒，願意納賄求免。經過一番讨價還價，或數百兩，或上千金，寫下欠條借據，簽名畫押，然後被盛宴招待，酒足飯飽之後，賭徒們款款而歸。這時天還未亮呢。

　　賈母查賭 上梁不正

　　清廷的嚴令禁賭，符合廣大百姓的願望，因而得到了文人的響應，将禁賭寫進了戲曲、小說之中。

　　根據《醒世恒言》中《十五貫戲言巧成禍》改編的昆劇《十五貫》裡，就加進了批判賭博的元素：那個見财起意的婁阿鼠，就被塑造為一個賭徒，因為賭博輸了錢，才去盜竊殺人的。

　　成書于乾隆年間的小說《綠野仙蹤》中，有兩個涉賭的人物。一個是小官吏之子朱文魁，“好賭錢，每逢賭場，便性命不顧”。父親死後，朱文魁将獨霸到手的千金家私，全部在賭場被人赢去。輸紅了眼的他為翻本，喪天良賣掉了自己的弟媳。不料弄巧成拙，弟媳聞訊出逃，自己的老婆反被人擄走，落個人财兩空。另一個便是小說中一個重要人物的溫如玉，他父親生前做過陝西總督，家中“堆金積玉”。他有兩大愛好，一好冶遊，一好賭博。最後他千金散盡，一貧如洗，出家當老道去了。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涉及賭博的故事不止一篇。《僧孽》《王蘭》《賭符》，都講到了賭博的危害。

　　最有代表性的還是《紅樓夢》。在曹雪芹筆下，甯榮兩府裡人人賭博：摸骨牌，擲骰子，打雙陸，趕圍棋兒，搶新快，打天九，打公番……過年時，主仆上下，男女老幼，一起混賭。第二十回，“賈母吃畢飯，猶欲同幾個管家老嬷嬷鬥牌解悶”，說明飯前已經玩了一陣子了，沒玩兒夠，還想再玩兒。寶玉的奶媽李嬷嬷，就是輸了錢，才去找茬兒排揎襲人的。李嬷嬷輸給誰了？鳳姐說，“大節下，老太太才歡喜了一日”，說明赢了錢的正是賈母。“鳳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赢賬”——她也陪老太太賭錢來着。

　　上梁不正下梁歪。第七十三回，探春告訴賈母說：“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内的人……竟開了賭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的大輸赢。半月前竟有争鬥相打之事。”賈母聽了，覺得問題嚴重：“夜間既耍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尋張覓李。其中夜靜人稀，趨便藏賊引奸引盜，何等事作不出來？這事豈可輕恕！”命即刻查處，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通共二十多人。賈母便命将骰子牌一并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将為首者每人四十大闆，攆出，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二十大闆，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廁行内。并且宣布：有人出首者賞，隐情不告者罰。

　　這段事情說明，賈母是知道賭博的危害的，但是由于自身不正，無法正人，賭博之風已經刹不住了。第七十五回，賈珍居喪期間，因不得遊頑曠蕩，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極，便以習射為由，請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名為較射，實是賭博。“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還有不少騎馬來的，可見規模之盛。這麼多人，白天賭射，晚上鬥葉擲骰，放頭開局，徹夜狎優、濫飲。賈珍的胡作非為引來了冥冥間祖宗的歎息之聲。終于，甯榮兩府被查抄，賈珍被革去世職，派往海疆效力贖罪。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賭符》篇後的“異史氏曰”，是一篇專為勸賭的骈文。其開頭是：“天下之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将不知所底矣！”其結尾是：“嗚呼，敗德喪行，傾産亡身，孰非博之一途緻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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