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魏晉墓磚

高昌墓磚書法藝術概說

周永健

高昌，地居中國西部邊陲，在今新疆吐魯番市境内。為中國古代城、郡、國共用之名。公元前48年——公元327年，兩漢、魏晉戊已校尉屯兵于此，以土築城，為高昌有城之始。公元327年，前涼張駿設郡，治高昌城；其後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北涼皆置高昌郡，此乃高昌為郡之沿革。公元442年，沮渠無諱率北涼餘衆攻占高昌，并于次年自立為涼王，此為高昌建國之始。公元460年阚伯周王高昌，481年張孟明王高昌，其後馬儒王高昌，497年麴嘉王高昌，數十年間高昌内亂不止，王則姓氏更叠頻繁。自麴氏王高昌以來，傳九世十王144年，高昌始初得安定。公元640年（唐貞觀十四年）高昌為唐所滅，複置其地為西州。公元9世紀中葉回鹘西遷，其中一支占西州，史稱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12世紀初葉高昌為西遼屬國。13世紀初，蒙古騎兵自天山南下，高昌遂滅。元時置高昌舊治為直轄地。1

自兩漢、魏晉屯兵戍邊以來，高昌境内就長居漢人和漢人的後裔，故高昌的語言、風俗、禮制與中原大同小異，居民則以務家、養蠶、植棉為業，兼事畜牧。高昌雖地處中國邊地，且曆經少數民族如北涼、回鹘、蒙古等相繼治理，但其漢文化的特點并未因此改變，這可以在其印制品、壁畫和大量出土的高昌墓磚文字中得到印證。

從目前高昌地區出土的書法質材來看，主要為木、石、磚（包括泥坯）、紙、絲織品等，尤以墓磚為載體的書法遺存最豐富；其墓磚書寫形式計有：抹底（白底）朱書、墨書；墨底刻豎線朱書；白底紅線墨書；墨底白粉書；刻字、刻字填朱等。其遺存的墓磚書法年代（以出土有紀年的墨迹為據）又主要在南北朝至唐建中年間。

高昌出土墓磚書法遺迹的可貴，除所載文字是可靠而詳實的曆史資料外，它還以毛筆迳書（未經鑿刻）的形式，表現了它獨特的書法藝術價值。

南北朝及唐代，除以紙素為載體遺存了相當數量的書法墨迹外，它還以碑刻的形式，留下了大量風格各異的書法傑作。按古人刻碑的程序，先由書者“書丹”（直接用朱砂顔料書于石上），然後再經刻工鑿刻，此種書刻的複合制作方法，使人們難以直接準确地解讀書者筆書的原貌，那怕再好的刻工在用刀體現筆書原意時都有所損失（程度不同而已），複因大自然風化所緻，碑刻書法無不石花斑剝，漶泐難讀，故對碑書的解讀和學習必須借助于“理解”，這理解有賴于解讀者較強的書法審美能力和相當的書寫基礎。但高昌出土的墓磚書法，絕大多數以書而未刻的形式留存，加之吐魯番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幹燥的氣候，使我們今天見到的高昌墓磚書法大多完好一如初寫，所以它的存在對我們解讀南北朝及唐代碑刻書法的書寫形式和原貌有着重要的意義。

高昌書法遺迹的風格，總體上反映了斯時高昌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一體性。緣于書者不同的社會“角色”以及對書法技法把握的深淺，高昌墓磚書法呈現出文人和民間兩大藝術形态。文人書法，表現了高文化積澱作用于書的“雅化”，它有精熟的技法形式和抒發文人特殊情懷的雙重内涵；這技法形式不僅表現在對書法體态或端莊、或秀逸、或蕭散的把所握上，它還表現在筆法形式精妙、精熟的控制上，故它有較高的技法含量。民間形态的書法則與文人書法在表現上有較大的差異，它以不拘文飾、率然真淳的氣質為根據，章法、字法的随機複随意的表現，使其書更饒質樸、稚拙的“天趣”；在用筆上，精神的彌滿和心性的純樸使簡化的筆法反而表現出獨特的意趣；它很少遵循（也許并不懂）文人書法所要求的“秩序”，也不在意理智和情感中和的審美“規定性”，一切以内心的體驗和當下的藝術感覺為根據，借書法表達自己所欲表達和所應表達的東西。應該說這兩類藝術形态各具價值，從藝術不同形态的非可比性關照書法，我們不能以輕率的态度和個人的喜好去分高低。文人形态和民間形态書法的并存，在中國書法史上已是為人熟知的藝術存在，解讀兩類書法的異同和價值，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的理解書法作為中國人精神迹化的藝術形式，通過形迹它應該具備的是一些什麼東西。高昌墓磚兩類書法形态還揭示了一個令人深省的藝術現象：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以漢字為造型依據的書法在實用和藝術上是一體不分的，隻要識字便要使用毛筆，隻要運筆作書不管其形态和風格如何歸類，都體現出相當的水平和價值，這似乎反映了書法藝術創作在斯時是一種人人可及的“公共才能”。這在高昌墓磚書法中，在漢簡、魏晉唐宋寫經中，在敦煌遺書中均有大量墨迹可以印證。

南北朝時期的高昌墓磚書法，其風格與斯時中原的書風是同步的，這種同步不僅是藝術氣息與共，它同時也表現在風格特征的相似上。梳理南北朝書法風格大緻可以歸納出以下特點： 一、書法形态分為方圓兩大類别。二、承隸篆之勢，體态上多存隸意，圓筆一類書作多顯篆意。三、在章法上，或介格以取橫有列、縱有行的置陳形式；或取“天女散花”、“亂石鋪街”的章法形式，以相異、相和、相離、相就的随機置陳來取得章法上的自由和窮其姿态複歸和諧的藝術效果。四、其書風格表現或以峻整而顯雄強，或以質樸而多天趣，或以稚秀而見率真。以上特點亦為高昌同期墓磚書法所體現。在中國書法史上，圓筆的形态占據着表現的主流，方筆的形态僅在漢代隸書，特别是南北朝碑刻書法中有獨特的反映，至于其他書法形态所用的“方筆”則隻是變化所需，納其意趣而已。長期以來，書法界不少人認為：漢代、南北朝書法中“刀砍斧截”的方筆，乃刻工随意加工所緻，有高昌墓磚書法遺迹為憑，我們可以确認這種揣測的偏頗。在《令狐天恩墓表》、《中兵參軍辛氏墓表》、《畫神邕妻周氏墓表》、《任法悅墓表》中，我們除在風格上感受到它們與北朝書法形意與共體貌相近外，還可清晰地看到毛筆在運動中表現方筆（特别是方折的筆意）的完整性，同時書者為表現特殊筆意所具備的極強的控筆能力也給我們留下極深印象。或許，存世的南北朝碑刻書法有刻工着意強化方筆特點的現象存在，但我們通過對高昌墓磚墨迹書法的解讀，可以确認這種“着意”仍以書丹所提供的字法和點畫形态為依憑，其改變是有限的。2

唐時高昌的墓磚書法以風格和字體較之其地南北朝時的墓磚書法，無疑要豐富得多。除少數“楷法森嚴”如《張雄夫人麴氏墓志銘》、《張禮臣墓志銘》、《張公夫人麴娘墓志銘》還沾有隋唐楷書風氣外，大量書作為行楷、行書，并表現了非文人化的民間書法傾向。唐時高昌遺存書法與中原同期書法有差異的是：它并未反映出大唐楷書的成熟、行書的豐富、草書的豐收。唐代書法直承兩晉而開新風，文人書法占據着創作的主流，并取得無與倫比的曆史價值，斯時高昌雖為唐轄西州之地，但書法主流卻表現出承接北朝書風的趨向，且表現了較突出的民間書法特征，如《唐武悅墓表》、《史住者墓志》、《張君行母墓志》等。這種民間書法特征除在章法、字法、筆法上有較充分地表現外，還反映于異體字、俗字在書中的使用，如《張富琳墓志》等。唐時高昌書法雖未完全同步于中原書風，但它以鮮活的性靈和自由的精神注之于書，表現了高昌書法的地域特色和斯時書者的精神氣質，因而成為唐代文人書法創作的生動補充。

高昌墓磚書法的價值，還反映在它的書寫材料上。在中國書法史上，漢簡書法是一特例；它以木、竹為用，除墨書外還有漆書，由于生漆的黏着性和使用硬毫小筆的緣故，複因木、竹的材料特性，故漆書類漢簡既有輕松自由、跳擲自在的特點，又表現出毛澀、凝重的風神。高昌墓磚書法則以朱砂、白粉（少數用墨）3為書寫材料，在或塗底或不塗底的墓磚上書寫，表現出因材料而有的特殊韻緻。鑒于朱砂和白粉的濃稠度（相較于墨汗無疑是濃稠的），所以書寫時用筆的力量、速度，以及對筆鋒的駕馭無疑是有别于墨書的，亦不同于在紙上的書寫。但高昌墓磚的書者無疑是深谙工具和材料特性的，其書并未因所用材料的特異而流于凝滞和僵化，輕松自在的運筆，随機開合的章法，翩翩生姿的字法，常使觀者忘記其書寫材料的屬性；細察精微，仍可清晰分辨書者運筆的速度和用鋒的靈變，以及妙用提按，巧于使轉的筆法形式。

高昌墓磚書法所反映的較多的民間書法屬性，也許與斯時斯地人文環境有關，但它所透出的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民族氣質和特性又是無比鮮明而鮮活的，它的結集出版不僅提供了我們研究斯時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提供了古代書法藝術的一個鮮活、生動的特例，它對當代書法創作拓寬領域、啟發思路不無作用；它可以使我們從其豐富的藝術表現中找到創作的多種參照，并取得新的收獲。

注釋：

1見《辭海》P 5342 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

2刻工依書丹的 筆迹鑿刻而有的損失，與随意用刀改變書丹原迹而成的特點，其性質和效果是不一樣的。

3高昌墓磚書法所用朱砂和白粉，證之斯時壁畫、國畫所用，應為礦物質顔料。